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鹤鸣甘棠

前言

唐朝诗人柳宗元的《咏三良》是一首借古喻今的经典诗作，读之回味，愈觉浓趣。

然而，要想真正了解这首诗的思想内涵，必须先熟知几段历史故事，作为铺垫。

一是“三良从死”。“三良”是指春秋时期秦国大臣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鍼（针）虎，也称之为“三贤臣”。

东汉学者应劭（shào）《汉书》注曰：

秦穆与群臣饮酒，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奄息等许诺。及公薨，皆从死。

秦穆公死后，按照当时的社会风俗，他们都被殉葬，这就是“三良从死”的故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史书中没有记载其他人对于殉葬的意见，其中包括后来继位的秦康公。

但是，在大秦帝国历史上，秦穆公以后的秦康公期间，国力在各路诸侯之间是走下坡路的。

二是“魏颗结草”。晋国大夫魏武子有一个宠妾，没有生育子女。魏武子病时，嘱咐儿子魏颗，将来让她改嫁；及至病危，又说，让她殉葬。

魏武子死后，魏颗说，人到病危，思维就会混乱，自己应该听从父亲清醒时的命令，于是让这个宠妾改嫁了。

后来，魏颗与秦桓公时期的大将杜回交战，看到一位老人“结草”（用草编的绳子）套住了杜回，帮助他获取了胜利。

夜间，魏颗梦见这位老人对他说：“我是你让她改嫁的那女子的父亲，因为感谢你的恩德，所以来报答你。”

后来就把“结草”用来借指受恩深重、生死图报。

实际上，我们通过以上两个历史典故，就是理清一个事实，两个儿子对于父亲之举的意见，秦康公没有记载，而魏颗作了灵活处理。

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全面探讨柳宗元的诗作用意。

01 历代名士《咏三良》的主题分类

关于“三良”的诗歌作品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

其中“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借“黄鸟”之口道出了民众的怨恨之声：

苍天在上请开眼，坑杀好人该不该!

如若可赎代他死，百人甘愿赴泉台！

这是对“三良”主题的一种说法，即对统治者的控诉之说。

其二，“三良”忠义之举说。

东汉末年诗人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

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

这首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当时王粲在曹操帐下当差时间不长，在跟随曹操西征马超的归途中，有感而写。他是借“三良从死”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表达自己对曹操的忠诚。

其三，对“良人”的愚忠之说。

东晋文学家陶渊明《咏三良》中云：

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良人不可赎，泫然沾我衣。

大致意思是说，草丛笼罩高坟墓，黄鸟啼鸣声悲伤。三良性命不可救，泪水沾湿我衣裳。

陶渊明的这首诗，看似为咏史，实则是借咏“三良”之事，来表彰东晋遗臣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宋刘裕废晋恭帝）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

其四，对独立人格的思考

苏轼的《和陶》呢，就是苏轼看了陶渊明的《咏三良》以后呢，写的一首唱和诗，其中“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一句，直抒胸臆，发出了对独立人格加以尊重的强烈呼声，同时以“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一句，也揭示了为人臣子的原则坚守。

有了上述历代名家的《咏三良》之作，柳宗元会有怎样的新颖立意呢？

02 柳宗元《咏三良》的独辟蹊径

束带值明后，顾盼流辉光。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

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

壮躯闭幽隧，猛志填黄肠。

这是柳宗元《咏三良》的前半部分。其实，也是重新叙述了一遍“三良从死”的历史事实。

第一句，开门见山引入，衣冠整洁的“三良”正遇上明君秦穆公，他们才高志大，一顾一盼都光彩四射。“明后”是明君的意思，特指秦穆公。

第二句，言其功劳之高，他们竭尽全力辅助朝政，使秦国与列国鼎足而立，受到四方称颂。

第三、四句，点明君臣情谊，

秦穆公在生时同“三良’就像一个人一样，死了也不肯同“三良”分身。

第五句，开始步入正题，壮士之躯埋闭在幽深墓道，勇猛之志只得填充在棺木中。“幽隧”是指墓道，“黄肠”指棺木。黄，指椁材用黄色的柏木；肠，指材心；故曰“黄肠”。

至此，我们应该对柳宗元的创作初衷有大概了解吧，尤其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一句，极力表现出君主之贤明与君臣关系之密切，似乎是柳宗元也走着“忠义之举”的俗套路线。

那么，柳宗元的“大家风范”在哪里呢？

我们接着品读诗歌的后半部分。

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

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

柳宗元在经过前半部分的历史回忆中，猛然醒悟，顿发感慨。

“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这一句是在抒发愤懑之言，人死陪葬不是礼义之举，况且还是用他的忠信良臣！

