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在國家中看到一種無名的力量，由於他感覺自己和這種力量一樣也是無名的，於是，大眾就相信國家是屬於他自己的東西。當一個國家的公共生活出現困難、衝突和危機時，大眾就會傾向於求助國家的即刻干預，憑藉其巨大無比、不可抗拒的手段直接加以解決。
奧爾特加·加塞特
在任何一個公共事務秩序良好的國家裡，大眾的角色都不應該是自行其是的，安分守己才是他的使命。大眾生來就是被指導、被影響、被代表、被組織的——甚至可以說就是為了不再成為大眾，或者至少說以這種可能性為目標。但他來到這個世界上並不是單靠自己就可以做任何事情的，他需要把自己的生活託付給一個更高的權威，也就是少數精英。至於說誰是傑出的精英這個問題，或許可以沒完沒了地爭論下去，但不管他們是什麼人，若沒有了精英，人類將喪失其本質。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儘管歐洲對這個問題採取鴕鳥政策已經有一個世紀了，它以為把頭埋到翅膀底下就可以避開這個顯白的真理，實在是自欺欺人。我們所主張的這一觀點並沒有以多少是常見的、可能的事實為基礎，相反，它立基於一條“社會物理學”的法則之上，這條法則甚至比牛頓物理學的法則還要堅不可摧。一旦當一種真正的哲學在歐洲重新佔據優勢——惟有如此方能拯救歐洲——他將再次意識到，不管人們願意與否，其本性都將迫使他尋求某種更高的權威，如果他能夠自動地發現此種權威，那他就是一個優秀的人；如果不能，那他就是一個大眾人，就必須從比他優秀的人那裡接受此種權威。
因此，一旦當大眾宣稱自己有權利自行其是的時候，他就是在反抗自己的命運，由於這正是當前所發生的事情，故而我稱之為“大眾的反叛”。從最終來看，惟有一件事情可以名副其實地叫做“反叛”，那就是拒絕接受自己的命運，反抗自我。天使長露西法爾如果不是一意孤行地想成為上帝——那不是他的命運，反而希望做一個最下等的天使——那同樣不是他的命運，這兩種行徑在本質上沒有區別，都屬於反叛行為。（假如露西法爾是一個俄羅斯人，譬如說像托爾斯泰，他就很有可能選擇後一種反叛形式，比起他率領眾天使反抗上帝來，這同樣是在悖逆上帝的意旨。）
無論什麼時候，只要大眾是自作主張，他唯一的方式就是濫用私刑，因為舍此之外他別無選擇。私刑起源於美國並非出於偶然，因為美國多少可以稱得上是大眾的天堂。因此，當大眾如今在整個歐洲取得勝利時，暴力同時也就開始大行其道，成為最後的理由和手段，成為一種教義，這不足為奇。多少年前我就已經注意到暴力可能演化為一種正常的狀態，如今，暴力已經發展到極致，這或許是一個良好的徵兆，因為它預示著暴力即將盛極而衰，自發地走向崩潰。暴力如今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修辭：那些空洞無物的演說家們使之成為自己特有的修辭方法。當人的存在實體結束其生命旅程時，就如同失事的船隻，任憑無情的海浪把它衝到修辭的海岸之上，雖然已是一堆遺骸，但還能保存很長一段時間。修辭是現實的墓地，充其量不過是上了年紀的人的養老院；此時，實體只有靠自己的名稱來苟延殘喘，儘管只剩下一個詞彙，但它到底還是能維持某種不可思議的魔力。
作為一個具有反諷意味的既定規則，暴力的聲望儘管可能已經走向衰落，但是，我們將依舊生活在它的統治之下，當然它要改換一下形式。
這裡，我指的是今天對歐洲文明構成最嚴重威脅的一件事物，同其他所有的威脅一樣，它也是文明自身的產物，甚至可以說，它還是歐洲文明的一大榮耀：它就是人盡皆知的現代國家。這裡我們再次遭遇前一章中科學所面臨的弔詭境地：科學原則的多產性帶來了令人難以置信的進步，但這一進步將不可避免地造成專業化，而專業化則有扼殺科學的危險。
