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滿了輝煌與血腥的安土桃山時代，是日本戰國的巔峰，也是一個“非典型”的戰國時代。
在此之前，戰國時代是壓抑的灰色調，猶如《蜘蛛巢城》的佈景：武士的鎧甲上濺滿褐色的血汙，襤褸的百姓像瓦礫中的蟲子······芸芸眾生在荒誕與恐怖的時空中輪迴，這個世界似乎是一個永遠也不會醒來的噩夢；而安土桃山時代，卻給人以誇張和絢麗的印象：鐵炮的硝煙未散，夜空中已綻開了煙花；沙場之上也有著風雅的茶會；殺人如麻的猛將卻是一個弱不勝衣的少年，而風流嫵媚的女子卻果敢潑辣——合戰、花宴、悲歌、狂舞、陰謀、幽會······一切都不同於以往的亂世。
為戰國亂世塗上一道道靚麗色彩的魔幻師，正是締造了安土桃山時代的兩位霸主，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而他們手中最有力的道具並不是鐵炮或劍戟，而是手中驚人的財富。
安土：巴比倫之王
被後世尊為建勳大明神、革命者的織田信長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物？是穿越古今的先知？抑或只是野心膨脹的狂徒？其實，世人對信長的印象已經完全臉譜化為一個改變了歷史行程的賭徒。比如在《信長公記》中就有岳父齋藤道三對女婿信長的評價：
<strong>“此人可畏，鄰有不祥之人”。
道三是一個靠著自身魅力和手腕而竊國奪權之人，一個少年能讓老辣的“惡棍”感到壓迫，其威武霸氣可想而知。故，後人提及信長時，基本上都是“桶狹間奇襲”或“火燒比叡山”這樣冒險之舉或是斬草除根的狠手，再加上長筱之戰這種輝煌戰績，不由得讓人相信，在那個風雲激盪的亂世，真的曾有一位傲視群雄的“第六天魔王”。
不否認織田信長曾是一位具有鮮明個性的年輕人，作為一個生存的強者，他經常在深思熟慮之後選擇劍走偏鋒的戰術也是事實。但是真正將信長推上人生巔峰的，乃是他始終一以貫之的經濟策略。
現代人想象中的安土城夜景。
現代的安土城遺址。
戰國亂世始於室町幕府中期。
彼時正值中世，旭東之地也由公家、武家、寺家瓜分，可以說是一個鼎足三分的時代。但是，只要有夾縫，種子就可以發芽，所以庶民中的町人，也就是商賈階層便逐漸的活躍了起來。為了攫取更多的資源，相對弱小的公家和寺家便逐步以職權之便將町人納為黨羽，形成官商勾結的生存之道：公家寺家以權力加持町人，而町人則獻上大量財富報效恩主。
這些權錢交易中最常見的方式便是“座”這種制度。所謂的“座”就是一種以行會、商會為幌子的壟斷機構。只有加入“座”的町人才有資格營業，因為在背後撐腰的是公家和寺家。而他們只允許町人在加入“座”之後，再到指定的寺廟、神社旁組成集市，陳列、出售商品，同時町人還需要繳納“地子錢”，也就是場地費。
除了地子錢外，公家和寺家還在自己的領地上設立關卡，對來往的行人和貨物收取買路財。這對當時的普通町人和農民來說是一個很嚴重的壓迫——因為，公家和寺家的領地都不是很大，而且這些以莊園形式存在的領地都是分散的，所以在某一位公卿或座主名下的莊園肯定是與其他人的莊園犬牙交錯地分佈在一起。據說在當時一些主幹道上經常遍佈著上百個關卡。
這麼多的買路財，一般的町人和農民肯定是無力負擔，而富商巨賈則會將這些成本附加到物價上。如此，商品的價格便會高居不下，消費者也就失去了購買力······可以說大多數時間內，戰國時代的經濟民生就是在這種“本錢越蝕越少”但物價卻越來越高的惡性循環中進行。
烏紗帽在那個時代的日本被稱為唐冠，是高等武將最喜歡的冠帽樣式。所以很多頭盔都被做成唐冠的樣式。
當然，武家對形成如此惡劣的經濟環境也有責任。因為當時成天打仗，所以割據一方的諸侯豪強們就儘量把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變成一個天然堡壘——也就是說，這些亂世英雄們大多有意維持甚至是製造一種險要的地勢。比如，道路要修得崎嶇、狹窄，路況也大多不怎麼維護，通常是任其敗壞；河流上更是故意不架橋——因為，把道路修得寬闊、平坦，讓交通方便、快捷，使自己的領地四通八達，在當時的諸侯豪強眼中就無異於作死——敵人打進來可怎麼辦？類似的情況不僅僅出現在日本，同時期的特蘭凡尼亞地區也是如此，基督教王侯們故意破壞路況，以防奧斯曼帝國的大軍沿路攻進來。
