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行走屬於行走文化中的一個部分。《水滸傳》中的江湖行走描寫眾多，主要集中在前八十二回宋江部被招安前“天罡地煞歸水滸”這一過程中，受招安之後徵遼、徵方臘即轉入軍旅生活描寫。江湖行走分為行走與居止。水滸人物在行走中展現個性，實踐人生價值，遊走於命運之間，最終迴歸梁山泊。水滸中的場景描寫成為旅途故事的重點，也由此產生了四種遭遇。從符號學的角度來說，“江湖行走”是一個穩定的“結構”，一個狹小的符號系統，也有著自己的寓意。這套系統表達了人對自身自由的熱誠和嚮往。這套系統的原始動力是人對自由的追求。《水滸傳》“江湖行走”所蘊含的精神意蘊有四種：自由精神、神秘意味、冒險意識、俠義精神。這套符號系統對後世俠義小說產生了重要影響，併為它們所模仿、借鑑和發展。

《水滸傳》江湖行走中的“行”與“止”

行走文化，“是指伴隨著行走規範與行走工具、行走設施等相關事象出現的風俗文化事象”。《水滸傳》的江湖行走是包括在廣義的行走文化之內的。不過它的特殊之處在於水滸中人面對的是“江湖”這個相對隱蔽、邊緣的社會。據何心和陽健雄二位先生統計，從王進私走延安府時算起，到宣和二年孟夏四月吉旦梁山泊大聚會，梁山泊好漢為聚義一路花了八年多的時間。實際上《水滸傳》的敘事時間要大於這個時間（二位先生推算王進私走延安府是在政和二年，然而第三十五回宋江回到鄆城縣，宋太公說道“我如今為何喚你歸來？近聞朝廷冊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書，應有民間犯了大罪，盡減一等科斷，俱已行開各處施行。”按《宋史》卷二十一《徽宗三》：“政和五年二月乙巳，立定王桓為太子。甲寅，冊皇太子，赦天下。”宋江回到鄆城是在政和五年春二月。從王進出走到宋江在鄆城二月被捕，故事已發生了五年，時間線索清晰，故筆者以為王進事應在政和元年甚至還要靠後一些。）。梁山泊好漢大聚義以後還有一些江湖上的行走活動，一直持續到全夥大招安為止。

《水滸傳》中的江湖行走是指以江湖作為人物活動背景的、帶有鮮明個性特徵的行走。它與“行走江湖”不同，前者重在“行走”，後者重在“江湖”，而此處的江湖不過是行走的背景，它重在“行走”。它也與一般意義上的行旅、旅行不同，它有著自己的特殊性，即生活的不穩定性、生存環境的不安全感、暴力與信義並存。 江湖行走與軍事行動也不同，軍事行動是軍事集團作戰的需要，這與個人行走於路途之上有很大區別。

江湖行走與一般的行商、遊學、探親訪友及戍役不同，主要在於水滸中人面對的是充滿不確定性的“江湖”，“江湖是官府和法律難以管到的地方，有時江湖根本就拒絕官府的介入，或者官府因為沒有能力而不主動介入。”行商、遊學等皆是正常的社會活動，它們的行旅活動從行旅主體、行走和居止禮俗、行走工具、人生追求及結夥團隊與否等都與水滸行走不同，雖然他們在路上面對的問題（如自然災害，虎患、盜匪等）也並不比水滸中人少。

• 一、行走主體不同

《水滸傳》江湖行走的主體是僧道、罪犯、下級官吏和無正當職業者，作為行旅主體的商賈、士子、官僚，在《水滸傳》裡多成為被打劫的對象，梁山泊大聚義後，他們的情況才有好轉，但官員除外。“原來泊子裡好漢，但閒便下山，或帶人馬，或只是數個頭領，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車輛人馬，任從經過；若是上任官員，箱裡搜出金銀來時，全家不留。”士子游學大約只有“不得第的秀才”王倫一人，“原來王倫當初不得地之時，與杜遷投奔柴進，多得柴進留在莊子上住了幾時；臨起身又齎發盤纏銀兩，因此有恩。”

• 二、是否遵守行走的禮俗

士子、商賈出門遠行，都要選一個黃道吉日，並且有一定的 禮儀，俗語所謂“三六九，往外走”、“送行的餃子接風的面”，如《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商人蔣興哥“

• 三、行走工具不同

士子、商人行走多有代步的工具，如驢、騾、車、馬、轎等，而江湖行走多是步行，很少騎馬坐轎乘車。

• 四、人生追求不同

人生追求不同。商賈求利，唐代柳祥《瀟湘錄·鄭紹》中的商人鄭紹，自謂道：“餘一商耳，多遊南北，唯利是求。”遊學求官，如唐代範攄《云溪友議·李義琛》講李義琛兄弟三人赴京應試，“

