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韓國將中國書院，申請世界文化遺產，說說文旅張家口的書院
2013年，韓國文化財廳向世界遺產委員會，提出將保存較為完好，處在韓國嶼內的9所書院，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引起東亞儒家文化圈注意，書院是起源於中國，誕生於唐代的文化教育組織。
中國書院最早為民辦的學館，由富商、學者自行籌款，于山林僻靜之處建學舍，或置學田收租，以充經費。唐朝時是士人讀書治學之所，北宋時，以講學為主的書院日漸增多。南宋時隨著理學的發展，書院逐漸成為學派活動的場所。明代，書院發展到1200多所。清代，書院達到2000餘所。
莫名其妙的是，奉祀於朝鮮書院的前兩位，是朝鮮大儒宋時烈和李滉，第三是中國的朱熹，後面是孔子，啼笑皆非的是，還有殷商的伯夷、叔齊，明朝時期的李成梁、李如梅等。
朝鮮自己也說，“朝鮮書院之設，是遵華制，仿效南宋朱熹經營書院例。一遵華制，內有成均、四學，外有鄉校，可謂美矣。而獨書院之設，前未有聞，此乃吾東方一大欠典也。”
2019年5月，韓國文化財廳宣佈，9處韓國書院申遺已得到世界遺產委員會的專業諮詢機構——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的認可。該理事會認為，書院是朝鮮王朝時期的民間教育機構，主導推廣性理學，院內一般設有祭祀先賢的祠堂和培養儒生的講堂，被認為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
我國專家指出，朝鮮書院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但放到東亞書院這一歷史視域來看，這只是一種地域性特色，並不意味著它可以區別於東亞其他書院，而自成一系。不能體現東亞儒家書院的整體特徵。中、韓、朝、日、新、越等國書院，聯合申請世界文化遺產，才更符合東亞書院實際的歷史狀況。
由此，我們想到韓國申遺成功的江陵端午祭，拔河，現在韓國又將中國的二十四節氣、豆腐、臘八、風水、祭孔、中醫、太極拳等準備申遺，將西施、李白納入韓國名人錄，書院申遺已經提交上去了。
說說我們文旅張家口歷史上的書院，具《畿輔通志》記載，建於元朝的宣化景賢書院和蔚縣暖泉書院，是京北地區最早的書院，明代，在宣化建有上谷書院，在赤城縣建有二賢書院。
張家口一帶的書院在清朝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蔚縣的文蔚書院、蔚蘿書院，陽原的宏州書院、東川書院、龍泉書院，涿鹿的涿鹿書院、保極書院，宣化的柳川書院，萬全的嘉禾書院，懷安的養正書院、文昌書院、敬一書院，張家口的掄才書院等在清代達到二十多個。
《宣化縣新志》記載：元朝時始建景賢書院。由元丞相康裡脫脫所建，元順帝年間，蔚州暖泉人王敏，升任工部尚書。在家鄉修建暖泉書院， 1528年明嘉靖年，宣化巡府劉源清創辦上谷書院。涿鹿的保極書院為明代嘉靖年間所建。還有很多，就不一一而足。
單說一下懷安縣知縣鄒振嶽，他捐金4000兩，修建懷安文昌書院，具記載“懷處邊荒，人文弇陋，向無科第，為建書院，延名師，集諸生講肆，自是邑人始有舉於鄉者” 他奉李鴻章之命，參與查辦張家口、獨石口、多倫諾爾等“口外三廳”的墾荒匿稅之官地，履畝開科，得九十餘頃，歲徵銀一萬餘兩，由此可見當年張家口邊外“走東口”墾荒之勢。
當年，左宗堂治理拒馬河，上疏薦其才，曾國藩薦語”才優、守潔、振奮、有為、育士、愛民、均能出以實心”之語，曾國藩曾為懷安文昌書院題詞：“大智袛行”之匾額，李鴻章訝曰“文正薦賢考績，語無過八字者，其特重於名臣如此”，此三人為清朝末年國之棟樑，言語間可見用人之道。
在張庫大道發家的萬全鉅商富賈，霍家子孫霍枚，擔任萬全嘉禾書院董事三十多年，“學者寒飢或不能存，又從而振給之。繪孔子像，旦望帥里人祠之，蓋欲一鄉興起為善之心焉”。
清朝末年，光緒皇帝宜乎詔令改全國書院為大中小三級學堂，使古代書院通過改制，而與近現代學制血脈相通，在我國實行工業、農桑、桑蠶、方言、女子學堂，名雖不一，實則已經成為當時國家教育的主體，而官學、私學則改為學堂。
書院，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標識，歷經千年把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結晶薪火相傳。當今，在經濟飛速發展之際，很多人開始面向歷史和文化傳統，書院重新在文化版圖中復活。在傳統與現代的文化對接中，我們希望書院不僅僅是文化遺址和文物單位，而應該重新綻放出新時代的生機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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