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走廊
歷史上記載疫情有3000多以上，重大的有500多，戰國時期，由於連年戰爭，人數死亡甚多，那個時候把各個國家人數加起來也不足1億人口， 因為戰死 餓死 的人很多，哪裡還有時間去生育養育下一代。
那個時候瘟疫 都是因為細菌感染所致，很少有見是病毒的，為什麼會容易細菌呢？
連年戰爭屍體隨處可見，還有很多人因為沒有糧食 吃 而餓死 ，這樣沒有人處理屍體，就會造成汙染河流以及土地滋養了細菌。
由於人口稀少，那麼瘟疫就很難去大面積感染人，傳染人，無論是病毒細菌最容易引起感染的是人口集中密集，包括動物依然是，那些被圈養的雞豬是最容易感染 ，你很少簡單 狗 貓 鴨 鵝 這些活動頻繁的動物得瘟疫。
人類就生活在病毒細菌包圍的空間，只要你活著，就一吸一呼都有病毒細菌進入你的身體內，而你身體內存量大量的病毒細菌，只是都被你身體的免疫系統給消滅掉 而你自己絲毫感受不到而已。
惜緣微健康
古時的先民們，對待瘟疫不比我們現代人差～中國文明史歷史悠久～所以瘟疫面前，人人平等，處理瘟疫的情況很嫻熟～
PS（清末中國爆發了一次嚴重鼠疫，有興趣可以八度）
從古至今，人類遭遇了無數的瘟疫，其中有些瘟疫特別嚴重，對人類後代的影響巨大的有：非典、鼠疫、天花、流感等。總的來說，瘟疫是由於一些強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細菌、病毒引起的傳染病。 一般是自然災害後，環境衛生不好引起的。
傳染病在古代稱為疫，而疫字在漢代說文解字裡“疫，民皆疾也。”疫字最早可以看到記載的是先秦時期的《周禮》“遂令始難歐疫”，那時人們就意識到疫病是一種危害極大的病。
湖北出土文物《封診式》竹簡中記載了在戰國時期就有逐級報告傳染病和對可疑病例調查的制度。宋太祖時規定，所有被派往到邊塞的將官，都要帶隨行醫官負責防疫和健康。據秦代出土的竹簡記載，凡來秦國入城的賓客入城時，其乘車和馬具要經過火燎煙燻以消毒防疫。 中國古代醫家很早就認識到一些瘟疫病的傳染性，並發現隔離具有傳染性的病人是必要的預防措施。在漢代中國就有“病遷坊”設施，用來隔離麻風病人。
石灰最早記載於《周禮》，除了建築戰爭煉丹印染用於房屋塗抹，驅蟲消毒，墓葬。端午節有些地方的習俗有將混合有雄黃酒的石灰水灑於房屋角落。《左傳》成公六年(前585年)記載：“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當時，我們的祖先已經掌握了採用深埋和土層過濾處理汙水的方法，來防治疫病。
Ghoul內幕
不是沒有爆發，是可能爆發了我們並不知道。一方面是現存史料資料太少無法證實當時是否真的爆發了傳染病，另一方面在古代瘟疫爆發就是很可怕的事情，在那時候消除瘟疫最簡單快捷的方法很可能就是——任由感染的人死光。
可是這並不代表我國古代在處理疫情方面任由平民百姓死去，在消除疫情和解決疫情方面是這樣的的過程:認識疫情——防控疫情——解決疫情，總稱為防疫。
首先認識疫情。我國在對瘟疫這件事上有著很深刻的瞭解，畢竟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
傳染病在古代稱為疫，而疫字在漢代說文解字裡“疫，民皆疾也。”疫字最早可以看到記載的是先秦時期的《周禮》“遂令始難歐疫”，那時人們就意識到疫病是一種危害極大的病。
湖北出土文物《封診式》竹簡中記載了在戰國時期就有逐級報告傳染病和對可疑病例調查的制度。宋太祖時規定，所有被派往到邊塞的將官，都要帶隨行醫官負責防疫和健康。據秦代出土的竹簡記載，凡來秦國入城的賓客入城時，其乘車和馬具要經過火燎煙燻以消毒防疫。
中國古代醫家很早就認識到一些瘟疫病的傳染性，並發現隔離具有傳染性的病人是必要的預防措施。在漢代中國就有“病遷坊”設施，用來隔離麻風病人。
其次，防控疫情。
在這裡防控疫情分為兩種，一為疫情尚未爆發，但是有趨勢蔓延，二位疫情已經爆發，已成氣候。
在疫情尚未爆發之時，人們已經有意識的進行防控。人痘接種術在清代時候已經有職業的種痘師了，而且失敗率是隻能是5%。
石灰最早記載於《周禮》，除了建築戰爭煉丹印染用於房屋塗抹，驅蟲消毒，墓葬。端午節有些地方的習俗有將混合有雄黃酒的石灰水灑於房屋角落。
《左傳》成公六年(前585年)記載：“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當時，我們的祖先已經掌握了採用深埋和土層過濾處理汙水的方法，來防治疫病。
城市汙水並不是簡單粗暴的直接排入河道，而是要通過一定比例把大小石頭塊、粗細砂礫、泥土進行巧妙搭配組合，並且再用草木的枯枝敗葉將其分隔為若干層的城市的排汙溝後，變成“中水”後才能排入到河裡。
