當人類從原始社會進入階級社會，他們就被分成了兩種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這種社會中的政治制度以私有制為前提，它完全體現了人的自利和慾望。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一個設計不到位的政治制度，就容易出現腐敗。
但好在，人類對自己是有所瞭解的，他們始終都在追求一個能夠符合人性中的善，又能打破人性中的惡的政治制度。
這是張緒山老師思考人性與政治制度設計之間的關係的起點。
張緒山老師
01.
中西傳統人性論
不論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人們對於人性從來沒有停止過思考。道德是天生的嗎？人性本善還是本惡？還是說人性根本不分善惡？
關於這些問題，中西方都有自己的思考和答案。
在中國，主流的答案有三個：性善論、性惡論、性無善惡論。
主張性善論的是孟子。
孟子認為，人皆有「四端之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
▲所謂惻隱之心，孟子舉例說：當你看到一個小孩掉到井裡，你會不假思索就去救他，在這一瞬間，你想到的就不是這個孩子父母的感激，也不是鄉鄰的讚譽，更加不是厭惡孩子的哭聲，而是因為人天性中的「不忍」，所謂「不忍人之心」。
此「四端之心」分別對應著仁、義、禮、智，乃出於人之本心，所以人性本善。人所以不善，是因為他「不能盡其才」，這是由於受到外力影響，不是他的本性。
同為儒家弟子，荀子則認為人性本惡。人類天生就是餓了就要吃飯，冷了就要穿衣，累了就要休息，為自己的利益著想，熱愛享受（「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
這是人之本性，人們之所以懂得謙讓，子讓父，弟讓兄，是因為後天的培養。荀子說「人之性善，其善者，偽也。」這裡的「偽」，不是虛偽，而是「人為」，也就是後天的教化。荀子的性惡論成為後世法家的理論前提。
性無善惡論，是告子提出的。不過這段告子的論述，只記載在《孟子·告子》中。告子的看法是，人性原本不分善惡，全靠後天的影響決定一個人是善是惡。人生來就像一張白紙，染上什麼便是什麼，就像水本身沒有方向，河道往東它便往東，河道往西它便往西。那麼對於告子來說，人性是什麼呢？告子說「食色性也」。
以上便是中國古代關於人性的主流看法。
那麼西方世界的人性論又有哪些呢？
張老師指出，現代歐洲的人性論有兩個源頭，一個是古希臘神話，一個是基督教。
在古希臘神話中，人類是由普羅米修斯創造的，他按照天神的模樣，用泥土捏出人形，並從動物的靈魂中攝取善與惡兩種性格，封到了人的胸膛裡。此時的人類還只具有一半靈魂，智慧女神雅典娜驚歎於普羅米修斯的創造，便朝這些泥人吹了一口氣，從而人類有了完整的靈魂，具有了靈性。
▲魯本斯《被縛的普羅米修斯》，宙斯禁止人類用火，普羅米修斯看到人類生活的困苦，幫人類從阿波羅那裡偷取了火，因此觸怒宙斯。宙斯將普羅米修斯鎖在高加索山的懸崖上，每天派一隻鷹去吃他的肝，又讓他的肝每天重新長上，使他日日承受被惡鷹啄食肝臟的痛苦。
所以在古希臘神話中，人性中善惡兼有，同時還有高於一般動物的靈性。
而在基督教的教義中，人生來就是有罪的。這種原罪來源於我們的祖先——亞當和夏娃，他們偷食禁果，被驅逐出伊甸園，這便是「原罪」。作為後代的我們便世世代代揹負著這種罪惡，我們生來有罪，那麼本性必是惡的。
不過，亞當與夏娃的故事有一個邏輯矛盾，那就是，他們為何犯罪，這種惡從何而來？若他們是自甘墮落，那麼其本性中就有惡，也就是說上帝在創造他們時也創造了惡，這違背基督教對「上帝至善」的信仰；若這種惡來自外界，就說明上帝並非全知全能，也違背基督教的信仰。
這一矛盾最著名的解釋由經院哲學家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提出，奧古斯丁認為，上帝在造人的時候賦予了他們善與自由，上帝所創之物都是善的，所謂惡是善的缺失。
我們之所以作惡，是因為我們誤用或濫用了上帝賦予我們的自由意志，將惡帶入了這個原本不存在惡的世界。他的這一觀點，為之後西方制度的變化打下了基礎。
02.