• 五、是否結夥行走

士、商為了安全起見，多結夥行走，特別是一些盜匪、虎狼多發地區。甚至客商和書生還有僕隸跟從服侍。如“伏到午時後，一夥客人約有三百餘人，結蹤而過，林沖有不敢動手，讓他過去。”（第十一回）；景陽岡一節，店小二特別強調官府榜文，“可教往來客人，結夥成隊，於巳、午、未三個時辰過岡，其餘寅、卯、申、酉、戌、亥六個時辰，不許過岡。更兼單身客人，不許白日過岡，務要等伴結夥而過。”（第二十三回）水滸中人除非有軍事行動，多是單身行走，而武松獨上景陽岡是按自己以往的行走習慣，並非有意使氣。

在《水滸傳》裡，故事人物的行為不外乎“行”與“止”兩方面，“行”即行走，“止”即居止，也就是他們居住和停留的場所。《水滸傳》以梁山泊水滸寨為敘事場景的中心，一百單八將在“眾虎同心歸水泊”之前，雖然人生遭際不同，卻都是一個在不斷流動的過程，這也是王學泰先生視《水滸傳》的主題為“遊民說”的主要依據之一。江湖好漢在不斷的社會流動中尋找機會，他們不可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和穩定的職業，所以他們的傳奇故事也往往發生在不斷的“運動”中。這不僅是話本小說吸引讀者的需要，更是一種理所當然的“人”、“事”安排。水滸故事的發生地域涉及大半個中國，《水滸傳》中有關江湖行走的部分集中在前八十二回，宋江部受招安後即是軍旅生涯了。夏志清先生在論《水滸傳》一書時說道，“在這個充滿傳奇式冒險的世界裡，最有象徵意味的是英雄們畢生奔波不停的道路，其次是英雄們打尖吃喝的客店。”“道路”與“客店”實際上是“行”與“止”的具體表現。

江湖行走中的“行”

水滸人物江湖行走中的“行”，可以從民俗學的角度對行走文化事象進行分析，行走文化包括行走的禮俗、行走的工具、行走的設施、行走職業者等五類

• 一、行走的禮俗

（一）出門送別。除了事發突然的逃犯、官定日期的官差人員和罪犯外，一般出行的人都會看個日子，選個吉利的日期，先前一日燒了神福，當日拜辭親人和家堂 ，然後出發。如第六十一回盧俊義去泰安州，“第三日，燒了神福給散了”“次日五更，盧俊義起來，沐浴罷，更換一身新衣服，取出器械，到後堂裡辭別了祖先香火，出門上路。”即使囚犯命運不濟，也會有親友來置酒相送，如林沖刺配滄州，（董超、薛霸）“二人領了公文，押送林沖出開封府來。只見眾鄰舍並林沖的丈人張教頭，都在府前接著，同林沖兩個公人，到州橋下酒店裡坐定。”武松被張都監害流配恩州，“

（二）接風洗塵。在山東河北一帶，有兩個地方是江湖好漢最喜造訪的，一是橫海郡柴大官人莊，一是鄆城宋家莊。原因在於柴進、宋江不管客人是什麼身份，一律熱情接納，好酒好飯管待，臨行再送銀兩。梁山泊上的頭領下山，回來後也都擺酒迎接。宋江流落江湖後，憑藉他在江湖上的人脈，從橫海郡到孔家莊、清風寨，所到之處無不盛情款待。

（三）挽留客人。一再挽留客人是待客熱情的表現，武松流配孟州路經十字坡，留在張青家裡，“次日，武松要行，張青那裡肯放，一連留住，管待了三日。”宋江要去清風寨探望花榮，“自此兩個（宋江、武松）在孔太公莊上，一住過了十日之上，宋江與武松要行，相辭孔太公父子。孔明、孔亮那裡肯放，又留住了三五日。宋江堅執要行，孔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筵席送行了。”

(四) 行走的禁忌。強人路上相見，互相行禮，下拜只能稱“剪拂”，取吉利之意。在飲食方面的禁忌，只有戴宗不吃葷酒，拴上甲馬後要念咒語，到晚“投客店安歇。解下甲馬，取數陌金錢燒送了。”中途休息時，“脫下杏黃衫，噴口水”。他的這些儀式不能改動，也不能冒犯。