國家也面臨著同樣的困境，對此，讀者只要回想一下18世紀末歐洲各民族所建立起來的國家是怎樣的情形就可以了，那時國家的事務是何其稀少！早期的資本主義及其工業化組織，由於首次採用了新的理性化技術，給社會帶來了新一輪的發展，一個新興的社會階級由此產生，它比以前的任何一個階級都要龐大，都要有力：它就是中產階級。這個精明的中產階級擁有一種超出其他所有階級的才能，即實踐的才幹，它知道如何去組織和訓練，知道如何去保持進取心的連貫性和一致性。置身於這樣一個階級之中，如同進入江洋大海，“國家之舟”（the ship of State）開始了其險象環生的航程，國家之舟是被中產階級再度發明的一個譬喻，這個階級感到自己浩瀚如海洋，無所不能，甚至能夠呼風喚雨。正如我們已經說過，這隻船本來承載的事務極為有限：幾乎沒有多少士兵、官僚以及財政需要管理。在中古世紀，它是由一個與中產階級截然不同的階級——貴族階級——所建立的，這個階級憑藉其勇氣、領導才能以及責任感而有口皆碑，聲譽卓絕，沒有他們，歐洲的各個民族就不會有今天。但是，他們雖然具備這些發自心靈的德行（virtues of the heart），卻始終缺乏出自頭腦的德行（virtues of head），這些貴族智力有限，情感脆弱，他們行為處事完全依靠本能和直覺，一言以蔽之，他們是“非理性的”。所以，他們不能發展出任何技術，因為這一過程需要思想和理性化。比如說，這些貴族就無法發明火藥，因而也就製造不出新式武器；而新興的資產階級則從東方或別的什麼地方引進了火藥，製造了槍炮，於是身著鎧甲、手持長矛，騎在馬背上笨拙不堪的貴族武士和紳士們在戰場上就落得一敗塗地了；他們甚至從未想到，戰爭的永恆秘密與其說在於防衛的方法，還不如說在於進攻的方法——這個秘密是拿破崙再次發現的。
既然國家是一個技術性問題——一個關於公共秩序及其管理的問題，所以“舊制度”直到18世紀末期為止，仍然是一個非常弱小的國家，它被來自四面八方的社會反叛弄得焦頭爛額。這一時期國家權力與社會權力之間的力量對比是如此懸殊，以至於同查理曼時代的情況比較起來，18世紀的國家似乎是退化了；加洛林王朝的國家在權力上當然遠沒有路易十六時代的國家強大，但另一方面，那時環繞在國家周圍的社會卻也是全然無力的。18世紀的社會勢力與公共權力之間的力量失衡，為法國大革命以及一直持續到1848年的一系列革命提供了條件。
但是，中產階級在法國大革命以後開始接管公共權力，並把自己無可爭辯的品質應用於國家。差不多在不到一個世代的時間裡，中產階級就建立了一個強大而有力的國家，這個國家結束了革命，恢復了秩序。自1848年起，也就是自第二代資產階級政府開始，歐洲就不曾發生過任何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當然不是因為缺少引發革命的動機，而是因為缺乏革命的手段，公共權力已經上升到社會權力的水平，於是，歐洲就永遠告別了革命！現在，在歐洲唯一可能發生的只有革命的反面：政變，在接下來的歲月裡，一切看似革命的運動都不過是偽裝下的政變而已。
在我們這個時代裡，國家已經變成了一臺龐大的機器，這臺機器以其非凡的方式在運轉著，其精確無比且數量驚人的手段所帶來的效率之高，令人歎為觀止。一旦當國家在社會中拔地而起，只消輕輕一摁按鈕，它就可以啟動無數操作槓桿，並以它們勢不可擋的力量作用於社會結構中的任何一個部位。