中國人熟知病從口入，吃熟食喝熱水的習慣也為細菌病毒滋生的渠道和途徑斷絕了溫床。
注重衛生習慣，防患於未然是阻隔瘟疫爆發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疫情已經爆發之時，解決方法歸納起來的方式如下:
0.順應節氣
先秦典籍(《禮記·月令》》中提到: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於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瘧疾。
原因在於“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因而，先民們在有所興作時非常重視順應節氣。
1.巫術的精神控制
先秦時期，傳說帝額項有三子，生而亡去為鬼，其中一個居江水是為瘟鬼。
為此，人們每於疾疫發生時，作法以驅除疫鬼。
《周禮·夏官》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即是專門的驅疫鬼者。此四人身披熊皮，頭帶面具，執戈揚盾，帥百隸逐室毆疫，此即後世灘戲的由來。
除此以外，歷代流行的紙船送瘟神等民俗，也都是驅疫鬼的具體形式，甚至連端午節的龍舟競渡也與驅疫鬼有關。
這種迷信的辦法，對於防治疾疫當然不會有任何作用。
2.巡視疫情,施醫賜藥保障。最早的巡診制度見於先秦時期，《周禮·地官》中有司救一職，其職責就是:“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此可被視為是中國古代巡診制度的濫觴。
3.施隔離患者,培養醫學人才。此處由於戰國時期資料匱乏，最早記錄只有東漢時期。自東漢以後，開始有了隔離病人的記載，顯示人們已經開始重視流行病的傳染性問題。
“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漢書·平帝紀》)。此可視為對病人實行隔離措施的最早記錄。
4.保障衛生,埋癱屍骨；屍體是病毒和細菌藉以大量繁殖的最主要載體，處理屍體，即是切斷疾疫流行的一個重要渠道。
據《周禮》所載，從先秦時期開始，就有了處理無主屍體的做法。此後，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屍體的做法。
5.開倉放糧,販災免賦等。
最後解決疫情，在防控疫情之中已經附帶了這一部分的內容，此處不再贅述。
但是事實可能並不如我們想象中的那般美好，因為在醫學落後的戰國時期，能夠看的起醫生的畢竟是少數，況且在醫學落後的年代和奴隸制社會轉向封建王朝時期，平民百姓的姓名在統治者眼中不過是草芥。而解決瘟疫的最好方式就是我在文章開頭寫的那樣——人們都死去了。
負暄
疫情，往往好發於戰亂或者天災之後。在中國歷史上，曾經過有這麼一段異常特殊的時期，就連這一時期的歷史命名都顯得很特殊，它正是繼春秋之後的“戰國”。“戰國”，顧名思義，以“戰”稱名，既為“戰”名，在邏輯上，必然少不了大的疫情發生。然而，歷史上真實的戰國時期，根據歷史記載的情況，大小戰役頻發不假，但大的疫情生髮卻鮮有傳聞。
▲戰國時期戰爭頻發
探究其因，這到底是古人出於疏漏史書沒有記載，或者不願記載？還是戰亂本就和疫情無關呢？
我認為，這兩者都不盡是。儘管先秦之前的歷史資料記載很多都不詳盡，甚至失考，但大的疫情至少總可以通過各家流傳的版本窺視一二，不可能都毫無蹤跡。因此，大致可以斷定，戰國時期戰亂頻發但大規模的瘟疫沒有發生完全不是沒有可能！儘管歷史上不爭的事實是，當時的戰國，以周天子在形式上為天下共主，而真實的情況是天下已經被分為各自為戰的七大諸侯國政權“齊、楚、燕、韓、趙、魏、秦”，而且，當時的戰役，除了這七國之間的相互攻伐外，還經常性的會發生一些大國吞併小國的戰役。總之，戰國的戰爭從來沒有少過。
▲ 戰國七雄
自古以來，戰亂成為疫情好發的一大誘因，可為何在戰亂頻發的戰國時期，這一規則就怎麼突然變得不被適用？實際上，這和戰國時期的歷史時代特徵有關。
時代特徵一：“百家爭鳴”思想文明使得人們預防疫情發生覺悟普遍較高
戰國時代，雖然這一歷史時期戰爭頻起，但人類在思想文明方面卻呈現前所未有的迸發狀態。特別是“百家爭鳴”文化潮流的興起，學術發展堪稱達到了中國歷史文明的黃金時期。比如法家“講耕戰、重實力、權術和刑賞的觀點”，儒家崇尚“禮樂”和“仁義”，主張“德治”與“仁治”，墨家又提倡“兼愛”與“非攻”等，這些優秀文明思想的百花齊放，使得人們對戰爭的態度並不僅僅限於野蠻的擴張領土上，而是向著更加註重戰後的治理與恢復的方向發展，因此，在戰後防範與應對疫情發生方面覺悟普遍較高。