• 二、行走的工具

《水滸傳》中的行走多是靠步行，其原因除了古代水陸交通不便、好漢們的身份特殊（僧、道、犯人等）外，步行無疑更能表現他們武藝高強的一面（腳力）來。從客觀上說，步行會延長小說的敘事時間，是故事場景的輪換不致於過快。所以走路簡捷、快速也會是一項特殊的才能，如戴宗，綽號神行太保，“原來這戴院長有一等驚人的道術：但出路時，齎書飛報緊急軍情事，把兩個甲馬拴在兩隻腿上，作起神行法來，一日能行五百里；把四個甲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百里。”至於“甲馬”，周寶珠先生以為，“紙馬，古又稱甲馬，是畫在紙上供神佛用的馬。”“......《天香樓偶得》（清代虞兆隆著）雲：‘俗於紙上畫神佛塗以紅黃彩色而祭賽之，畢即焚化，謂之甲馬。以此紙為神佛之所憑依，似乎馬也。’”梁山英雄排名榜上的地劣星霍閃婆王定六，也是“因為走跳的快”。戴宗的座次也高於張順兄弟和阮氏三雄這些水上英雄。除了步行，行走的工具有轎、車、船、馬等。

（一）轎。轎子是一種比較高級的交通工具，一般除了官員，平民不能坐轎，《宋史》卷十八《哲宗二》記載，紹聖二年，“六月壬辰，禁京城士人輿轎。”《水滸傳》中的轎多是二人抬轎，渭州府尹去拜訪老種略相公，“府尹隨即上轎，來到經略府前，下了轎子，把門軍士入去報知。”宿太尉去西嶽華山時除了坐船就是坐轎；女子外出也可坐轎，潘巧雲去報恩寺是坐轎；好色的王虎聽得說有轎子從山下過，“想此轎子必是婦人，便點起三五十小嘍囉，便要下山。”（第三十二回）果然是劉知寨的夫人。坐轎的好漢並不多，魯達去五臺山出家，“趙員外與魯提轄兩乘轎子抬上山來，一面使莊客前去通報。”魯智深在桃花莊，“太公叫莊客安排轎子，抬了魯智深，帶了禪杖、戒刀、行李。李忠也上了馬。太公也坐了一乘小轎。”晁蓋等人上梁山泊入夥，“小嘍囉抬過七乘山轎，（晁蓋等）七個人都上轎子，一徑投南山水寨裡來。”

（二）車。車子除了裝運貨物，也可以坐人。車子有手推車和太平車、江州車兒。關於太平車,宋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三《般載雜賣》曰：“東京般載車，大者曰太平，上有箱無蓋，廂如構欄而平，板壁前出兩木，長二三尺許，駕車人在中間，兩手扶捉糸安鞭駕之。前列騾或驢二十餘，前後作兩行，或牛五七頭拽之。車兩輪與廂齊，後有兩斜木腳拖，夜，中間懸一鐵鈴，行即有聲，使遠來者車相避。仍於車後系驢騾二頭，遇下峻險橋路，以鞭諕之，使倒坐糹垂車，令緩行也。可載數十石。官中車惟用驢差小耳。”；江州車，是晁蓋諸人偽裝成販棗商人時所用車。宋代高承《事物紀原》卷八《小車》條有“（三國時的）流馬，即今之獨推者是，而民間謂之江州車子。按《後漢·郡國志》，巴郡有江州縣，是時劉備全有巴蜀之地，疑亮之創始作之於江州縣當時云然，故後人以為名也。”太平車是一種大車，裝載量大，所以盧俊義去泰安州用太平車，梁中書派楊志送生辰綱原打算也是用“十輛太平車子”；而顧大嫂派人接樂大娘子是手推車。林沖被魯智深救後，因腳傷走不得路，坐的車應該是一種小車，“行了兩程，討了一輛車子，林沖上車將息，三個跟著車子行著。”“跟著車子”說明還是有畜力拉著的。徐寧被賺上梁山，“只見路旁邊三四個頭口，拽出一輛空車子，山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背後一個人駕車；旁邊一個客人，看著湯隆，納頭便拜。”“頭口（音 gu，輕聲）”指大牲口，這應該是一種大車，坐四個人也不妨事。

（三）船，也是《水滸傳》裡重要的交通工具，渡江過河，運輸貨物都要靠船。古代多用帆船。楊志從江南運花石綱、郭盛販水銀都是走黃河這條水路（黃河可能是淮河之誤），都離不開船；宋江過潯陽江、張順過揚子江也是靠船；至於梁山泊用船更是常事。《水滸傳》裡的船,官船相對民船要好得多，也大一些，特別是有一種海鰍船，供官軍徵梁山泊用。

