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有“三造共和”的美誉。
第一次是1916年袁世凯称帝，他的心腹段祺瑞公然宣布反对，并与之决裂。第二次则是后来的张勋复辟，打算扶持清废帝溥仪继位，而段祺瑞则组织“讨逆军”再次征讨，重新确立了共和政体。这就是“再造共和”的两次事件，再加上辛亥革命中段祺瑞在逼迫清帝退位的事件上有功，所以，统称为“三造共和”。
黄征在《段祺瑞与皖系军阀》中认为：“段祺瑞在我国近代陆军教育史上，特别是军事院校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单宝在《安徽史学》中认为：“辛亥革命中段祺瑞在客观形势的推动下，思想确实有了转变，赞成共和，并以实际行动加快了形势发展的进程，不能笼而统之称他是袁世凯篡夺政权的“帮凶”。
今天，我们则主要聊一聊段祺瑞的第二次“再造共和”。说起“再造共和”这段历史事件，还得先来聊聊发生在这一事件之前的“张勋复辟”。
那么，张勋是何许人也？
他原本只是广西提督苏元春手下的幕僚，因为办事得力，被上司引荐给了李鸿章。从这以后，张勋开始了他的发迹之路。没过多久，袁世凯便委任张勋担任工程营管带，赋予了张勋兵权。当时，徐世昌也在袁世凯手下办事，担任袁世凯的参谋。徐世昌比较赏识张勋，他觉得这个小伙子性格单纯，比较直率，虽然脑筋不够用有勇无谋，但若能与此人相交，有朝一日张勋必会替自己卖命。
所以，徐世昌亲自拜会张勋，希望能让张勋拜入自己门下。张勋只是个不通文采的粗人，如今有机会成为徐世昌的门生自然兴高采烈。于是，两人就此结交。 1917年，大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的矛盾与日俱增。当时，两人对是否对德宣战，发表而不同的意见，段祺瑞觉得应该与德国开战，黎元洪则认为需从长计议。两人僵持不下，终于在同年五月谈崩了。
当时，黎元洪在一气之下，自作主张解除了段祺瑞的职务，两人的关系也降至冰点。由于站队的原因，安徽省长倪嗣冲立即向北京政府致电，表示安徽省脱离政府自治。紧随其后的，是山东、陕西、奉天、浙江等七个省份。紧接着，徐州会议的召开决定了接下来的事态走向。
之所以召开的徐州会议，说法有二：
第一种说法是张勋给各省份的督军写了封信，邀请他们前往徐州共襄盛举；
第二种说法是，副总统冯国璋以自己的名义，秘密向各省督军致电，邀请他们来徐州召开会议。
当然，从号召力上来看，还是第二种说法的可信度较高。当时，参加徐州会议的人物如下：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段祺瑞派出的代表曾毓隽、徐世昌派出的代表李席珍、冯国璋派出的代表胡思源胡嗣瑗、湖北督军王占元、福建督军李厚基、河南督军赵倜，此外张作霖与曹锟分别派出了代表与会。
显然，徐州会议的目的，就是扳倒黎元洪，由“二把手”冯国璋出任大总统，而段祺瑞则官复原职恢复国务总理的职务。由于这场会议张勋并没有露面，所以，主持会议的是张勋的秘书长万绳栻。万绳栻将会议的情况及会议讨论的结果转告给张勋。
张勋满心希望，能够保存清统的建制，所以，他提出了保留清帝复位的条件。当然，这个条件于情于理都是不合时宜的，所以，参会的众人并没有答应。这场会议召开了很久，始终没能商讨出结果。最后，徐树铮等人坐不住了，私下里商量干脆先答应张勋的条件，等他正式进行复辟时再想些法子对付他。
于是，众人心怀鬼胎地见了张勋，很快便与张勋达成共识。
随后，张勋取出一块黄缎子，然后，让众人在这块黄缎子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众人之所以与张勋妥协，还是想借助他的力量扳倒黎元洪，如果黎元洪垮台，就帮助张勋恢复清统。实际上，这只是大家的怀柔之计罢了，他们怎能眼睁睁看着张勋复辟呢？只要段祺瑞能官复原职，到时候就来一出“过河拆桥”。
会议结束，张勋带着五千名辫子兵抵达京城。张勋途经天津时，去见了老师徐世昌及阮忠枢一面。阮忠枢听说了徐州会议的始末后，立即意识到徐树铮的小算盘，不过，他不敢将自己的推断告诉张勋，生怕会招致段祺瑞的报复。出于好心，阮忠枢只能暗示张勋：“我听说你想复辟，这件事千万要考虑清楚。”