人性論對制度設計的影響
對人性的不同認識，將會決定製度設計的方向。
自秦朝以後，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所採用的無非是儒家和法家，不是外儒內法，便是內儒外法。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依然相信人性是善的，所以它主張以道德的教化來影響人的善性，引發人們的善性，培養人們的善性。
但與此同時，法家則堅定地認為人性本惡，完全地拋棄對人性善的信任。這種惡無法用教化鎖住，所以法家以嚴刑峻法來防止犯罪。
張緒山老師指出，以法家政治倫理為治國要道者，無不奉行嚴刑峻法、暴行酷政，在根本上對民眾行為實行的是「有罪推定」。所以我們常常在電視裡看到，古代衙門審案常常在沒有審判結果時，第一句便是「把犯人帶上來」，這時就已經把這個嫌疑人視作犯人了。
但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缺陷，就是把至上的皇權視作善的化身，忽略對統治者人性中的惡的約束。儒家說：「惟有德者宜高位」，法家說：「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
處於高位之人必須有德，這個道理是對的。但這並不意味著處於高位之人一定有德，忽略這一點，就表示縱容了君主的任性妄為，他的惡行與惡德被強化為天然特權。
在這樣的一個制度中，從君主到官員，再到百姓，皆德行有缺。手握權力者被權力所吞噬，不受限制的君王慾望無邊，享有部分權力的官員欺上瞞下，而沒有權力的百姓，如何呢？
魯迅先生曾有過深刻的描述：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時常還不能饜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慾望。……暴君的臣民，只願暴政暴在他人的頭上，他卻看著高興，拿『殘酷』做娛樂，拿『他人的苦』做賞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領只是『倖免』。從『倖免』裡又選出犧牲，供給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慾望，但誰也不明白。死的說『阿呀』，活的高興著。」
這是專制制度的弊端，它是人性中惡的產物，是人性惡最典型的體現，它不利於人類善的培育。
在這一點上，中西方是相同的。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說：「專制制度乃是人類最原始、最可率性而為的制度。」
▲《論法的精神》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出版時間：2012年
中西方都曾為限制君主的惡性做出過努力，張老師認為，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與「天人合一」其實是有這種傾向的，所謂天人感應，就是應該上應天意，下應民心。君王作為天、地、人這三者之間的媒介物，他應該按照天意來統治民眾，同時把民眾的意志上達。所以君王行事要符合天意和民意，否則上天就會降臨災禍以示警告。
但這種說法在後來的觀點中被削弱了，反而加強了「君權神授」的觀點。
西方自然也經歷過君主專制制度的時期，但當經過發展的傳統人性論（希臘神話的善惡皆有和經奧古斯丁解釋的基督教人性論）進入政治倫理，政治制度也開始發生變化。
歐洲傳統的人性論有兩個關鍵點：
- 平等觀念：無論是君主還是平民，在上帝面前都是有罪的，不分高低；
- 自由意志：人類擁有自由意志，那麼便應當自己去追求幸福，他應當有為自己做選擇的權力。
正是因此，王權率先在歐洲被關進了制度的籠子裡。在美國《獨立宣言》的開篇，也尤為突出地表現了這種觀點：
「我們認為以下諸點是不言自喻的公理：人類生來是平等的，造物主賦予了他與生俱來的權利，即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政府是為了實現這些權利而設置的。因此政府只有在人民擁護的前提下才能行使其正當的權力。」
《獨立宣言》強調了平等、自由與民主，為現行的美國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礎。
03.
一個好的制度應該做什麼
那麼，什麼樣的制度能被稱作好的制度，一個好的制度應該考慮些什麼？
它應該認識到人性的惡，並有效防止它，所謂「用權力約束權力」。
大量的西方政治家、哲學家都清晰地認識這點。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說：
「把權力賦予人等於引狼入室，因為慾望具有獸性，縱然最優秀者，一旦大權在握，總傾向於被慾望的激情所腐蝕。故……法律是排除了激情的理性，因而它比個人更可取。」
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也說：
「在設計政府制度和確定憲法規則時，應把每個人都視為無賴，即設定掌權者的全部行動，除了謀求一己的私利外，別無其它目的。」
在人類目前的政治成就中，什麼政治制度可以做到這一點呢？
民主制度。
對於什麼是民主制度？張緒山老師做了如下總結：
- 本質：主權在民；
- 原則：法律至上；
- 特點：權力制衡；
- 形式：多數決定。
張老師指出，民主制度有兩大優點：
第一，它相信人類趨向善性和美德的品質。儘管人性中具有某種程度的劣根性，但依然願意相信人有向善的願望和追求，值得尊重和信任，所以它將國家權力（包括最重要的中樞權力）向全體國民開放。
第二，民主制度在信任人性善的同時，對權力促生人性惡有著充分的估計。越是掌權者，越需要受到約束，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所以民主制度從形式來講，就是以個人的小私慾來制約掌權者的大私慾。正如孟德斯鳩所說：
「在平民政體中，下令執法的那個人，意識到自己不但也受法律約束，而且還要對此承擔後果。」
所謂「為善如燈，為惡如崩」，如果一種制度無法束縛惡，那麼人的善性就很容易被摧毀。民主制度所做的就是，通過對惡的約束，從而保護善，釋放善。
在結尾，張緒山老師提到愛因斯坦的政治理想：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義。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被領導的人不應當受到強迫，他們必須有可能來選擇自己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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