（四）馬在古代主要用作軍事作戰（在整個宋代，朝廷用馬是嚴重不足的。），在平民旅行中也有很大的作用，但也侷限於大戶人家，對於江湖行走中人來說，騎馬代步的機會並不多，王進私走延安府時，家裡應該只有一匹馬，只能讓母親騎乘，“王進自去備了馬，牽出後槽，將料袋袱駝搭上，把索子拴縛牢了，牽在後門外，扶娘上了馬。家中粗重都棄了，鎖上前後門，挑了擔兒，跟在馬後。”魯達走到代州雁門縣，遇到金氏父女，趙員外“先使人去莊上，叫牽兩匹馬來。未及晌午，馬已到來。”施老管營聽得武松打敗蔣門神、兒子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後，“自騎了馬直來店裡相謝武松，連日在店內飲酒作賀。”“當日施恩正和武松在店裡閒坐說話，論些拳棒槍法。只見店門前兩三軍漢，牽著一匹馬，來店裡尋問主人道：‘那個是打虎的武都頭？’”張都監是軍方官員，軍隊馬匹盡有，用來請武松也合情理。除了馬，驢騾牛也是重要的代步工具。如晁蓋等人火併王倫後，“晁蓋與吳用、公孫勝、林沖飲酒至天明，只見小嘍囉報喜道：‘三阮頭領得了二十餘輛車子金銀財物，並四五十匹驢騾頭口。’”

• 三、行走的設施

行走設施包括道路、橋樑、旅館、渡口等。

（一）道路。《水滸傳》裡的道路可分為驛道和小道。驛道又稱官道，為大路，安全性高，也有酒店旅館驛館可供來往客人安歇食宿；而小路就就危險得多了：“小路走，多大蟲，又有乘勢奪包裹的剪徑賊人。”

（二）橋樑。《水滸傳》裡涉及橋樑之處的描寫比較多，就其種類來說，有獨木橋、闊板橋、石橋、浮橋（又稱滑橋）、吊橋等。就其名目來說，汴梁城有天漢州橋（楊志賣刀處）、金梁橋（董將士在下開生藥鋪）、太平橋（張小閒）等；泰安城有迎恩橋（任原住在下面的客店裡），渭州的狀元橋（鄭屠店），陽穀縣的獅子橋（西門慶在其下的酒樓裡吃酒被殺）等。書中常用“橋下”一語，大約是指橋的高度來說的，《清明上河圖》裡的橋，稱之為“虹橋”的，比兩岸的地面要高出許多。至於鄉間的橋，一般比較簡陋，不是很高，如武松等五人“行至浦邊，一條闊板橋，一座牌樓，上有牌額，寫著道‘飛雲浦’三字。”

（三）渡口。《水滸傳》裡的渡口，較為有名的有梁山泊渡口，位於金沙灘，供梁山泊人員來往之用；雙林渡口（燕青射雁處）；潯陽江、揚子江、渭河、黃河皆有渡口。一些做私商買賣的強人也會沿江邊拉些客商上船，稱為“私渡”，“有那一等客人，貪省貫百錢的，又要快，便來下我船。”（張橫語）。這些不從渡口上船的客商往往有性命之虞。

• 四、行走職業者

《歧路燈》第四四回稱之為“俗語說，‘艄、皂、店、腳、牙’——艄是篙工，皂是衙役，店是當槽的，腳是趕腳的，牙是牛馬牙子。天下這幾行人，聰明的要緊，閱歷的到家，只見了錢時，那個刁鑽頑皮，就要做到一百二十四分的。”，《兒女英雄傳》第三回說道：“世上最難纏的無過‘車船店腳牙’。”“車船店腳牙”指的是交通運輸中的五大行業，“車、船、店”較容易理解，“腳”指的是由憑體力幫客商運輸貨物的人所組成的行當，即“趕腳的”，包括轎伕、腳伕；“牙”指貨棧，《水滸傳》裡還沒有出現，故本文不論。這一節主要分析的有轎伕、車伕、船家和腳伕。一般這些處於社會下層的勞動者都比較老實可靠，誠實守信，為維繫生存而奔走，也比較膽小。但也有強人混跡其中。