▲ “百家爭鳴”文化潮流興起
因此上說，中國歷史上的戰國時期，是一個戰爭與文明並行發生的時期，各國既好戰而又特別注重戰後的治理與恢復工作。
時代特徵二：“戰國七雄”變法圖強 社會各方面發展齊頭並進
戰國時期，不僅有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權且可以協調各國利益，而且戰國七雄各自內部也都在變法圖強，力圖使自己成為更加文明強大，具備一呼百應實力的一方。
▲ 秦國的商鞅變法
如秦國的商鞅變法，齊國的鄒忌變法，楚國的吳起變法，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改制，魏國的李悝變法，韓國的申不害變法等等，這些都使得儘管戰國時期戰爭四起，而各國政治、經濟、文化、農業卻都能夠取得不同程度的大發展。也就是說，戰國的民生環境並沒有因為戰爭頻發而導致無人治理，因此，大規模的疫情也就不太容易發生。
時代特徵三：“防治有方”疫情對治古人早已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統方案
對這一點的驗證，雖然史書記載不多，但我們可以通過後世出土的一些文物作為佐證，來推斷戰國時代人們在防範與治理疫情方面的水平。如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簡”。
▲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簡”
1975年，人們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的秦墓中發現了許多竹簡，上面寫滿了密密麻麻的文字。經過專家鑑定，這些秦簡上的文字內容是人們研究從戰國到秦朝之間這段歷史時期，在法律、文書、醫學、行政等方面極為重要的珍貴資料。
在“睡虎地秦簡”的文字記載中，其中就提到了當時人們在對治傳染病方面的一些處理方法。
《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記載了這樣一則事情：
“某裡公士甲等廿人詣里人士伍丙，皆告曰：‘丙有寧毒言，甲等難飲食焉，來告之。’即疏書甲等名事關牒背。訊丙，辭曰：‘外大母同裡丁坐有寧毒言，以卅餘歲時遷。丙家即有祠，召甲等，甲等不肯來，亦未嘗召丙飲。裡即有祠，丙與里人及甲等會飲食，皆莫肯與丙共杯器。甲等及里人兄弟及它人知丙者，皆難與丙飲食。丙而不把毒，毋它坐。”這段話的大致意思是說，某個地方有二十個人將同裡的士伍丙送到了官府，原因是大家認為這個人有“毒言”（“毒言”在這裡的意思類似於今天的傳染病），不能和大家一起吃飯。然後官府對這個人進行了一番詳細盤問，從姓名到出生年齡、籍貫、走訪經歷等等（這一點像極了我們今天對疫情疑似病例的盤查。）。丙告訴官老爺，當年自己的外祖母曾有“毒言”被認定為犯罪，在三十多歲時被遷往其他地方，而他們（其中包含丙人）曾經在一起吃過飯共用杯具。當然，丙這個人慶幸的是，在審定之後，官府認為丙並沒有“毒言”。
由以上《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記載的關於“毒言”的事情不難看出，戰國到秦這段時期的人們，他們在對治疫情的方法上，分別從三方面系統入手。
一“防”：發現疑似病例即報官。
從以上記載的歷史事件可以看出，在戰國到秦這段時間，人們對預防疫情發生所採取的手段已經十分謹慎，而且大家防止疫情發生的意識也很高，即一旦發現疑似病例即舉報送官，並由官方排查，以此杜絕大規模疫情可能的發生。
▲ 古人注重對疫病進行預防
二“確診”：被舉報病例一旦確診要負法律責任。
在對待確診病人上，從“外大母同裡丁坐有寧毒言”可以看出，戰國至秦時期，國家對疫病的防治態度是嚴防嚴查。就是說，當時的古人他們對待疫疾的判斷也是依據標準來謹慎診斷，但凡疑似病例必盤查，盤查屬實然後確診，確診後的傳染病者視同為犯罪，要負法律責任。
三“隔”：患疫病之人必須遷離人們正常生活區
當病人確診之後，“以卅餘歲時遷。”。這說的是，在戰國至秦這段時間，人們對確診疫病之人還會將其“遷”離流放某地，與人們正常的生活區隔開，以此避免更多人被傳染到。這一點和我們今天的隔離思路是一致的。
▲ 隔離，成為古代防治疫病的重要手段
結語
在戰國時期，2000多年前的古人在對待疫情防範與治理措施上，並沒有因為多戰事而疏於懈怠放任自生自滅，自然，在戰國時期發生大規模疫情的情況也就沒有見於記載都是很好理解的。
淳幀通安
