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三思而後行”？“吉德林法則”告訴我們：要做事前諸葛亮
“三思而後行 ”，很多人都認為這是孔子在批評季文子，我不這樣認為，相反，我認為這是孔子在表揚季文子的聰明呢！由一個思字，可以洞悉中國文化的智慧。行成於思，方能知己知彼，這是“吉德林法則”與中國智慧的交匯所在。
一、傳統觀念的“三思”是文化現象，無關數字情
人們對知識、規律的把握是一個學思踐悟的過程。人們發現“三”字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豐富的內涵。《說文解字·三部》說:“三，天地人之道也。”人們人們觀察天地、日月星辰及人類社會，常“以三為法”，來描述自然與社會。老子《道德經》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古希臘把“三”稱為最完美的數字，具有神性，認為任何事物都必須經歷開始，中期和終了三個階段。
於是自然、社會和生活中有了天地人之“三才”，日、月、星之“三光”，福、祿、壽之“三星”、松、竹、梅之“三友”，三句話暖人心，話說三分，入木三分等等之說。
我個人認為“三”字屬文化現象，與事物發展規律及其辯證的認識方法論有關，凡事如果我們著眼全面看問題，就有“是什麼？”、“為什麼？”、“怎麼辦？”三個維面，於是就會有三思；如果我們著眼長遠看問題，就有“昨天”、“今天”、“明天”三個時期，也會有三思。看問題全面了、辯證了、著眼大局了、長遠了，就是深思熟慮、舉一反三、融會貫通，否則就只能是一思半解。一事不謹，即貽四海之憂；一念不慎，即貽百年之患。舉大事必慎其終始。沒有謹慎的態度，智慧再多也無濟於事。
二、孔子說“再思”，是對季文子的表揚，聰明的人用不著三思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論語·公冶長》）
對這句話解釋，關鍵是看後面一句，主要有以下幾點解讀:
- ①凡事都要再三思考而後行。
- ②再借鑑以往的經驗就可以了。
- ③考慮兩次就夠了。
- ④再多思考幾次，這樣才算可以。
在這裡我認為孔子說“再思”，是對季文子的褒獎，而用不著去三思。我這樣理解的理由有三點:
其一，季文子是聰明人，為後人學習的榜樣，也是孔子教育弟子學習的榜樣，這是歷史的、現實的焦點指向，孔子沒有理由批評季文子；
其二，一句名言主要要看它是不是走心，是不是廣泛流傳，而現在流傳的是“三思而後行”，而非“二思而後行”，若誰能把後一句當著名言，那就很“二”了。若孔子只是針對季文子，這前一句就沒有普適性了，也流傳不下來。所以孔子知人論世，褒講季文子聰明，懂禮制，用不著過多考慮。
其三，如果孔子是在批評季文子過於謹慎，那麼在他讚揚泰伯至德的話中：“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就是對慎而無禮則葸的詮釋。在孔子看來，只是謹慎而不以禮來指導，就會畏縮拘謹。難道孔子是這樣看季文子的嗎？顯然不是。
我們再來了解一下季文子這個人是不是聰明。史料顯示，季文子，是魯國正卿，廉吏楷模，為後世所敬仰。他在魯國位高權重，久執國政，連佐三任君主，是魯國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司馬遷在書中稱其“忠廉皆存”。季文子執掌國政期間，身體力行推行節儉之道，可謂是魯國政場的一股清流。季文子的廉潔與節儉，恰好說明他心繫黎民，忠於國家，側面表現出他“憂國憂民”的一面。
季文子作為公元前五世紀以賢德節儉聞名的人物，早於孔子數十年，應當也在其中。又據《說苑·善說》記載：衛將軍文子曾問子貢“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之事，子貢回答：“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而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
孔子以歷代聖賢的事蹟，教導並激勵弟子，希望通過弟子們的努力，最終，能夠成為像季文子一樣品德高尚的人。他這麼做的目的，其實，就是為了實現自己未完成的政治抱負，而季文子作為魯國重臣，位高權重，卻十分注重自身修養，廉潔愛民，這與孔子所提倡的主張不謀而合，自然會受到推崇。
三、對問題知己知彼才是關鍵，與深思熟慮有關
《孫子·謀攻篇》中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意思是說，在軍事紛爭中，既瞭解敵人，又瞭解自己，百戰都不會有危險；不瞭解敵人而只瞭解自己，勝敗的可能性各半；既不瞭解敵人，又不瞭解自己，那只有每戰都有危險。其實，辦事也是一樣的道理。
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管理顧問查爾斯·吉德林提出：把難題清清楚楚地寫出來，便已經解決了一半。 只有先認清問題，才能很好地解決問題。這種觀點在管理學上被稱為“吉德林法則”。可見，吉德林法則就是知己知彼在做事上的西學版本。歷史上凡成就大事的謀略，都源於對問題的全面深入瞭解，通過“吉德林法則”，做到事前諸葛亮。