當代國家是人類文明最顯而易見、最奪人耳目的成果。任何人只要注意到大眾對國家所採取的態度，他就會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大眾可以看見國家，欽佩國家，並知道國家就屹立在那裡，護衛著自己的存在，但他絕沒有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國家是一個人造物，它是由某些特殊的人所發明的，並需要某些美德和基本品性來加以維持，而這些美德和品性雖然人類過去曾經擁有，但明天很可能就會消失殆盡。此外，大眾在國家中看到一種無名的力量，由於他感覺自己和這種力量一樣也是無名的，於是，大眾就相信國家是屬於他自己的東西。當一個國家的公共生活出現困難、衝突和危機時，大眾就會傾向於求助國家的即刻干預，憑藉其巨大無比、不可抗拒的手段直接加以解決。
這就是當前威脅文明的最大的危險：國家干預、國家對一切自發的社會力量的越俎代庖——這就等於說取消了歷史的自發性，而從長遠來看，維持、滋養並推動著人類命運的正是這種自發性。任何時候，只要大眾懷疑自己遭受了什麼厄運，或者僅僅是感到了某種強烈的衝動，那麼對他來說，最大的誘惑無疑就是簡單地摁一下按鈕，開動法力無邊的國家機器，就可以持久而穩當地獲得一切，而無需一切努力、奮鬥、疑慮和冒險。大眾自言自語道：“國家就是我！”這正是“朕即國家（L’Etat, c’est moi）”的大眾翻版，這完全是一個錯誤。說“國家就是大眾”，就好比說兩個人僅僅因為都不叫約翰，所以他們是同一個人一樣荒謬。當代的國家與大眾之間唯一的共同點就在於它們都是無名的。但事實上，大眾的確相信自己就是國家，他們越來越傾向於尋找各種藉口發動國家機器以壓垮那些富有創造力的少數人：這些人妨礙了大眾，擾亂了秩序，不管是政治上、思想上，還是工業上。
此種趨勢的後果將是毀滅性的，自發的社會行動將一再地被國家干預所打斷，不會再有新的種子能夠開花結果。社會將不得不為國家而存在，個人將不得不為政府機器而存在。由於國家畢竟只是一臺機器，它的存在與保養依賴於它周圍生命體的支持，所以，國家在耗盡了社會的精髓與活力之後，它將只剩下一副血色皆無、形容枯槁的骨架，一部停止運轉的、鏽跡斑斑的機器將比一具生物有機體的死屍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這也正是古代文明令人感到惋惜的命運。由愷撒和克勞狄一手締造的羅馬帝國，毫無疑問是一架值得欽佩的機器，單單作為一個人造物來看，它比貴族世家所建立的古老共和國不知要高超多少；但歷史是驚人的巧合，就在它的發展臻於巔峰的時候，社會實體隨即開始解散。
早在安東尼時代（公元2世紀），國家就以其反自然的霸權（anti-vital supremacy）壓服了社會的活力，社會開始受到束縛，它除了服務於國家之外無以為生。整個生活都被納入官僚體系，結果發生了什麼？生活的官僚化導致了社會各個領域的全面崩潰，經濟蕭條，人口減少。國家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又對人類生活推行進一步的官僚化，上緊官僚機器的螺絲釘無異於把社會改造成一個軍營。國家最迫切的需要就是軍事裝備和軍隊，其首要的任務就是提供安全（我們要記住：大眾正是安全的產物），因此，軍隊是國家的先決條件。非洲血統的塞維魯皇帝試圖把整個世界軍事化，可一切都是枉然：不幸的事情還是接連發生，羅馬婦女的生育能力逐漸下降，最後甚至連兵源都開始枯竭。塞維魯之後，帝國的軍隊不得不從外國人中徵募士卒。
國家至上主義（Statism）悖謬的悲劇性過程不是由此昭然若揭嗎？為了使整個社會可以生活得更好，人們建立了作為一種手段的國家，但是，國家隨即盤踞於社會之上，反而使得社會不得不開始為國家而存在。然而，國家畢竟是由社會成員所組成的，這些人很快就不足以維持國家，於是它不得不招募外國人：首先是達爾馬提亞人，接著是日耳曼人。這些外國人乘機篡奪了國家權力，社會中的其他人，那些先前的人民，被迫淪為他們的奴隸，淪為與自己毫無共同之處的異邦人的奴隸。這就是國家干預所帶來的後果：人民轉化為國家機器——它原本只是一個人造之物——的燃料，骨架吃盡了附著在它周圍的血肉，臨時搭建的腳手架竟變成了住宅的房客和主人！
