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战时疾病肆虐的生命通常要比子弹，刺刀和骑兵军刀杀死更多。许多历史很容易记住，在南北战争中在冷港和小圆角之类的地点死于战争的二十万士兵，而因腹泻/痢疾，肺炎，伤寒和其他疾病而丧生的四十万士兵则少了。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水冷机枪，弹匣装填的步枪和大炮可以准确地，以很高的速度从几英里之外迅速杀死死亡，这一切都改变了这个严峻的方程式。在战争中丧生的大约一千万名士兵中，四分之三属于人造的，大量生产的死亡机器，而不是大自然的自然杀手。
1100万平民伤亡中，疾病所占比例更高，但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以及与战斗或暴行相关的死亡人数则为300万。
然而，自然最终会笑到最后。随着1918年大战的结束，流感大流行爆发，造成1500万人死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些死亡通常被排除在其他与疾病相关的死亡中。）这意味着在一年中死于流感的人数要比四年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不间断战斗的人数多。
众所周知的“西班牙流感”可能并不是西班牙语。那只是一个没有积极审查大流行新闻的主要国家，例如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感染，因为它没有参加战争。
就是说，对于真正的零地面到底在哪里还没有达成共识。一项分析认为，爆发于1918年3月在堪萨斯州Haskell县的 Funston营地开始。
一种相互竞争的理论声称，流感毒株起源于中国，并在大战期间派往协助法国的数万名劳工中传承。反过来，欧洲研究声称该病毒于1917年在法国或奥地利的一家医院被发现。
不论起源如何，致使流感如此致命的因素之一就是，它使机体抵御了它的自然防御，释放出一种不祥的效应，称为“细胞因子风暴”。被认为可以保护人体免受疾病侵害的白细胞变得过度刺激，产生过量的细胞因子（一类旨在发出免疫和内分泌反应信号的蛋白质）。级联的细胞因子反过来触发通常致命的炎症反应，导致胰腺炎，弓形部积液，出血和器官衰竭。
结果，该流行病的最高死亡率发生在二十四岁至四十岁，免疫系统强的相对年轻的成年人中，而相对而言，这却不影响老年人和年轻人的生活。
但是，在疾病晚期，继发性肺炎感染导致更多的死亡。
最终，科学家们相信1918年流感的不寻常的最后期限主要是由于战时环境导致了迅速扩散，即数以千万计的士兵近在咫尺，在世界各地旅行，生活在拥挤，不卫生的环境中。
医务部门无法直接对抗这种疾病：根本没有疫苗可以对抗H1N1病毒，也没有青霉素来控制通常致命的继发性细菌感染。阿司匹林的处方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他们所能做的就是采取措施阻止传播，包括隔离受感染者，劝阻公众聚会和促进更好的卫生。
8月份，法国，塞拉利昂和美国的震中在全球范围内波及了第二波更致命的感染，其死亡率是最初爆发时的十倍。但是，这是一样的流感，因为第一波感染者已经免疫。
现在的这类护理设施和墓地都被潮水淹没了。印度失去了5％的人口。严格的海洋检疫在当地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并未阻止该病毒向众多太平洋岛屿的扩散，那里紧密的当地社区有时会失去多达20％的人口。
第二次爆发在10月消失，直到1919年1月拥挤的停战纪念日庆祝活动和士兵返回家乡后才回到最后一次爆发。
到大流行结束时，大约有5亿人，即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占27％）已被疾病感染。在受感染的人中，有10％至20％死于该病，导致当时居住在地球上的18亿人口中有3％至6％死亡。
尽管如此，大流行病通常被作为一战历史的注脚，尽管它使更多的人丧生，分布在全球人口中。尽管其中一些原因可以归因于审查制度抑制了疫情的报道，但人们仍然可以洞悉人类如何根据其原因以不同的方式对待相似的结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可逆转地折磨着它所处的风景，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社会和政治秩序的革命性变化。它留下了数百万退伍军人，他们因战斗而遭受心理创伤，反过来又对艺术，文学，电影和政治哲学产生了巨大的下游影响。
相比之下，大流行致死的事实如此迅速地限制了整个社会的创伤程度。这位无形的杀手没有留下物质和心理上的毁灭，而是留下了本来可以安静生存的生命。
但是，可以说，这揭示了我们多频繁地高估了对生命和肢体的破坏性但罕见的威胁，例如飞机失事，连环杀手和恐怖袭击，却忽略更致命但更平凡的杀手的代价。
例如，就在最近的2017-18冬季，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统计了 该国8万人死于流感，这一数字超过了过去50年美国因战争而战死的总和。
閱讀更多 焦點觀察者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