要這麼看您就錯了，我國有句俗話是這麼說的——大災過後必有大疫！意思是說每當發生大災難過後就必然會爆發大規模的瘟疫。
而戰爭是一種人禍引起的災難，一旦爆發大規模戰爭，隨之而來的便是一場或數場大瘟疫。
比如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1918年年爆發了全球性的西班牙流感（其名字的由來並不是因為此流感從西班牙爆發，而是因為當時西班牙有約8百萬人感染了此病，甚至連西班牙國王也感染了此病）。
該型流感截止1919年一共造成全世界約10億人感染，2千5百萬到4千萬人死亡（當時世界人口約17億人），其全球平均致死率約為2.5%-5%，和一般流感的0.1%比較起來較為致命，感染率也達到了5%。
要知道第一世界大戰一共持續52個月，全球死於戰爭的人數約為1000萬人，然而西班牙流感在爆發6個月以後便造成2000多萬人死亡，比戰爭本身造成的死亡還多兩倍。
那麼我國古代，尤其是戰國時期，在爆發戰爭以後有沒有發生過大的疫情呢？
很顯然是有的，因為這是人類世界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是一種大型災難過後的必然結果。
據作者粗略統計，從公元11年（王莽始建國三年）到公元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一共發生了71場死亡人數超過10萬的大規模疫情，死亡過萬的小型疫情則不少於1200場。
而春秋戰國時期關於瘟疫的記載並不詳細，目前有關證據為《周禮·天官·冢宰》中的記載：“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呂氏春秋·季春紀》也有記載：“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
說明當時對瘟疫的認識已經達到了一定水平，認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發生，原因之一是由於時令之氣的不正常，是由“非時之氣”造成的，而具體規模、時間則記載得不詳。
▼下圖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戴著防毒面具操作高射機槍的德軍士兵，由於機槍和毒氣的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此前人類戰爭史上殺戮效率最高的一次，然而機槍與毒氣所造成的傷亡遠不及包括西班牙流感在內的惡性傳染病。
疫情的形成、傳播機理以及消亡形式
疫情在古代被稱為瘟疫或者時疫，即惡性傳染病，其形成機理從古至今都是一樣的——首先是人類食用野生動物→食用者開始受感染致病→致病者傳染給親近者→受傳染者再傳染給他人。
在這個過程中獸傳人是惡性傳染病病毒轉移的環節，當病毒開始發展到人傳人時疫情開始形成，當大量人群遭受傳染後病毒進入變異階段，這個時候的瘟疫就形成了。
舉個例子：一開始可能只是某一家獵戶全家感到不適，後來親戚朋友、街坊鄰居前來探望，這些人也在無形中收到傳染；當受傳染的人又去別人家串門或者上街逛遊時，交叉傳染就開始形成。
不過這種形式的疫情往往能夠在短時間內消亡，因為當時城市與城市之間、村鎮與村鎮之間的距離非常遙遠，當村鎮或城市的人基本死絕以後，疫情也就宣告結束了。
最可怕的是災難發生以後爆發的疫情，比如說鬧蝗災、旱災、水災，當農名顆粒無收以後就開始出現逃荒現象，如果食不果腹的災民食用了攜帶病毒的野生動物，那麼上述的疫情形成機理便要重演。
當那些已經有病毒潛伏在身體裡的逃荒災民向四面八方逃難以後，疫情便開始在全國爆發，這時候大規模的瘟疫就開始形成，人類聚集的城鎮開始變成“死城”，歷史上有些政權便是在大規模疫情中土崩瓦解的。
比如公元164—180年古羅馬爆發的“安東尼瘟疫”，十多年間一共有500萬人死於這種惡性傳染病，羅馬帝國也在瘟疫中逐漸走向衰弱，最終走向滅亡。
如果沒有發生自然災害，古代依舊會時不時地爆發大規模疫情，而形成疫情的原因就是戰爭，戰爭是一種有組織的殺戮行為，戰爭的特點是為了形成作戰力量，戰爭組織者需要將大量的青壯年集結在一起，這些人群受指揮官的統一調度和統一指揮，行動高度一致。
戰爭中往往總有一方會因作戰不利處於下風，或者國力不足以支撐戰爭開銷，導致供養軍隊的物資無法及時運送到前線，這時候士兵們就開始餓肚子。
為了活下去，士兵們只得尋找一切可以果腹的東西來吃，一開始可能只是挖野菜、啃樹皮，但是軍隊作戰少則幾千上萬，多的時候上百萬，樹皮草根會在短時間內被吃光，比如紅軍過草地的時候，當野菜吃光以後士兵們就連皮帶也被吃掉了。