在瞭解了這一切之後，當我們聽到墨索里尼瘋狂地叫囂：“一切都是為了國家，國家之外一無所有，沒有什麼事物可以反對國家！”這樣的口號，並把它視為一個只有在意大利才能發現的驚人事實時，怎能不感到震驚呢？單單是這一點就足以證明法西斯主義是一場典型的大眾運動。墨索里尼剛一上臺就發現，一個他理想中的完美國家已經建立，但其締造者並不是他自己，而是他所要反對的觀念和力量：自由主義民主。他僅僅是無情地使用了這架現成的機器，我們無須細緻地考察他的工作，就可以發現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到目前為止，墨索里尼所取得的成果，還不足以與自由主義國家在政治和行政管理中所取得的成果相提並論。縱使他有什麼成就，也是微乎其微，不值一提；而且它缺乏實質，因為它還不夠抵消反常權力（the abnormal powers）的積聚，正是這些反常的權力使墨索里尼得以把國家機器運用到極致。
國家至上主義是暴力和直接行動在上升為一般準則以後所採取的高級形式。通過並藉助國家這部無名機器，大眾得以自行其是。歐洲各民族目前正面臨著各種重大的國內問題：法律、經濟以及公共秩序無一不存在異常嚴峻的危機。在大眾的統治之下，我們難道沒有感覺到：國家將竭盡全力壓垮那些保持特立獨行的個人和小群體，並最終打破未來的一切希望嗎？
過去三十年裡所出現的一個最讓人感到驚悸的現象，可以作為這種國家機械主義（the state mechanism）的具體例證：所有國家中的警察部門都在迅速擴張，人口的增長必然要加劇這一過程。不管我們對此如何習以為常，我們都不應該忽視這樣一個可怕的悖論：在一個現代超級大都市中，湧動的人群要想來去自如，專心於自己的事務，就必然需要一支龐大的警察隊伍來維持交通和秩序。但是，對那些相信“法律與秩序”的人來說，如果奢望這些為維持秩序而建立起來的“政府武裝”永遠滿足於保持市民所希望的秩序，那就愚不可及了。這些人最終將不可避免地自己來定義和決定他們應該維護什麼樣的秩序——這種秩序自然是最符合他們自己利益的秩序。
如果我們觀察一下兩個不同類型的社會對這一公共需求所作出的截然不同反應，將非常有助於我們處理這個問題。大約在1800年左右，新興的工業開始造就一類新人——產業工人，他們比傳統類型的人更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為此，法國政府迫不及待地建立了一支數目龐大的警察隊伍。十年之後，英國也面臨了同樣的問題，犯罪率的上升使英國政府突然意識到自己缺少警察力量，其時正是保守黨當政，他們是怎麼做的呢？建立一支新的警察部隊嗎？絕對不可能，他們寧願儘可能地容忍犯罪，也不願意這麼做。“人們已經做好準備，如果必要的話，將容忍一定程度的混亂，並把它看作是自由的代價。‘在巴黎，他們擁有一支令人羨慕的警察部隊，’約翰·威廉·華德寫道，‘但是，他們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寧願看到，每隔三年或四年就有半打的人在拉特克利夫大道（the Ratchffe Road）上被人割斷喉管，也不願意住宅被人搜查、監視，並忍受富歇的各種詭計’。”這裡，我們看到，對待國家的兩種態度涇渭分明，英國人認為國家應該有它自己的界限。
本文選自自《大眾的反叛》，奧爾特加·加塞特／著，劉訓練，佟德志／譯，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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