紧接着，“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一句直入要害，霸主的基业于是乎衰败不振，而晋楚的国势趁此壮大兴隆。“张皇”是张大、扩大的意思。这也是前文我们交待的，秦穆公之后的国家衰败事实。

而“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呢，则用上了前文所讲的“魏颗结草”的历史典故，大体意思是说魏颗之所以不从父命，不让宠妾殉葬，是认识到父亲被疾病搞迷糊了，遗命是不需要遵从的。

最后一句呢，“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柳宗元真是脑洞大开，把秦穆公的儿子秦康公搬出来了，“从邪”就是指殉葬之作法，“彼狂”呢，是指秦康公的张狂。

柳宗元破天荒的喊出了自己独特的心声，也是这首诗的新颖之处：秦康公遵从非礼的殉葬作法，陷入了父亲的陷阱，我想揭竿而起讨伐那昏庸的秦康公。

到此，就句面意思来说，柳宗元是在褒扬魏颗的明智，贬刺秦康公的盲从。

这样就尘埃落定了吗？

其实，柳宗元精明之余，难免一疏，还是有些许纰漏的。

03 柳宗元的潜意识，造成了自相矛盾之嫌

在唐朝历史上，柳宗元不但是文学家、大诗人、哲学家，还是满腹抱负的政治家，只不过后者由于“永贞革新”的迅速流产，使他过早的失去了用武之地。

唐顺宗的短期执政是关键因素，而他的儿子唐宪宗业已继位之后，就发生了“二王八司马”的政治风波，柳宗元及他的政治盟友一起遭到排斥，发配边疆。而柳宗元就是“八司马”之一。

遭贬的心情可想而知，一旦情绪主导了心智，就像公堂断案，肯定会有疏忽之处。

他一定读过《诗经》，也一定了解王粲，更熟知陶渊明的《咏三良》。

他写《咏三良》之心，也很容易理解，处于落魄之境，他期望那种秦穆公与“三良”的君臣之谊，更希望自己成为忠义之臣。

可是，现实没有给他机会了。

因此，随着潜意识的渗透，他的《咏三良》有了“一叶障目”之破绽。

其一，满腹经纶的他，没有做到实事求是。

“三良从死”发生在春秋时期称霸西戎的秦国，他们的风俗习惯与中原地区有明显的不同，殉葬是很平常的事，秦穆公要求臣子的行为是合乎当时旧俗的，只是于情于理，使人难以接受。

可以说，柳宗元犯了主观臆断的毛病，没有考量客观现实。

其二，横加比较的判断，只是一厢情愿。

柳宗元《咏三良》的前半部分只是叙述事实，后半部分才是他的主旨发挥。然而，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讨伐秦康公。

为什么呢？因为秦康公与魏颗同为君王的儿子，不如魏颗明智和果断，最终秦康公选择了“三良”殉葬，魏颗放弃了“宠妾”殉葬。

可是，我们前文交待过，秦康公对于“三良”殉葬是没有历史记载的，而魏颗呢，确有实情。

因此，柳宗元以“先入为主”的孝道观点，把秦康公与魏颗加之对比，是没有实在意义的，只能是一厢情愿。

其三，一厢情愿的想法，最终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处境。

联系柳宗元的仕途背景，他的支持者唐顺宗也就成了诗歌中的“秦穆公”，唐宪宗也就成了“秦康公”。

就诗歌的最后一句“吾欲讨彼狂”来说，柳宗元写此诗的最终意图是借讨伐秦康公来意指唐宪宗。

他认为秦康公与唐宪宗的共同之处就是“从邪陷厥父”，就是顺从了父亲的号令，陷入了父亲的陷阱。

而前文我们强调过，秦康公对此事没有确切的史书记载，即便秦康公确有此事，秦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

可是，柳宗元现在以唐宪宗来类比秦康公，从诗歌本意来讲，应该是责备唐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却适得其反。

就是唐宪宗执政之后，才把柳宗元赖以支撑的唐顺宗“永贞革新”全部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压了所有的参与者，也包括柳宗元自己。

因此，柳宗元把唐宪宗和秦康公放到一个平台上，犯了原则性错误，也使柳宗元自己处于自相矛盾的尴尬境界。

结语

纵观柳宗元的一生，他的“

品读他的《咏三良》，也是在感悟人生的一段际遇。

谁没有虎落平阳之时，谁没有抽丝剥茧之痛，可又有谁用诗歌洗涤了千百年来那一颗颗荒芜的心灵之地？

我想，把秦康公与魏颗做个比较也是好事，历史就是这么多姿多彩，文学才会有震撼时空的雷鸣。

参考文献：

1、高平《柳宗元诗质疑》

2、冯梦龙《东周列国志》

3、郭维森、包景诚《陶渊明集全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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