織田信長在全面掌握了尾張之後，就開始對這種局面進行改造：
第一，推行樂市樂座的商業政策，也就是超地域的自由貿易活動。首先是免除地子錢、座役等苛捐雜稅，允許商人自發組成集市、進行商業活動，被稱為“樂市”；進一步便是廢除“座”制度，被稱為“樂座”。“樂”在這裡是自由的意思，也就是說人人皆可經商，而諸侯則保障臣民有自由交易的權力。
第二、修整道路。信長認為，光是允許大家自由經商還是不夠的，要想讓貧困中的百姓富足起來，還需要給他們創造“硬件”——也就是發達的交通。在當時主幹道的寬度為“<strong>一間”，也就是現在的<strong>2m左右。而信長則把道路分為三個等級：
<strong>主道——三間二尺，約合今日6.5m；
<strong>支路——二間二尺，約合今日4.5m；
<strong>村間小路——一間，約合今日2m；
所有的這些道路都儘可能修得筆直，以節省路上的時間。考慮到盛夏之時，驕陽似火，行人奔波於紅塵中往往為暑氣所逼，所以信長在路邊種植了易於成活又姿態可人的楊柳，供往來的行人乘涼。
織田信長之所以如此不顧風險的推行自由貿易，其目的就是掙錢。在廢除了舊經濟制度的同時，信長也建立起了新制度。在其治下的町人要繳納“矢錢”。只要繳納了矢錢，信長就不會在這些町人聚居的地區打仗設防。鑑於戰爭的恐怖，町人們自然很樂意破財免災。
直到今日，信長的祠廟依然香火旺盛。
既然政治在某種意義上是“必須的惡”，那我們就可以按照黑社會的犯罪方式來解釋一下信長的動機和目的。通俗地說，公家、寺家所推行的“座”是類似於自營買賣與收取保護費的聚合；而信長的“樂市樂座”則是開設賭場發行籌碼。因此，前者就自然會將“被收保護費”的百姓變成“自營買賣”中的奴隸，這樣可以榨取成本收益率的最大化；而後者則會致力於“吸引更多客人加入賭局”以發行更多的“籌碼”。
在織田信長進行經濟改革之後，其領地內的經濟很快就得到了活躍。甚至當時的南蠻伴天連佛羅伊斯都曾經感慨信長的大本營岐阜城已經是比果阿還要富足的都會：
<strong>“彷彿古時候的大城巴比倫一樣繁華”。
桃山：太閣天下
本能寺之變以後，豐臣秀吉成為了天下之主。雖然此人與故主織田信長几乎毫無相似之處，但是有一點他們卻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對經濟活動的重視。
豐臣秀吉的出身和童年至今仍是個謎。一種流傳很廣的說法是：早年的秀吉曾經當過賣針線的貨郎，也就是推銷員，所以練就了能言善辯的本事，更讓他對金錢的作用有了切身的體會。甚至可以說，秀吉對錢的認知程度，超越了信長。
錢，因如泉水一樣川流不息，循環往復，所以便被雅稱為“泉”。而以錢財為基礎的經濟活動，其價值也在於其流通性。就像水一樣，要想不成為一沼死水，經濟就必須的活躍的流通，不能停滯。因此，雖然都是主張活躍經濟，但是豐臣秀吉卻參與得更加積極。做過貨郎的秀吉明白，貨物放在手裡不流通，那是無法帶來金錢的。所以在成為諸侯之後，每擴大一次領地，秀吉就會與當地的豪商合作，讓他們承包領地內大米的銷售工作，從而形成人口流動、商品流動的網絡。賺了錢之後，秀吉便將這些利潤與參與經營活動的商人們平分。這種做法不僅僅促進了商人們的生意，也讓秀吉越來越富裕，從而有足夠的資金一統天下。
以豐臣王朝後宮鬥爭主題舞臺劇《醍醐花見》體現了現代人對桃山時代的印象。
隨著豐臣秀吉的領地不斷擴大，這個貿易網絡也就隨之擴大。成為關白殿、天下人之後的秀吉，其名下的湯沐邑大約有二百二十萬石，主要集中在京都周邊的攝津、河內、和泉，此外還有南到九州北達奧州的分散領地。因此秀吉的商業網絡也就理所當然地覆蓋了這些地區，這也意味著全日本的物流基本上都歸秀吉一人所掌握。