“遠交近攻”的計策，就是上上策的典型例子。戰國末期，七雄爭霸。秦國經過商鞅的改革變法之後，實力最為強大。秦國的君王意在統一中國，稱霸中原。公元前270年，秦昭襄王準備揮兵攻打齊國的時候，謀士范雎向秦王獻出一招“遠交近攻”的計策，阻止秦國攻打齊國。
范雎對秦王說：“齊國勢力強大，而且距離秦國較遠。咱們攻打齊國的時候，勢必要經過韓、魏兩國。在行軍途中，軍隊派少了的話，在經過兩國消耗的情況下，面對齊國很難取勝。如果帶的士兵多的話，即使打勝了也無法立即佔有齊國的土地。不如我們先攻打韓、魏兩個國家，再逐步推進。”秦昭襄王聽後覺得范雎說的很有道理，於是就採取了范雎的意見，並且推行“遠交近攻”的策略，這為秦國統一中原奠定了基礎。
在之後的四十餘年裡，秦始皇定下滅六國的計劃，最後秦始皇先攻韓、魏，隨即攻破趙、燕一統北方，之後攻破楚國，最後也將齊國攻破，至此秦始皇完成了統一中國的霸業。而“遠交近攻”的戰略在統一六國之中，有著巨大的貢獻。體現了對秦國完成統一中國這一核心問題深思熟慮瞭解的結果。
思考是行動的先導，沒有清晰而深入的思考，行動就很容易失去方向。
四、行成於思，行不變則思不歇
如果說“吉德林法則”告訴我們，在行動前要把難題清清楚楚地寫出來，認清問題，找到問題的關鍵，那麼思、再思，做到行成於思，就能牽住問題的牛鼻子了。
從對問題的把握程度看，可以分為三種層次的人，一種是善於預見的人，是事前諸葛亮，因能預見，就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意願，或者順應自然規律去運行，使整個事情發生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一種是善於應變的人，是事中諸葛亮，雖然事先沒有料到，但事情發生了而能隨機應變；一種是善於後悔的人，是事後諸葛亮，事前、事中都沒有能力去彌補，錯失良機，一錯再錯，最終一敗塗地。
“吉德林法則”告訴我們，儘量做第一種人——事前諸葛亮。即要“三思而後行”，要知己知彼，這是上上策。但世事難料，我們又必須不得不學會做第二種人，即學會變通，邊做邊思，邊思邊做，學思踐悟。
變通思維即以變制變，創造性地完成任務。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凡遇到困難就必須得改變自己原有的思路和行為，才能克服困難，走向成功。常言道，計劃趕不上變化。任何計劃在執行過程中都不是一成不變的。當遇到一些始料未及的情況時，只有靈活變通執行方能完成任務。
“以夷養兵，以夷制夷”的這段歷史，就是變通思維的經典。在法國人勒內寫的《草原帝國》一書中，西域是中西方文化文明交流的“絲綢之路”，也是草原部落野蠻民族與文明國家相互撕殺的戰場。在西漢的張騫到來之前，這片土地的民族如流沙一般，東漢富有文韜武略的班超針對西域多民族的特點，提出了“以夷養兵，以夷制夷”的方針，聯合其他少數民族，孤立打擊不聽東漢話的其他民族，從而穩固了東漢在西域的統治。
西漢之後，一直到唐朝，中原政權才又一次在西域站穩了腳跟，這漫長的時間段內，西域基本上成為草原野蠻民族的跑馬場。唐，一個輝煌的朝代，不僅因為帝國獨門武功和燦爛的文化，還因為其廣闊的胸襟，包容的態度。
唐將班固提出的“以夷制夷”治疆策略發揮到極至。突厥等長期與中原政權作戰的野蠻民族被歸化後，很多人在唐朝政權擔任了重要職務，有名的如安祿山、 哥舒翰、李克用等等，開放的民族政策，成就了唐朝的盛極一時，少數民族為唐開疆掠土，唐光在西域設立的地方政權安西都護府管轄範圍包括天山南北，現中亞很多國家歷史上也在其管轄範圍內，這當然少不了少數民族將領的功勞。
在唐中期，安史之亂中，李光弼等少數民族將領挺身而出，並聯合回鶻軍，才平定叛亂，拯救了唐朝。但也正是因為過於開放的民族政策，一旦掌握重兵的少數民族將領反叛，便成為唐朝衰落而最終滅亡的“掘墓人”，導致唐由盛而衰的安史之亂便是由突厥後裔安淥山發動，唐朝末年，雖有李克用等沙陀族將領與反叛軍以及起義農民軍作戰，並建立“後唐”，企圖延續唐朝的命脈，但眾因為勢單力寡而失敗。可以說，唐，興也源於開放的民族政策，亡也由於開放的民族政策。但至少，他曾經因此輝煌了幾百年，繁華了幾百年。
唐之後，一直到元朝以及後來的清朝，這兩個北方遊牧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朝代，保持了對西域的主導權。因為這兩個政權本來就是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其民族政策自然也是傾向於少數民族，“以夷制夷”的策略運用得自然純熟。甚至到了鴉片戰爭，部分有識之士還拿“以夷制夷”來對付英法等殖民者。
學會變通，學會換一種思維方式來看待問題，有利於我們更好地解決問題。
三思而後行，是要求我們認識問題要深思熟慮。吉德林法則是要求我們要抓住問題的關鍵。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而毀於隨。這樣做了，就是事前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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