(一) 轎伕。如在清風山，劉知寨夫人被宋江救下，“那婦人拜謝了下山，兩個轎伕也得了性命，抬著那婦人下山來，飛也似走，只恨爺孃少生了兩隻腳。”“眾人見轎伕走得快，便說道：‘你兩個閒常在鎮上抬轎時，只是鵝行鴨步，如今卻怎地這等走的快？’那兩個轎伕應道：‘本是走不動，卻被背後老大栗暴打將來。’眾人笑道：‘你莫不見鬼？背後那得人。’轎伕方才敢回頭，看了道：‘哎也！是我走的慌了，腳後跟只打著腦杓子。’”“鵝行鴨步”與“腳後跟只打著腦杓子”寫出轎伕在不同的時刻兩種不同的步態：安閒與惶急。又如楊雄叫轎伕把轎子抬到翠屏山，然後讓他們山下等著，“楊雄道：‘你只顧且上去。轎伕只在這裡等候，不要來，少刻一發打發你酒錢。’轎伕道：‘這個不妨，小人自只在此間伺候便了。’”“卻說這兩個轎伕在半山裡等到紅日平西，不見三個下來。分付了，又不敢上去。”

（二）車伕。車伕可以是自己推車，亦可以是駕車，在古代也有一定的技術要求。盧俊義路過樑山泊，“卻好行到林子邊，只聽的一聲呼哨響，嚇的李固和兩個當直的沒躲處。盧俊義教把車仗押在一邊。車伕眾人都躲在車子底下叫苦。”這些車伕都是駕駛太平車的，所以一遇到強盜就下車躲避。

（三）船家。一般渡口處都有渡船，也有一些漁船也可用來渡客，撐船的人叫梢公，李立曾說他“專在揚子江中撐船梢公為生，能識水性。”童威、童猛“專販私鹽來這裡貨賣”，二人卻不是載客為生；張橫、張旺、孫三載客卻是劫殺；這些都是一些水路上的特例，實際上大多數撐船的人還是可靠的，所以宋江在李立安排下，“宋江自和兩個公人下船，投江州來。這梢公非比前番，拽起一帆風篷，早送到江州上岸。”

（四）腳伕。腳伕指搬運貨物行李的伕役，他們在《水滸傳》裡的交通運輸上起的作用很大，他們扛抬貨物、翻山越嶺比車子更有機動性，但也更為辛苦。楊志去東京求職，'“今來收得一擔兒錢物”“僱倩莊家挑那擔兒”，這個腳伕是臨時僱用，不像是職業腳伕；腳伕應有自己的職業特徵，所以楊志建議梁中書不要用太平車送生辰綱，“點十個壯健的廂禁軍，卻裝做腳伕挑著”；盧俊義去泰安州，“討了十輛太平車子，喚了十個腳伕，四五十拽車頭口，把行李裝上車子，行貨拴縛完備。”梁山泊好漢江州解救宋江、大名府解救盧俊義有一部分就是扮作腳伕，（江州）“只見法場南邊一夥挑擔的腳伕，又要挨將入來。”

江湖行走中的“止”

“止”，指的是江湖中人賴以棲止（居住和停留）的場所，在《水滸傳》裡主要包括寺、廟、林子、農莊、旅店酒館等。就數量來說，“店”和“廟”是江湖行走中最重要的休息場所。

一、寺庵。古代的旅店包括寺院旅舍在內，一般的寺院除了允許本門僧眾掛搭外，也有專供來往旅客食宿的地方，一般不收房錢，但旅客會拿出一部分錢當做香火錢給予寺院。接待賓客的地方叫知客寮，有知客僧專管此事。所以魯智深來到瓦罐之寺，先投知客寮去。至於書生、落魄客商寄寓寺院的描述，在《水滸傳》裡是沒有的。《水滸傳》裡的重要寺庵有觀音庵、五臺山文殊院，東京大相國寺，杭州六和寺等。

二、廟。廟是民間信仰活動最為集中的場所，所以《水滸傳》裡出現了大量的廟宇，依祭祀對象不同，有土地廟、城隍廟、文廟、山神廟、靈官廟、龍王廟、烏龍神廟、白龍廟、玄女之廟、泗州大聖廟、西嶽華山金天聖帝廟、東嶽天齊仁聖帝廟、張順廟、靖忠廟等等（王平先生在《“靈官殿”小考——兼及成書時間問題》一文裡，認為“《水滸傳》第十三回和第十四回都寫到了劉唐醉臥靈官殿，這應是靈官信仰在民間較為普遍所致。有關靈官之名及其事蹟、信仰的記載都大量出現於明永樂年間之後，因此關於靈官殿的細節應視為推斷《水滸傳》成書時間的重要參考依據。”

