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瑞琦中國傳媒大學教授
在全球通力抗疫的情況下，美國再次大幅擴展了對中國在美新聞員工的限制，干擾正常的採訪工作。在2月18日這一天，美國根據本國的《外國使團法》，將中國五家頂級媒體指認為“外國使團”。該法於1982年頒佈，所涉事務包括提供簽證、獲取財產及外國政府機構在美運作方式等。
據此，這五家新聞機構今後要像外國外交機構那樣，向美國國務院提交員工個人信息及在美工作人員的流動情況，包括新聘或離職情況，報告是否在美擁有或租賃資產，並在今後購買或租賃辦公空間時須獲得美國政府批准。籍此蒐集到的信息將與包括美國情報部門在內的其他政府機構共享，至於具體如何使用這些信息以及新規定如何實施將在近期發佈。此前，越南通訊社及冷戰時期的蘇聯塔斯社和《真理報》等新聞機構也曾被美方指認為“外國使團”。
從正當性來看，美國這種作法，無論在其國內還是國際實踐中，都沒有情與理的依據。媒體與政府的關係，是個動態的歷史過程。就其國內層面而言，在某些西方教科書中，媒體無疑應該為社會服務，做不偏不倚的公器，以第四權力來制衡政府。但在現實中，自詡獨立的西方媒體不僅注意維護資本的利益，而且時刻注意“團結在國旗下”，為主流政治派別的利益服務。同時，在美國白宮和政府各部門內部都有專門對付媒體的機構和人員，一些問題被媒體曝光只不過是危機管理的失敗，而更大量沒有被揭露的黑幕則在“媒體公關”的名義下繼續“黑而無色”。就國際層面而言，美國國務院實際上在操縱著一個“全球媒體帝國”以形成制信息權：憑藉其掌握的面向全球新聞網絡的超強競爭力、擴張力和滲透力，它關心自己的國內主張超過關心世界的呼聲，常用自己的尺度去恣意裁剪別國的模樣、設置國際媒體的報道議程。這種媒介帝國主義式的信息不平衡流動對發展中國家有重要影響：其一是美國文化對民族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造成威脅；其二是消費文化即全球資本主義對傳統社會形成衝擊；其三是現代化的發展及其對傳統文化構成挑戰。
儘管實情如此不堪，美國的理由卻是冠冕堂皇，動作更是接二連三。此前，作為對所謂俄羅斯涉嫌干預美國2016年大選的回應，美國政府依照《外國代理人註冊法案》，要求中國、俄羅斯在美媒體機構以“外國代理人”名義進行登記。根據此法，它們必須定期向美國司法部報告活動。之後，“今日俄羅斯”和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等國外媒體被迫登記。在CGTN於2019年2月進行登記後，該臺申請更新美國國會記者資格的申請遭到拒絕。美國廣播和電視記者協會執行委員會聲稱，按照規定，“外國代理人”機構不得持有國會記者證。本次所圈定的這五家中國新聞機構，在部分美國人眼中，是中國政府的外交前哨和影響力延伸。祭出《外國使團法》，華盛頓認為可以應對中國在美影響力和所謂中國“情報活動”。實際上，這是特朗普政府“大國對抗”戰略的一部分，是其在多條戰線對華發動攻擊的新動向。
此前，因為《華爾街日報》上月發表一篇標題帶有種族歧視色彩並詆譭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抗擊疫情努力的評論文章，中國吊銷了美國《華爾街日報》三名駐京記者記者證。美國宣佈將五家中國媒體列為“外國使團”的決定與此的時間點十分接近。可以看出，這是美國政府拿中國媒體“開刀”來進行報復——這是美國政府在背後支持美國媒體肆意抹黑中國的實證。只許州官滿山放火，不許百姓家裡點燈，美國這種在標榜新聞自由的同時，對中國媒體在美機構正常運作橫加阻撓的霸權欺凌作法，只會擾亂當前的國際秩序，使中美之間的互信與合作遭到進一步的損害。
當然，美國“嚴格監督”中國媒體的新做法也遭到一些美國有識之士的反對。他們認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些媒體正在做任何邪惡的事情；而且，中國也不會通過打擊美國記者在中國的報道工作作為反擊手段。的確，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所說：中方將繼續按照國際慣例，依法為各國記者在華採訪提供支持及便利。
美國在全球擁有在議程設置、內容控制、事件解釋等層面“一超獨霸”的話語主導權與規則制定權。其以“享受準確的信息和言論自由”的名義打壓中國媒體，是企圖使這種不正常的局面永久化。同時，一段時期以來，美國政府不斷通過挑起貿易爭端、對華為進行指控、對中國內政無端批評等一系列行為來干擾中國發展，為世界注入不穩定因素。公道自在人心，誰是秩序挑戰者，誰又是秩序維護者，其實一目瞭然。（責任編輯：唐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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