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了收复西南土司，于是沿用元朝的朝贡制度，以此来处理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在明朝前期，朝廷为了巩固西南统治，对朝贡土司大肆赏赐，并且鼓励土司觐见，于是西南土司来朝的频率十分高，明朝初期，朝廷用这种温和的方式可以妥善地治理少数民族地区。
但是等到明朝中后期，朝贡这种温和治理方法已经不能够有效压制西南土司，而且频繁的朝贡给明朝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压力。于是在中后期，明廷逐渐开始改变朝贡体系，逐渐向内地土贡模式转变。
及至清朝，朝贡体系已经彻底转变为了土贡模式，相当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正式纳入了国家赋税体系，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流官地区的区别逐渐缩小，体现了西南土司内地化的一方面。
明初朝贡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西南土司必须三年一贡，表达对明朝的臣服，朝贡与土贡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朝贡和土贡之中都有一个“贡”字，都是从汉朝的赋税制度发展而来，因此两者都有一定的相同之处。首先两者的基本原则都是任土作贡，顾名思义，就是以当地的特产作为进贡的物品。
再者朝贡和土贡都具有一定的经济属性，同时也都是用实物作为上供的内容。同时这种两者进贡行为都带有政治意义，是为了向中央表明自己的忠心不二、俯首称臣，臣服者必须要做的事情。
但是总的来说，两者之间的区别更加明显。首先是朝贡的政治意味更强，而土贡则是经济意味更强。在明初，为了解决少数民族问题，朱元璋才决定继承元朝的朝贡制度，下令让土司们携带各地方物呈上来，借此机会让各地土司缴纳元朝信物，接受明朝信物。
这是一次机会，让各地土司表明自己的立场，可以表忠心，表达对于明朝的臣服。同时明朝皇帝借此次册封各地土司，确定他们政权的合法性，将少数民族地区纳入明朝的疆域范围。
在明朝政权稳定之后，朝贡的功能转变为加强对于西南土司的管理。
在《蛮司合志》中记载：“每袭替，则必奉朝命。其无子弟者，即妻女皆得袭替，虽数年之后，万里之遥，亦必赴阙受职。”
每次有新老政权的更替，西南土司都需要进京朝贡，以得到明朝的认可来获取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也让明朝了解到西南政权的变化。
同时朝廷还规定，西南土司必须三年一贡，进京述职，京城的监察部门对土司进行考察，通过这一朝贡活动让明朝了解西南地区的治理状况，从而实现明廷的远程控制。
无论朝廷还是西南边境发生了大事，西南土司必须向明朝朝贡。再加上为了加强西南地区的掌控，皇帝甚至一度鼓励土司朝贡，因此在明朝前期土司朝贡的次数十分繁多。
但是明朝一直秉承着“厚往而薄来”的原则，因此对于西南土司赏赐多多，甚至于有土司为了丰厚的赏赐而频频来朝，这些都给明朝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从这些事件中都可以看出朝贡的经济属性明显弱于政治属性。
同时从朝贡和土贡的一些细节比较也可以看出其中差异。首先朝贡的物品一般是作为战争紧俏物资的马匹和金银珠宝这类的奢侈品，种类繁多，但是并没有具体规定。但是内地流官地区的土贡实物一般都是经由统治阶级的指定，根据统治者的喜好和实际需求而来。
再者朝贡实物的运送一般都是由土司出面或者是派使者亲自押运，因为朝贡的政治意味更强，相关人员上京交流地区管理才是朝贡的主要目的。但是土贡的实物则一般交由专门的运输机构运送，机构内人员配备齐全，可以通过陆路、水路等方式将物资送达京城。
而且朝贡具有有偿性，明廷会赏赐给土司和来朝使者大量财物，因此在明朝前期西南土司会派遣人数众多的朝贡图以此来获得更多赏赐。但是土贡就具有无偿性，极少数情况下朝廷会拨钱给地方政府让其采买物资或者赏赐上贡的官员，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种无偿征收行为。
明朝中后期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财政状况下滑，明朝政府将西南地区划入赋税范围，土司朝贡走向“土贡化”
在明朝中后期，明廷逐渐发现频繁朝贡带来的经济压力不容小觑，同时西南地区用朝贡这种温和的办法已经无法再起到治理的作用，再者此时明朝中后期腐败现象十分严重，深远地危害到了政府的财政状况。