依筆者之見，就靈官殿這一描寫來看，《水滸傳》成書，似更符合明代弘治年間的情形。

其實，“靈官廟”在元代中期成書的《胡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一的《中興名將》一文裡即以出現，文曰：“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至靈官廟伺候賀朔，忽與廊柱下見一虎蹲臥......”；《中興名將》原文出自南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丙編卷二“鄿王夫人”條：“韓鄿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由“廟”演變為“靈官廟”有一個具體化的過程。從這裡可以看出，把“靈官廟”與《水滸》的成書時間聯繫起來，理由還不夠充分。） 還有一些不知名字的“小古廟”，也可安身休息。中國的民間信仰眾多，有很多民間神，江湖行走中人對這些神都很尊崇，也在旅途中祈求神靈護佑，這與他們有一種不安全感關係甚大，如林沖去打酒，“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見一所古廟。林沖頂禮道：‘神明庇佑，改日來燒錢紙。’”。

除了精神上的撫慰與指導作用，如玄女廟、烏龍神廟之於宋江等人，廟在水滸敘事裡是僅次於客店的休息場所，廟裡一般得有廟祝，但是書裡的廟大多比較破敗、積塵甚厚；只有岱廟、西嶽廟富麗堂皇。劉唐為了見到晁蓋，晚上宿於靈官殿；李逵殺虎之後宿於泗州大聖廟；林沖宿于山神廟，“入的裡面看時，殿上做著一尊金甲山神，兩邊一個判官，一個小鬼，側邊堆著一堆紙。團團看來，又沒鄰舍，又無廟主。”武松逃出孟州後，“望見一座樹林裡一個小小古廟。武松奔入裡面，把朴刀倚了，解下包裹來做了枕頭，撲翻身便睡。”燕青、李逵為了抓到董海、王江，“當晚兩個且向山邊一個古廟中供床上宿歇。”聖手書生蕭讓在濟州“州衙東首文廟前居住”文廟是祭祀孔子的廟。這些廟以山神廟和土地廟最為常見，現在農村地區還都可以見到，逢年過節也會有人去獻供。《水滸傳》中卻沒有今日在鄉村常見的關公廟，甚為可怪。筆者以為這與《水滸傳》的成書時間有關。《水滸傳》應該是關公信仰極其普遍、關王廟大量出現之前成的書，否則書中大量的廟宇描寫中，不可能沒有一處提到關王廟。據包詩卿的研究，“明代以前，關羽信仰只是初步地確立起來。從其地位來說，還是不能超過諸葛亮；從廟宇的分佈來看，主要集中在“燕趙荊楚”之間。”“嘉靖年間是關羽信仰迅速普及和廟宇大規模興修的關鍵時期，......到嘉靖中後期，關羽祠祀已是‘廟祀亦遍天下，與孔子等。’”

這就透露出兩個重要信息：一、《水滸傳》的作者不是“燕趙荊楚”人；二、《水滸傳》的成書應該在嘉靖之前。

三、林子。林子可以作為旅途憩息的地方，特別是在夏天，如楊志一行人去東京送金珠寶貝，走到黃泥岡，酷熱難耐，坐在林子下乘涼；但是旅行中如果沒有房屋寄宿，在林子裡也可以將就過夜，如楊志去二龍山，“行了一日，看看漸晚，卻早望見一座高山，楊志道：‘俺去林子裡且歇一夜，明日卻上山去。’”沒有想到魯智深也在這裡過夜，於是二人結識了。林子可以是來往旅客休息的地方，也是命案多發的地帶，如赤松林、野豬林等。

四、農莊。如果沒有找到旅店過夜，旅客可以找莊戶人家借宿，依例拜納房金，不過《水滸傳》裡的莊戶人都很厚道，一般都以禮相待，不要報酬，還管待飯食住宿。王進和母親去延安府，借宿在史家莊；魯智深去東京，在桃花山借宿；宋江等三人去江州，借宿於揭陽鎮穆家莊；燕青、李逵離開東京回梁山泊，傍晚借宿於四柳村和離荊門鎮不遠的一個莊院等。這些大莊院的主人一律是老太公，心地善良，而且都盡力招待求宿之客。投宿之人心存感激，往往憑自己本事為房主排憂解難，如王進收史進為徒，魯智深痛打周通，燕青、李逵解救被搶的民女等。