接下來就要殺戰馬充飢，當戰馬也被吃光以後，那就剩下人可以吃了，當戰爭發展到這個程度時，軍隊中“人相食”和平民間“易子而食”慘絕人寰的現象就開始出現。
比如明末崇禎崇禎四年（1631年），明將祖大壽被皇太極圍困在大淩河城，明軍幾路救兵四次援救，都被後金軍擊敗，祖大壽的多次組織部隊突圍也沒有成功。大淩河城被圍了三個月，城內的糧食吃完了就殺馬吃，馬吃沒了，就殺人相食。
在這種情況下是最容易爆發瘟疫的，大淩河戰役結束以後那些在戰爭中倖存的士兵和百姓陸續向內地逃難，於是全國各地開始出現疫情，到崇禎10年（1637）大明境內爆發大規模瘟疫，地方官在上樞朝廷的奏本中寫道：“瘟疫傳染，人死八九”。意思是說疫情已經發展到10個人中就有8、9個人會因此死亡，史稱“明末大鼠疫”。
戰爭過後爆發的疫情是可怕的，因為軍隊是由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壯年組成的，一旦在戰爭中風餐露宿染上惡疾，那麼這些人回到家鄉以後就會形成極為複雜的交叉傳染。
只有等到整村或者整城的人都基本死絕、跑空以後疫情才會得到遏制，而這種殘酷的現實正是古代疫情消亡的形式，當人口降低到一定程度以後，低密度的人口不再具備傳播鏈時，疫情就無法繼續傳染，瘟疫自然也就“不治而愈”了。
▼下圖為漢代醫學家張仲景所著的《傷寒論》，這是世界上第一部對疫情進行專業分析的醫學著作，所以我國曆史上對疫情的詳細記載也始於漢朝。
戰國時期沒有爆發大規模疫情的原因
相對於明朝而言，2000年前的戰國時期醫療水平更顯得落後，而且在秦國統一天下之前，各個諸侯國之間時常爆發規模不等的戰爭，大規模疫情更是不可避免。
《周禮·天官·冢宰》：“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呂氏春秋·季春紀》：“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說明當時人們對瘟疫的認識已經達到了一定水平，認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發生，原因之一是由於時令之氣的不正常，是由“非時之氣”造成的。
這兩本書都是戰國時期的名著，顯然書中對瘟疫原因的認知僅限於推測，完全忽略的戰爭等災難引發疫情的客觀事實，甚至有些書籍將疫情發生的原因歸咎於上天或者神祗，比如號稱奇書的《山海經》。
它把瘟疫刻畫成絜鉤、蜚、跂踵、犭戾四種神獸，說是這些神獸出現在哪個國家，這個國家就會爆發瘟疫；而對於具有驅災辟邪功能的神獸則刻畫為箴魚、珠蟞魚、青耕三種神獸，傳說只要能在家中飼養這些神獸即可避免受到惡疾的傳染。
可見戰國時期是經常爆發疫情的，所以人們才能以疫情為素材，編纂諸如《山海經》這樣的神著，就連聖人們咋創作經詩子集時也不忘弄幾句文言文來記載關於疫情的事，聖人們表現自己淵博學識的同時也向我們傳達一個訊息——戰國時期發生的瘟疫就跟戰爭一樣頻繁。
然而戰國時期並不具備爆發大規模瘟疫的條件，原因在於戰國時期人口數量實在是太小了，我們所說的“戰國”是指前475年—前221年這個時期，當時各諸侯國總面積大約為218萬平方公里，而總人口卻只有3000萬人。
這就意味著城池之間、村鎮之間的距離非常遙遠，鄉下人就連趕個集都要走幾天幾夜的路，人口密度實在太低了，關鍵是由於連年征戰，人口平均壽命不到30歲，也就是說，很多人可能連得瘟疫的機會都沒有就在戰場上戰死了。
以長平之戰為例：趙軍總兵力45萬人，在被秦軍65萬大軍圍困的45天當中也發生過“人相食”的慘劇，向秦軍投降後40萬降卒幾乎全部被屠殺殆盡（秦軍主將歷來有不留降卒的傳統），僅留500人回國報信。
秦軍對戰俘的殺戮行為雖然令人髮指，但是卻杜絕了戰後發生大規模瘟疫的爆發，我們可以做這樣的假設：如果秦軍放過這些曾經“人相食”的趙國降卒，那麼等這些降卒回到國內以後極有可能像明末大鼠疫一樣爆發一場大規模瘟疫，到時候燕趙大地死的人可能就不止40萬了，而是想明末那樣“瘟疫傳染，人死八九”。
▼下圖為在長平之戰古戰場遺址出土的趙軍降卒萬人坑，這些萬人坑的出土成為秦軍殘暴的而直接證據，同時也進一步證實了戰國時期不具備爆發大規模疫情的條件。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一、戰國時戰爭頻發，軍隊、百姓死亡無數，所以疫情是不可避免的，只不過當時地廣人稀，低密度人口限制的惡性傳染病的複雜交叉傳染，再加上戰國時期的戰爭十分殘酷，往往“不留降卒”，在戰爭中染上的傳染病很難傳染到後方，因此戰國時期的疫情的特點是爆發頻率高、規模小。