在建立全國物流網絡的同時，秀吉也建造了以消費為主的一線城市作為全國性商業中心。鑑於安土城已經化為灰燼，秀吉便另擇吉地修建新城，也就是日後被視為三都之一的大阪。
之所以大阪會被選中，主要是這塊“地皮”具有非凡地商業價值。作為東日本和西日本的中間，大阪北通北陸，南連南海，更是中世日本的交通大動脈瀨戶內海漕運的起始點，可謂是車擊舟連之地。在這裡建立經濟中心，實在是在方便不過了。此後三百年間，大阪一直是一個可以平視京都、江戶的通都大邑。
而讓豐臣秀吉富貴潑天的另一個收入，是開採金礦。
豐臣秀吉的晚年是和黃金的浮華捆綁在一起，彼時大阪城內可謂一片紙醉金迷——不僅泥金的屏風、描金的器皿以及各種鍍金的兵器、鎧甲隨處可見。那個遺臭萬年的金茶室更是具有代表性，據說茶室中除了三張鋪席是猩猩皮製成、茶筅為竹子製成，包括著風爐、柄杓、蓋置、水指、建水、棗、茶入、茶杓、茶碗、茶釜、風爐、茶入、茶臺子等在內的全套茶器。傢俱皆為真金打造；即使是茶室的牆壁、柱子、天花板、地板也都裹了一層厚重的金葉子；而門窗等部件甚至更是直接以黃金鑄成······虎踞坐擁六十六州的豐太閣，終其一生最浮誇奢靡的享樂便是此物。而且大阪城外也是金碧輝煌，比如天守閣屋脊上的螭吻，每片鱗甲皆以黃金打造，以至於那時的理財怪傑大久保長安曾經罵道：
<strong>“是兒欲浪擲黃金於水中邪？”
早在聚樂第落成之時，秀吉便一次性向自己麾下的公卿諸侯發了大紅包——黃金六千枚、白銀兩萬五千枚——而且，都是天正大判。之所以能夠擁有如此多的黃金，就是在於豐臣秀吉對金礦的開採不遺餘力。秀吉對金礦的開採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對自己領地內的礦山進行開發，設立代官監督；第二種，將各大名領地內的金礦進行開發，金礦由各大名自己經營管理，但開發出的金銀則按一定比例作為賦稅上交——最典型的就是佐竹氏的久慈金礦。
豐太閣一生的審美終極之作——金茶室。
所以在日本民間到處流傳著某處埋有豐太閣金庫的傳說。比如根據慶長三年（1598AD），幡野三郎光照文書就誇張地記載：
<strong>“朝鮮征伐之軍用殘金，計四億五千萬兩，埋”。
四億五千萬兩黃金自然是不可能的，絕對不可能的。但是根據同一年《豐臣家入庫目錄》顯示，是歲豐臣家於金銀礦上的收益分別是金大判<strong>四千九百九十九枚（227.1g)、銀大判<strong>九萬三千三百六十五枚——這些金銀在當時摺合大米約<strong>三百萬石。秀吉離世之後，為大阪城內的澱殿和秀賴母子留下了九萬枚金大判和十六萬枚銀大判的遺產。在豐臣家滅亡之後，德川幕府還從大阪城內搜出了黃金兩萬八千枚、白銀兩萬四千枚。
鍍金時代
慶長二十年五月八日，已經步入人生最後時刻的德川家康以天下新主之姿態站在大阪城的一處廢墟前，看著曾經如此不可一世的豐臣王朝最終覆滅。
從此安土桃山時代的繁華和動盪也成為了歷史，而德川家開創的新政權——江戶幕府卻存在了三百年。
在很多人印象中，比之於安土桃山時代，江戶幕府是個壓抑而黯淡的時代。但正是在德川君臣三百年間不間斷的努力下，日本社會才逐漸擺脫了無休止的戰亂和令人絕望的普遍貧困。城市、鄉村中的庶民百姓也從這個時候才開始逐漸的活得像個人。對於這些芸芸眾生來說，那個被人津津樂道的“風雲時代”只能是極少英雄豪傑的榮耀。
曾經以醫者身份出入於安土桃山上流社會的小瀨甫庵在晚年名著《太閣記》中曾這樣記載道：
<strong>“兩度賦金，及薨時之遺物，皆為子孫，而非為民。不依大臣小臣，金銀濟濟而持，猶富民之事，實實虛虛之患耳······金銀多為分銅，亦唯依辛責於民”。
這段話的意思是，豐臣秀吉（其實當時的亂世英雄們大多也如此）為了私慾，為了豐臣王朝的長治久安，殘忍的從百姓身上榨取錢財，這豈是藏富於民的德政？
是率獸食人的暴政。
大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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