不論寺院古廟還是林子莊院，都是不得已的情況下的寄宿場所，旅客行走主要歇息的地點還是酒店、客店。

五、《水滸傳》裡關於旅行之人食宿歇息的場所名目繁多，有酒店、客店、酒肆、酒樓、飯店、茶坊、村店、村酒店、茶酒店、旅店等等。從功能上說，大體上可分為酒店、客店、茶坊等三種。《水滸傳》寫的是英雄傳奇，人物迴歸的中心是梁山泊，在那裡“大碗吃酒，大塊吃肉，論秤分金銀，量身穿衣服”，似乎是人生的極樂世界。在迴歸山泊的過程中，他們一路上也大多能吃善飲，酒量驚人，所以書中寫酒店的地方就很多，“酒店”二字出現的頻率遠高於客店（據筆者粗略統計，“酒店”、“村酒店”出現 167 次，“酒肆”出現 27 次，“酒樓”22 次，“村店”出現 21 次，“客店”出現 99 次，“茶坊”29 次，“飯店”4 次，“旅店”2 次，“旅館”1 次。），“酒店”事象極為突出。

（一）酒店、酒肆、酒樓、村店、村酒店，他們的特徵是屋外懸掛酒旗、酒旆、招子，有時也用草帚代替酒旗。他們主要供來往客商旅人飲食；一般是依“酒店”稱呼這一類，但在行文中有變通的叫法，如魯達、李忠、史進“三個人轉灣抹角，來到州橋之下，一個潘家有名的酒店。門前挑出望竿，掛著酒旆，漾在空中飄蕩。怎見得好座酒肆？”“三人上到潘家酒樓上，揀個濟楚閣兒裡坐下。”“酒店”、“酒肆”、“酒樓”三者並用，可證三者實際上是指一種事物。依各自規模的大小，又可細分為大酒樓與普通酒店。較為有名的酒店都以酒樓稱之，如大名府的翠雲樓，江州的潯陽樓，渭州的潘家酒樓，陽穀縣獅子橋下大酒樓等。酒樓的設施比較齊全，如大名府翠雲樓，“原來這座酒樓，名貫河北，號為第一。上有三簷滴水，雕樑繡柱，極是造得好。樓上樓下，有百十處閣子。終朝鼓樂喧天，每日笙歌聒耳。”潯陽樓，“雕簷映日，畫棟飛雲。碧闌干低接軒窗，翠簾幕高懸戶牖。吹笙品笛，盡都是公子王孫；執盞擎壺，擺列著歌姬舞女。”不但美食盡有，而且器皿使用也有講究，“一樽藍橋風月美酒，擺下菜蔬時新果品按酒，列幾般肥羊、嫩雞、釀鵝、精肉，盡使硃紅盤碟。”

鄉村酒店，亦稱村店，設施較為簡單，泥牆茅茨；食物品種也不豐富，一般只有渾白酒、茅柴白酒，牛羊肉，一般菜蔬。如五臺山下的小酒店，“傍村酒肆已多年，斜插桑麻古道邊。白板凳鋪賓客坐，矮籬笆用棘荊編。破甕榨成黃米酒，柴門挑出布青帘。更有一般堪笑處，牛屎泥牆畫酒仙。”形象地描述出村店的特點來：白板凳、棘荊籬笆、黃米酒、青布簾子、泥牆。梁山泊李家道口酒店，“乾乾淨淨，有二十副座頭，盡是紅油桌凳，一帶都是檻窗。”（第三十九回）“紅油桌凳”已經是很好的了，曹正開的酒店，使用的還是“桑木桌凳”。

（二）客店、旅店。《水滸傳》裡把管人住宿的店叫客店，不稱旅店，只有在韻文裡有“旅店”一詞出現：“萬里黃泉無旅店，三魂今夜落誰家？”（第八回）宋代的客店主要提供住宿，也提供飯食，不過需要客人自己打火做飯，《夷堅丁志》卷第五《陳才輔》兵卒與犯人投邸店，“買菜作羹，一坐房前，一吹火爐間，一洗菜水畔。”《水滸傳》裡描寫的旅店情況還是合乎史實的。魯智深“自離了五臺山文殊院，取路投東京來，行了半月之上。於路不投寺院去歇，只是客店內打火安身，白日間酒肆裡買吃。”“客店安身”、“酒肆買吃”是魯智深旅行的一貫作法，原因在於客店的飯食較差。時遷等三人頭梁山泊，路過祝家店，店裡肉已賣完，只有一甕酒，他們借了五升米下鍋，吃飯時店家拿出“一碟兒熟菜”給他們下飯，以致時遷偷雞惹禍。但是客店主人對犯人較為寬容，“宋時途路上客店人家，但是公人監押囚人來歇，不要房錢。”