第二、受到對疫情認知的限制，史料上對戰國時期的疫情記載並不詳細，反而是那些怪力亂神的書籍以神話或者演義的形式多有描述，因此給後世子孫造成“戰國無疫情”的錯誤判斷，這恐怕也是困擾題主的原因所在。
我國有句俗話叫做“病從口入”，古代爆發瘟疫的主要原因就是古人在食不果腹的情況下獵食野生動物，然後發生人傳人的惡性傳染病；而現代疫情的爆發則完全與古代相同，區別僅在於古人吃野生動物是為了充飢，而現代人吃野生動物則是為了體驗新奇。
就好比本次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它的爆發點就是一個非法的野生動物交易場所，如果人們不追捧所謂的“野味”，那麼這場疫情是無論如何也不會爆發的。
▼下圖為被廣西警方截獲的野生穿山甲，由於人們對野味的熱捧，我國的野生穿山甲幾乎被人們吃絕種了，只能靠走私販子從東南亞走私才能滿足國內市場需求，據悉本次疫情的新冠病毒就來自穿山甲。
兵器知識譜
這個問題有誤區，戰國距今兩千餘年，我們無法判斷是否有大的疫情發生，以及疫情規模大小，只能說從現有考古發現和史料記載看，大規模疫情爆發的次數很少，但不是沒有。
瘟疫頻繁發生，影響人類文明
人有生老病死，疾病與人類相伴相生，大規模的流性疾病便是瘟疫。
自人類開始群居生活，瘟疫就像幽靈一樣如影隨形。
如果說水災、旱災是天災，戰爭是人禍，那瘟疫就是天災和人禍的結合體，是人類揮之不去的噩夢。人類歷史上幾次超大規模的瘟疫，嚴重威脅人類生存，幾乎阻斷了人類文明的進程。
我國曆史悠久，人口眾多，戰亂頻繁，導致瘟疫頻發，考古發現的商代甲骨文中，充斥大量求神問卜、祈求保佑無災無病的記載，這些病絕非個人所患疾病，而是流行疫病。
瘟疫大流行，需要具備兩個最基本的條件：
1、人口眾多，居住密集，流動頻繁；
2、醫療衛生條件落後，防範措施少。
按理說，戰國是著名亂世，各國攻伐不斷，戰爭頻發，死傷眾多，加上醫療衛生條件差，應該會經常性爆發瘟疫才對，但為何戰國史料中很少見到關於大瘟疫的記載？
作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原因：
戰國史料稀缺，瘟疫記載極少
中國向來重視修史，據官方史書記載，從戰國到明朝末年，至少有將近100次瘟疫大流行，而且越接近現代，史料記載越豐富、越詳細，瘟疫記載就越多。
但自春秋以來，史料最為殘缺、混亂的就是戰國。
本來戰國時代每個國家都有史官，留有完整詳細的史料，至少比春秋更要豐富，但後來都沒燒了。大家可能以為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給燒掉的，實際上這是冤枉秦始皇了。秦始皇沒有燒六國史料，反而把這些寶貴的史料書籍都拉到咸陽館藏起來。
但項羽攻破咸陽後，一把火把秦宮燒了個灰飛煙滅，館藏書籍付之一炬，所以項羽才是燒掉戰國史料的罪魁禍首，就連後世儒家學者也說“書之焚，非李斯之罪，而項籍之罪也”。
戰國史料稀缺，導致對這一時期的各方面記載都很少，瘟疫記載當然也不例外，所以司馬遷寫《史記》寫的很艱難，不得不借鑑一些亂七八糟的稗官野史和民間傳聞。
在有限的戰國史料中，至少可以看到一次大規模瘟疫的記載。
《史記▪六國年表》記載：“秦獻公十六年民大疫，日蝕。”這一年是公元前369年，秦國爆發了大瘟疫，同時發生了日蝕，這是關於戰國的史料記載中最早的一次大瘟疫記載，但記載十分簡略，只有三個字而已，波及範圍有多廣，持續時間有多長，死了多少人，規模到底有多大，我們都無從推斷。
戰國情況特殊，不適宜瘟疫爆發
1、人口少，居住分散
由於史料少，先秦時期各國人口沒有確切記載，但有學者進行過粗略估計，“七雄”中的大國如秦國、齊國、楚國、魏國、趙國等，人口在200萬到500萬不等，加上其他小國，全國總人口估計在3000萬人左右，大概相當於現在三個山東省。
這個人數乍一看不少，但分散在如今大半個中國的版圖內，3000萬人口跟現在比就算很少了，而且是分散居住在“戰國七雄”這些大國和其他十幾個小國中，不像現在人口稠密。
2、管理嚴格，流動緩慢
戰國時期的經濟以農耕為主，農耕是靜態經濟模式，不像商貿業流動性強，大多數百姓一輩子被固定在土地上，幾乎不流動；當時交通條件落後，人們很難進行大規模流動；各個國家之間都有國界劃分，處於封閉狀態，城池關隘管理很嚴，不允許各國百姓自由流動。
3、高度重視，措施強力
古代科技和醫術條件差，原本不利於疫情控制，但正因為如此，統治者更加重視瘟疫，他們不會花很大力氣研究如何醫治患者，而是採取“斬草除根”的方式，一旦確定瘟疫傳播，立刻採取措施設立隔離區，能治最好，治不了或控不住，就把患者全部殺掉，放火焚燒，疫區的所有活物都被燒死，可謂雞犬不留，雖然有些慘無人道，但卻簡單粗暴，有效防止疫情蔓延。