徐世昌则对门生说道：“你去调停段祺瑞和黎元洪之间的矛盾，这是好事，尽管去办。不过复辟这件事，现在还不是时候。”张勋抵达天津时，太阳已经落山了，当晚，段祺瑞也去拜访了张勋，并对他说：“大哥来的正是时候，现在的北京治安需要维护，这是最关键的事。至于其他事，倒也可办，不过复辟为时尚早，就算勉勉强强复辟了，到时候南方也不会同意的。我觉得，这件事还得考虑清楚。”
张勋听完这句话后若有所思，饶有意味地点了几下头。
张勋抵达京城后，先是与黎元洪进行了几次会晤，不过，在这几次会晤中张勋根本没有做出任何表示。段祺瑞非但没能官复原职，反倒从总统府中传出李经羲担任国务总理的消息。
某天晚上，张勋正在江西会馆里，万绳栻突然跑来让张勋回去开会，会议地点就在张勋的公馆里。这次回忆，参会人员为：张镇芳，雷震春，吴镜潭，胡嗣瑗，康有为，江朝宗，汤玉麟，冯麟阁，张海鹏等。会议期间，众人一再催促张勋尽快完成复辟大业，不过，张勋却支支吾吾，始终不肯给个准确答案。由于参会人员闹得很凶，最后，张勋也不得不妥协，让参会人员商量着办。
1917年7月一日，京城上下挂满了龙旗，复辟如期举行。当时，段祺瑞身处天津，听说这件事后立即找上了第八师师长李长泰，打算用军事手段阻止复辟。随后，段祺瑞又联络了曹锟，双方达成共识，决定出兵。拉到了人马的段祺瑞返津，组建了讨逆军总司令部，开始着手制定推翻张勋的计划。想要扳倒张勋，最重要的是防止外省的兵力进京支援，尤其是张勋手下的辫子兵。
张勋此行，只从徐州带了五千个辫子兵，段祺瑞立即协调徐州周围的火车站，调走了全部空火车皮，让这群辫子兵没法在第一时间前往北京支援。至于如何进攻北京，则是以曹锟为西路司令、段芝贵为东路司令，双方兵分两路，齐头并进。7月三日，经过了两天准备的讨逆军已箭在弦上，段祺瑞正式向张勋致电，对其下达了最后通牒。随后，西路司令曹锟，由旅长吴佩孚带领，于两日后攻占了卢沟桥。
与此同时，段芝贵的军队也拿下了京郊的黄村。当月七日，两路联军兵分两路，用夹击的战术解决了张勋位于京城的守军。打了败仗的张勋，将辫子兵全部调回京城，打算龟缩在京城里等待救援。十二日，讨逆军兵分三路，从三个方向攻入了京城，与仅剩的辫子兵进行了一番巷战。张勋带着残兵败将，守在天坛，进行了最后的抵抗。不过，由于人数相差悬殊，张勋已无胜算，只能乖乖地缴械投降。
张勋趁乱，带着家属逃进了荷兰使馆，逃过一劫。其余参与复辟的成员，全部逃亡，雷震春、张镇芳二人被逮捕。这场短暂的战争结束后，京城里的龙旗被撤下，五色国旗再次高高挂起。张勋见自己大势已去，终于意识到，自己掉进了别人的圈套里。不过，此时的张勋仍有恃无恐，因为他知道，自己还有一张底牌，那就是大家一起签的那块缎子。张勋决定，在最后关头，将这块黄缎子公诸于众。
不过，在张勋向万绳栻索要黄缎时，万绳栻却说：“怕将那块珍贵的黄缎戴在身上会出差错，所以，就将缎子藏在天津了。”万绳栻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大帅有需要，他立即快马加鞭地取来。就这样，万绳栻借着这一机会跑路了，从这以后，张勋再也没见过万绳栻的面。
相传，这块黄缎子并没有被万绳栻放在天津，早在段祺瑞决定要推翻张勋的那一天，胡嗣瑗就用二十万光洋从万绳栻手里换走了，并交到了冯国璋手里。也就是说，众人同意张勋复辟的证据，没准已被冯国璋销毁，张勋失去了最后的底牌。
所以，等到张勋想要万绳栻取来这珍贵的黄缎子时，这块有各位大人物签名的珍贵证据早就不翼而飞。张勋做梦都没想到，让他无比信赖的万绳栻最后竟将他出卖了。纵观史上搞政变的弄权者，像张勋这样敢带着五千人逼宫的实属罕见。此人之勇可见一斑，但他却有勇无谋，以至于遭人利用，一败涂地。
7月十四日，段祺瑞正式返京，再度出任总理。随后，段祺瑞亲自来到日本大使馆，与黎元洪通了电话，希望他能继续担任大总统。不过，黎元洪表示这次的事件全是因他而起，张勋率兵入京完全是他指示的，所以，这次的剧变黎元洪应该负全责，他对中国人心怀愧疚，决定自此下野，不再过问政事。
到了最后，黎元洪还声泪俱下地表示：“岂有辞条之叶再返林柯，坠溷之花重登衽席。心肝俱在，面目何施!”从沉痛的用词中，可见其满怀悔意。事态的发展就像黎元洪所言，因为，他的草率和一意孤行酿成大错，张勋则犯了鲁莽的错误，以至于，段祺瑞成为最后的胜利者，缔造了再造共和之大业。
【《1917年张勋复辟》、《安徽史学》、《段祺瑞及北洋皖系研究评述》、《段祺瑞的一生：三次再造共和、六次执掌北洋政府》】
閱讀更多 指點江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