因此明朝主动让土司走向“土贡化”，不再寄希望于朝贡制度来掌控西南地区，同时将西南地区逐步划入赋税范围之中，用以减轻国家财政危机。
土司朝贡走向“土贡化”主要有四点表现：
第一点，明廷开始对土司上贡的物品作出明确的规定。不同土司上贡的物品不同，如在明穆宗在位期间，云南土司的朝贡物品主要为金银珠宝以及当地特有的大象。土司不再能够决定上贡物品的种类，开始与土贡趋同。
第二点，明廷开始规定朝贡上贡的频率、规模以及模式。之前因为明朝的鼓励，土司朝贡的频率远远高于规定的三年一贡，但是在中后期，明廷对于朝贡活动进行了整顿，开按照三年一贡的规定办事。再者明廷开始明确规定西南地区上贡贡品的数目，并且改变了上贡的模式，明廷明确规定一省的贡品数额，然后摊派到各土司，再进一步向下摊派。这时的朝贡已经具有和土贡一样的频率、规模以及模式。
第三点，中后期土司的朝贡开始出现和土贡一样的折纳现象。 在《明英宗实录》中记载着当地土司听命将上贡马匹交由卫所操练的折纳行为：
“本处接连夷境，征调缺马，请将四川、贵州土官袭替进贡马匹，给与旗军领养骑操，以备征调。”
在弘治时期，广西土司将上贡马匹交由布政司，但是在运输过程中会折损八九成，因此明廷要求当地土司将上贡马匹折纳为现银。自此之后，明廷明确表示让部分土司按照一定比例将上贡马匹折纳为银两。
第四点，中后期朝贡物资运送开始和土贡趋同，不再有西南地区专人配送，而是像土贡一样交由朝廷专门的运输机关配送。
因为毕竟朝贡的政治属性大大减弱，而经济属性大大增强，因此也就无需派西南地区的使者进京与明廷进行政治交流，只需要保障物资能够安全送到，那么明朝的运输机构就能够办到。
虽然在明朝中后期，朝贡已经走向了“土贡化”，但是还是和土贡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区别，那就是土司的朝贡活动仍然是有偿的，中央在朝贡之后依旧会进行赏赐。
清军入关后，面对西南土司，清朝取消了回赐制度，并且进一步提高了上贡行为的属性，清代朝贡“土贡化”完成
崇祯十七年，闯王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帝在煤山自杀，明朝正式灭亡。而同年清军入关在山海关打败起义军，成功入驻北京，此时西南土司再次面临政治抉择。
而这一时期，清军不再使用朝贡招降的方式，而是直接归顺于军队统帅，由其长官向清廷报告。虽然在政局稳定之后，大多数的西南土司不再朝贡，但是向中央上贡贡品的传统得到了延续。
在清朝，土司上贡物品的行为和内地流官地区已经别无二致，其根本性的改变在于三个方面。其一，清朝取消了之前明朝的回赐制度，上贡变成了无偿行为，同时明确表示上贡贡品不需要专门遣派使者上京。
其二，清朝扩大了上贡贡品折纳的范围，在明朝折纳只限于马匹，但是清廷允许折纳布匹、粮食等物，这一点在《清史稿》中有所记载：
“凡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司之承袭隶兵部，土府、土州之承袭隶吏部。凡土司贡赋，或比年一贡，或三年一贡，各因其土产，谷米、牛马、皮、布，皆折以银，而会计于户部。”
其三，清廷为折纳的贡品定下了统一的标准，但根据物价等因素会进行不断的调整，比如有关马匹的折纳问题。在明朝时，折纳的马匹会根据马匹的质量评定等级折纳不同数目的银两。
但是在清朝，所有折纳的马匹都是统一折纳银两，在雍正时期是十二两。等到乾隆年间，乾隆为了表示其仁慈，将折纳的银两改为八两。这些规定一出表明自此土司上贡行为等同于土贡活动。
明朝初期的土司朝贡行为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明廷以此活动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跨距离管理，而土司以此来表现自己的效忠。再加上其他细节方面的不同，朝贡活动和内地流官地区的土贡区别很大。
但是随着明朝进入中后期，朝贡不能够再作为政治统治的手段，因此朝贡的政治属性降低，但是经济属性不断提高，其突出表现就是折纳现象的出现，同时朝贡的规模、频率以及模式已经开始趋同土贡，但是明朝朝贡活动中仍然还存在回赐。
等到清军入关，西南土司归顺清朝，而清朝取消了回赐制度，并且进一步提高了上贡行为的属性，并且向土贡靠拢，最终实现了朝贡制度“土贡化”的完成。
参考历史文献：
《清史稿》
《明史》
《明英宗实录》
《蛮司合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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