如果戰爭導致死屍遍地，當時普遍會打掃戰場，及時掩埋或焚燒，防止瘟疫爆發。更重要的是，戰國時期的戰爭死亡人數記載，有很大水分，真正的傷亡人數沒有那麼多。
4、溫帶地區，氣候適宜
戰國時代，我國的版圖還沒有擴展到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等亞熱帶氣候區，像楚國這樣的國家都被中原視為邊遠之地，人們主要生活在長江、黃河流域，“戰國七雄”都分佈在這兩大區域。這些地區都屬於溫帶，氣溫適中，不容易傳播瘟疫。
到了漢朝，華夏一統，戰爭減少了，形勢和平了，版圖擴大了，導致經濟不斷髮展，人口大量增長，流動性增強，瘟疫反而更加頻繁，有記載的瘟疫越來越多。
從史料記載和史料分析，可以發現一個規律：“天災人禍往往伴隨瘟疫流行”，經濟越發達、人口密度越高，瘟疫越肆虐，因此人們才說“大災必有大疫”、“大戰必有大疫”，而戰國只符合“戰爭頻繁”這一個條件，缺乏瘟疫大流行的基礎和環境，加上史料稀缺，戰國時代很少見瘟疫大爆發也就不難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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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飛驚
根據《史記》，僅明確記載發生了過一次大的疫情，這一次大疫情發生在秦王嬴政四年（前243年），當年的疫情十分嚴重並且伴有嚴重的饑荒。史載“三月，軍罷。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大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從秦王嬴政四年的三月開始，天下的疫情就已經十分嚴重了，因為此時的秦軍居然由於疫情居然停止了軍事行動。另外在前一年，天下也發生了大饑荒，可以推測是由於連續兩年的饑荒導致大量平民死亡而使秦王嬴政四年的疫情集中大爆發，成為戰國時期唯一一起有明確記錄的大疫情。縱觀《史記》中戰國時期的歷史記錄，在秦始皇之前天下並無嚴重的大疫情記載，而在秦始皇時期不僅開始有了疫情的記載，可怕的大饑荒在秦王嬴政時期爆發了四次。
為什麼在其他時期沒有爆發大疫情和大災荒呢？我想其中原因有很多的。
到了秦王嬴政執政時期，秦日益加速的統一六國的戰爭和隨著時代的發展各國人員流動越來越頻繁，以及戰爭的規模越來越大都是是大疫情爆發的原因之一。大疫情的產生必要條件是大規模的人口移動，因為人口的移動使得一地的小疫情經過流動傳人口播而是使各地開始都開始爆發嚴重疫情，因此有了所謂“大兵過後，必是凶年”的說法。所以一旦某年的疫情較為嚴重則必定殃及到全天下。
而連續性饑荒產生則是秦王嬴政四年的主要原因，當時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兩年的饑荒。從古至今的歷史中，民眾在荒年必定會離開家鄉而逃亡到別的地區，災民人口的流動和死亡的屍體無人處理導致疫情加重。
天下大災大難的產生，似乎也成為了秦國統一的中國的一個有力因素。因為在全天下都遭災的時期，秦國的對手國力必定大大削弱，而秦國憑藉變法以來強有力的行政手段必定可以有效減輕秦國的損失，而六國的國力更為虛弱。此時天下不屬於秦還能屬於哪國？
浮沉的歷史
其實不僅僅是戰國時期，從部落和國家概念形成後，就有了地盤和利益之爭，有衝突就有傷亡，尤其是冷兵器從石塊綁木棍發展到了鐵、銅製品時，戰爭就會導致大量的傷亡。
古今中外的戰爭都是非常殘酷的，尤其是冷兵器時代參加的人數眾多，死亡自然也就十分慘重。戰爭在考驗指揮者的兵法運用的同時，也是對陣雙方人數的比拼，一仗下來往往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秦國統一六國的時候，雙方僅僅是交戰部隊死傷就高達數十萬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秦將白起在長平坑殺四十萬趙軍。雖然實際被殺趙軍降卒沒有四十萬之多，但趙國軍隊基本上被全部消滅。造成了人類戰爭歷史上十分慘烈的一幕。類似的戰爭全球不知發生了多少次，包括熱兵器的近代和現代，如兩次世界大戰。
有戰爭就有死亡，對於戰場上留下的幾萬、甚至幾十萬的屍體，他們會怎麼處理呢？
1.坑埋。古人也是十分講究的，民族的興旺和國家的鞏固需要人脈的延續，防止溫疫的流行是統治者必要考慮的，同時古人受儒學思想影響講究禮信，所以戰爭結束後會挖坑埋葬戰爭中死去的戰士和擔夫，讓逝者入土為安，有限防止溫疫的發生，鞏固統治地位。
