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北省作家協會主席李修文的口述整理成文——《我的心是亂的，現在沒辦法寫作》刊登於新民週刊。
被困在武漢的作者在文中坦誠承認，“自己的心都是亂的，本來確實打算寫點東西，但實際上根本做不到。”
此文一經發表，引發各方爭議。
有人認為這篇文章是一個身臨其境作家內心狀態的真實寫照，是有真情、有良知的寫作；
但也有不少人嘲笑他膽小懦弱，斥責其文風頹喪，靈魂怯懦。作為作協主席在如此緊急的情況下不去當志願者，卻在這裡不顧輿論影響，傳播負能量。
其實就這篇文章及文章所引發的輿論爭議，有很多值得我們思考和討論的東西。
一、李修文這篇口述真的是在傳播負能量嗎？
在社會學領域內，所謂負能量與正能量相對，指不被這個社會的道德標準所認同的人性的惡。
和李修文所表露的恐慌情緒相比，“武漢加油”，“中國必勝”這樣高昂的聲音顯然更符合通常意義上我們對正能量的定義。
但是這些來自武漢之外的正能量之聲，就緩解疫區群眾焦慮而言，能夠產生多少實際作用，是否在更多緩解的是我們作為旁觀者的道德焦慮…這其實是值得我們去深思的。
有疫區的心理諮詢師說，他在疫情期間給患者做相關諮詢時發現，面對人們的焦慮和恐慌，口號式的鼓勵其實是沒有多大用處的，有用的是傾聽傾訴，深度共情，真實的數據和身邊真實的情況。
如果每天眼睜睜看著鄰居朋友患病住不到床位，疑似得不到確診，父母妻兒包括自己隨時有著可能被感染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還能做到處變不驚的人，與其說是正能量爆棚，不如說是冷漠和遲鈍。
那對一個戰略家來說或許是好品質，但對一個作家來說絕對不是。
我在李修文的這篇文章裡的確看到了人本能的恐懼，但那不是人性的惡，而是人性的真。
這種真實也是力量。
就像在面對遭遇心理創傷的人群時，一句“我理解你，我與你感同身受”要比“加油，你必須挺過去”更具有撫慰效果。
人只有首先承認苦難的存在，看到生活的痛楚，自身的軟弱，才有可能進一步談及戰勝和翻越。
否則一切煞有其是的鼓舞和助威，都不過是雷聲大雨點小的假動作。
不僅無用，而且偽善。
二、面對疫情，一個作家該做什麼？
有人讀過李修文的這篇口述，把他定義為因恐懼而失語，戰戰兢兢魂不守舍的“軟蛋”，甚至還有人得出了
“果然文人都是廢物”的結論。
但仔細看過這篇文章的人，不會覺得這是自我消極情緒的發洩之作，那裡面有一個普通人真實的恐慌和焦慮，但也有一個作家對他者真切的關懷和共情。
“現在武漢唯一還有的快遞就是順豐，順豐小哥到我們這的時候，我會跟他說，你進我們小區不要進我們這棟樓，因為已經有了疑似病例。”
“我個人非常反感朋友圈裡‘把武漢還給我們，把我們還給武漢’這樣的口號，它們忽略冒犯的是一個個人的具體處境。此時此刻，還有多少人住不上醫院，還奔走在各大醫院之間？他們是該指責的對象嗎？這難道不是求生的本能嗎？”
“到我們這個年紀，在這座城市中，多多少少有點資源，可是年輕人不一樣，他們在武漢的人脈資源比我們少的多，很多外地來武漢的人還沒有享受這座城市給予他們的表裡，就遇到了這樣的災難，很容易就亂了方寸。生了病沒有辦法確診，沒有辦法住院，他們內心的焦慮、壓力、你都能感同身受，可以說是走投無路。”
“雙黃連可以抑制新型肺炎病毒的新聞出來後，網上一下子冒出很多嘲笑購買雙黃連的人的智商的段子，我看完以後特別憤怒！你和他們難道不都是可憐人嗎？嘲笑他們，你和那些吃人血饅頭的人有什麼區別呢？嘲笑一個和你一樣悲慘的人，和魯迅先生筆下批判的人們有什麼不一樣呢？”
正如這篇文章的批判者所言，李修文完全可以“宅在家裡做個安靜的美男子”，但他卻選擇公開暴露自己的軟弱。
他是替自己發聲，同時也是替生活在“巨大恐慌和困惑之下的”武漢人民發聲。這反倒更像是一種勇敢。
對聽慣了嘹亮號角聲的人們來說，這個聲音並不振奮人心，甚至有些晦氣刺耳。
但不要忘了，它是每個武漢人真實的心聲，應該被聽見。
有人說，李修文不寫反映抗擊疫情的文章，卻在這裡說這些毫無價值的廢話，純屬浪費精力。
我們要知道文學不是新聞時訊，不是勞動號子。
有時寫作需要甚至必須滯後於時代，因為它需要沉澱，需要反思，需要以理性的眼光去發現我們當時來不及發現的東西。
對一個知名作家來說，敷衍出華麗激昂之詞堆砌的抗疫文章，也並不難。
而李修文之所以寫不出東西，且坦誠地承認自己寫不出來，這背後或許是他對作家這個身份最起碼的要求。
三、體制內作家意味著什麼？
李修文引起負面批評的主要原因，或許在於他作協主席的特殊身份。
有人說一個戰士可以恐慌，但一個將軍不可以，一個普通作家可以恐慌，但是一個作協主席卻不可以。
這話乍一看似乎有道理，但仔細想想卻並不合乎邏輯。
如今的作家不等於戰士，寫作也不是鬥爭，作協主席和普通作家的關係也不是將軍和普通士兵的關係——不存在主帥一旦恐慌，軍心立馬渙散的情況。
說這話的前輩，大概還沒有走出革命時代戰爭文化心理的影響。
還有人說：“主席不是體制外，而是體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平時享受了體制給予的鮮花和掌聲，疫情來了，就躲在房間連下樓都不敢，這像話嗎？”
這話說的就更沒什麼道理了，居家隔離減少外出是國家提倡全民踐行的政策，作協的職能不是穩定社會秩序也不是成立醫療隊伍治病救人，因為是體制內作家就要求他出門做志願者，顯然有點說不過去了。
通常情況下，人們不希望聽到來自體制內的“悲觀”、“消極”的聲音，可是那些“可防可控”、“人不傳人”、“物資充足”的“樂觀”之聲帶給我們的又是什麼呢？
所謂文明就是把自己當人，也把別人當人。
我們首先都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至親至愛，父母妻兒，也有面對未知時的恐懼和憂慮。
作為武漢之外的旁觀者，我們是幸運的。
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可以一邊站在安全的高地充當道德審判的上帝，一邊卻要求在泥濘中的人們必須有一副鋼鐵之軀。
文字丨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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