（三）飯店、茶坊。“飯店”在《水滸傳》裡出現了四次，（鄆哥）“將銀子和米把與老兒，便跟了二人（武松、何九叔）出巷口一個飯店樓上來。武松叫過賣造三分飯來，．．．．．．”（李逵）“走到巳牌時分，看看肚裡又飢又渴，四下裡都是山徑小路，不見有一個酒店飯店。”（李逵）“這腳卻似有人在下面推的相似，腳不點地，只管得走去了。看見酒肉飯店，又不能勾入去買吃。”“時遷卻把空皮匣子明明的拴在擔子上，吃了飯食，還了打火錢，挑上擔兒，出店門便走。到二十里路上，撞見湯隆，兩個便入酒店裡商量。湯隆道：‘你只依我從這條路走，但過路上酒店、飯店、客店，門上若見有白粉圈兒，你便可就在那店裡買酒買肉吃。客店之中，就便安歇。’”從文中看，酒店、飯店、客店分的還是很清楚的，飯店是提供飯食的店，它與酒店、客店的區別在於它主要提供飯食，大約是按時間做飯，也不提供住宿。酒店的食品應該比飯店豐富一些。

茶坊是個供人吃茶談天的地方，茶坊主不但賣泡茶，也賣其它的飲品，如薑茶、梅湯、 和合湯等。茶坊也有大小之分，一般位於城市之中。《東京夢華錄》卷二《潘樓東街巷》載：“舊曹門街，北山子茶坊，內有仙洞、仙橋，仕女往往夜遊，吃茶於彼。”“又東十字大街，曰從行裹角，茶坊每五更點燈，博易買賣衣物、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子。”吳自牧寫到臨安的茶肆時說到：“汴京熟食店，張掛名畫，所以勾引觀者，留戀食客。今杭州茶肆亦如之，插四時花，掛名人畫，裝點店面。四時賣奇異茶湯，冬月添賣七寶擂茶、饊子、蔥茶，或賣鹽豉湯，雪天添賣雪泡梅花酒，或縮脾飲暑藥之屬。”史進走到渭州，見一個小小茶坊，正在路口。史進便入茶坊裡來，揀一副坐位坐了。茶博士問道：‘客官吃甚茶？’史進道：‘吃個泡茶。’茶博士點個泡茶，放在史進面前。”西門慶在王婆茶坊，吃了一個梅湯，一盞和合湯，兩盞薑茶。何濤去鄆城縣捉晁蓋等人，先去見知縣，“走去縣對門一個茶坊裡坐下吃茶相等，吃了一個泡茶”，何濤見宋江是在鄆城縣衙門口的茶坊裡。梁山眾人到東京，茶坊是宋江等人的聯絡點，柴進、燕青“當下兩個入得城來，行到御街上，往來看玩。轉過東華門外，見酒肆茶坊，不計其數，往來錦衣花帽之人，紛紛濟濟，各有服色，都在茶坊酒肆中坐地。”“宋江便喚燕青，附耳低言道：‘我要見李師師一面，暗裡取事。你可生個宛曲入去，我在此間吃茶等你。’宋江自和柴進、戴宗在茶坊裡吃茶。”

《水滸傳》裡的店主夥計，如店家、店小二、茶博士等服務經營人員，大多誠信經營、服務周到，一般是先吃飯住宿，臨走時再結賬付錢。他們言語和氣，禮貌待客，盡力為來往客人提供方便。但也有見財起意、殺人劫財的隱匿其中、伺機而作。

總之，行走與居止貫穿於水滸行走文化事象的始終，也是故事人物在一定場景中展開性格的必要條件。行走與居止既是旅人生理本能的需要，也是小說敘事情節發展“張弛有度”的需要

《水滸傳》作為經典之作，原因並不僅僅在於它的故事性，而是敘事之中的細節在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時，深信它所講的故事是真實的；這種細節描寫的深刻性和讀者心悅誠服的接受心理，恐怕是其中豐富的民俗文化事象在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這也使後來的續作和武俠小說難以超越，它們在模仿的同時，只能在某一方面加以深化（即“水滸風格”）——實際上現代武俠小說是“水滸風格”的弘揚，是《水滸傳》江湖行走四種內在意蘊精神在清代被壓抑後的完全張揚。

作為“衣食住用行”五大方面之一的“行走”，它在水滸敘事中起著橋樑與扭帶的作用，可以說梁山好漢聚義的過程稱就是一個不斷行走過程，敘事程式化使現象反覆呈現，不過由於文化事象的豐富性，能夠使場景避免單調，增加了可讀性；後來的續書和武俠小說在這些方面可發揮的空間並不大，也許是能力所限，更深刻的原因也許是《水滸傳》歷史文化事象不斷累積的結晶，這種累積具有不可重複性。總而言之，江湖行走在《水滸傳》裡表現的很突出，對這一現象進行研究，是有一定的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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