2.火葬。自從有了火，人類文明前進了一大步。火在古人心中有崇高的地位。儘管是敵對雙方，但人的靈魂是始終存在的，時刻要保持敬畏之心。用火燒屍體後也是防止溫疫，同時淨化人的心靈。
3.還有一個十分令人毛骨悚然的處理屍體方法，那就是“築京觀”。所謂的築京觀就是把那些戰敗方的士兵屍體全都堆積在道路兩側，然後用泥土夯實，形成一座山，這樣的做法不僅有效的處理了屍體，還能像敵人炫耀自己的武力。但後面漸漸不用了。
4.還有就是暴屍荒野，自生自滅成枯骨。
一將功成萬骨枯，戰爭都是可怕的，任何戰爭對於一線士兵及後勤民夫和中下級指揮官兵而言，不亞於一個巨大的無法控制的絞肉機，只能讓千萬民眾生靈塗炭。
希望我們珍愛和平，遠離戰爭！
漢天下2019
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提到，我國古代先民，對於“疫”的認識——傳染病在古代稱為“疫”，疫字在《說文解字》是這樣解釋的：“疫，民皆疾也。”——老百姓都得病就叫疫。疫字最早出現在先秦時期的《周禮》中：“遂令始難歐疫”，那時人們就意識到疫病是一種危害極大的傳染性疾病。
湖北出土的《封診式》竹簡中記載了在戰國時期就有逐級報告傳染病和對可疑病例調查的制度。據秦代出土的竹簡記載，凡來秦國入城的賓客入城時，其乘車和馬具要經過火燎煙燻以消毒防疫。宋太祖時規定，所有被派往到邊塞的將官，都要帶隨行醫官負責防疫和健康。
其實，戰國年代雖然戰爭頻發，軍人、百姓死傷無數，但是並沒有發生太大的疫情，主要原因有：
這些就是最終使戰國時期即便戰亂頻繁，大量人員死亡，卻始終沒有爆發大規模瘟疫的原因。
（本文圖片，來自網絡）
山渡旅行者
疫情，不管是古人現在當代的所有人聽了都會談之色變的詞語。它的存在，不僅攪亂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秩序，更是導致整個區域或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出現暫緩。
史籍中記載，“疫情”的說法實際上一種危害極大的傳染性疾病。以現代病理學的分類來看，古時歷代發生過的疫情涉獵廣泛，痢疾、天花、瘴氣，也不乏現代常見的流行性感冒、肺結核等。
有一句話名為“大災之後，必有大疫”。也就是說，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為的禍亂，凡是出現短期內集中死亡的地方，由於其屍首沒有得到及時的掩埋，暴露在外的腐爛屍體就會出現病菌，從而引起大規模瘟疫。
我們回溯戰國時期，那時候戰爭頻發，軍隊百姓死亡無數。按理說疫情會非常嚴重，那為什麼戰國時期具有適合瘟疫肆虐的情況，卻沒有發生非常大的疫情呢？
原來，中國古代的醫學家們，對待瘟疫這種疾病的法子並不比我們現代人要差多少。相反，他們在很早的時候就認識到瘟疫這種疾病具有傳染性，並及時發現隔離手段並及時處理。
據湖北出土的《封診式》竹簡記載，戰國時期就已經有了逐級報告傳染病和對可疑病例調查的制度。但由於戰國時期資料匱乏，我們具體很難追溯先人的防疫辦法，而漢代記載，曾專門設有“病遷坊”，專門用以隔離患有麻風的病人，這也顯示了人們已經開始重視瘟疫的傳染性問題。
同時，古代的統治者也對疫情也極為重視，如果在其境內發生疫情，統治者會將疫情發生地進行圍堵隔離，阻斷下游水流，防止下游地區再度發生疫情。然後再派醫官前去救治，但如果實在無法治癒便會採取極限措施，即殺光患者，再燒光疫區。雖然這種辦法極其殘暴，但還是有效地防止了疫情的擴散。
其次，古人信奉陰陽八卦，十分注重陰陽兩相隔。如果發生非正常死亡的現象，親人就會將其及時埋葬。除了埋葬在自家墓陵，大部分人會選擇在專門的葬場，且該區域也遠離生活區域。所以，這也說明了古人對於未知疫情的防範意識空前。
另外，戰國時期在戰爭多發期間很少有疫情大規模爆發的狀況的原因還因為其天生的地理環境和人文原因。
戰國時期各國統治地域大多相對封閉，當地人早已能夠適應生存環境，有足夠的適應性抗體應對原生病毒傳染的疫情。而且我們所熟知的傳染病比如霍亂、天花等追溯起源頭，也要從漢代開始，正是這個時候已有胡人從西域傳播至內陸。
最後，因為歷史時期人口相對較少，大多數百姓最多聚集在村莊部落裡，遠遠沒有達到現代社會這般聚集稠密的狀況。一旦發生大規模的疫情，這便有利於更好地隔離、防控，阻斷瘟疫蔓延。
況且，戰國後一千多年後的唐宋時期才有了第一座百萬人口的城市——長安城，更何況一千多年的戰國時期會有多少人呢？所以即使有疫情發生，也僅僅會侷限在一個很小的範圍裡。而在疫區裡的人無法出逃，更無法形成大範圍的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