樾神通
崇禎17年的大明已經是人心盡失、千瘡百孔了，眾文武和地方在這種形式下自保都難，哪裡有力量救崇禎呢?形勢和人心都已拋棄了大明。
之前的兩年內，先是河南發生特大災荒，饑民人相競食，只剩下18騎的李自成藉機大起，廣納饑民擁眾百萬，先後攻下洛陽、開封、襄陽等戰略要地，此後又攻下西安建國號大順。張獻忠此時也沒閒著，攻下成都建大西國。此時的明末農民起義可謂聲勢浩大，都建國了。而遼東的滿清也正虎視眈眈，吳三桂的關遼鐵騎一步也離不開東北。至於附近山西、山東的那些地方官和崇禎身邊的大臣一看這形勢，知道明朝這次是真的完了，趕緊考慮下自個的前途吧，紛紛不戰而降甚至充當內應。這個是形勢和人心所致。
海量蚍蜉
崇禎皇帝最後吊死在煤山歪脖子樹上完全是自己作的，當時北京周邊還是有強大的明軍，但是沒有一支隊伍前來救援北京，這其實和崇禎皇帝殺袁崇煥有極大的關係。
李自成一路向東打過來，大同、宣府基本是不戰而降，起義軍沒有經多大的阻攔就長驅直入，直撲北京城了。此時的崇禎皇帝還在和朝中的大臣們鬥嘴皮子，皇帝想要和滿清議和，放棄遼東，另外還派人與李自成進行招安，期望李自成能夠變匪為官，有時候皇帝說話也不管用，因為滿朝大臣沒有一個同意崇禎皇帝的方案。
崇禎皇帝也沒轍，那就打吧，吳三桂守住山海關，不讓滿清進來就行，至於李自成的幾十萬農民起義軍，那就剿吧，剿匪要有兵，更何況是幾十萬的匪。
兵也有，不過都不在北京城，湖廣兩地的左良玉有80多萬的大軍在，那是崇禎朝最為強大的軍事集團了，朝廷立刻派人傳旨左良玉，立刻率軍北上勤王，左良玉給崇禎皇帝回了話，北上勤王可以，是不是給我封個王，大軍出動，糧草先行，是不是可以撥付一些開拔銀子？
這就沒有意思了，十萬火急居然和皇帝講起了條件，這是典型的軍閥作風啊。不錯，左良玉就是典型的軍閥，擁兵自重，佔據南方富庶之地，要啥有啥，至於皇帝的旨意嘛，看情況了。
左良玉調不動，那就找山東的高傑、劉澤清，他們手下也有十多萬人馬，不說剿滅李自成，把農民起義軍趕走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他們兩個可是崇禎朝有名的“江北四鎮”，對付起義軍很有一套，因為他們是“官匪”，官方認可的土匪。
起義軍打一路，搶一路，高傑、劉澤清的隊伍一樣如此，剿匪一路，搶劫一路。
接到了崇禎皇帝的旨意，高傑和劉澤清有不同的反應，劉澤清慫了，謊稱自己從馬上摔了下來，受傷不能出行，順帶還騙了朝廷四十兩銀子的醫療費；而高傑是立刻就率軍出發了。
高傑打李自成一直都很積極，原因很簡單——他們是情敵。
高傑原來是李自成手下的一員悍將，和闖王關係非常親密，其實他與闖王夫人關係更親密，後來高傑把闖王夫人拐跑了，帶領人馬和李夫人投降了明軍，受到朝廷重用，對剿滅起義軍不遺餘力。
高傑出發了，但並沒有去北京城，主要有兩個原因：1、是人馬太少，也就是幾萬人，如果去北京城碰李自成的幾十萬人馬，無異於以卵擊石；2、高傑拐了李自成的老婆，自己內心好歹有點心虛和膽怯。所以，高傑打算進攻山西等地，抄李自成的後路。
山東一帶的救援崇禎就指望不上了，唯一能夠動的軍隊就是吳三桂在山海關的關寧鐵騎，沒有辦法，先不管滿清入不入關了，先保北京城再說，一道聖旨發給了吳三桂，令其火速救援。
吳三桂接到聖旨，左右為難，自己總共才五萬多人，如果堅守山海關，還能擋住滿清騎兵，如果去救援北京城，和農民起義軍打消耗戰，這點人馬夠人家吃嗎？皇帝的命令又不能不執行，那就去吧，吳三桂長了個心眼，派了一小支隊伍出發，走到半道上，得知崇禎皇帝已經上吊，李自成進京了，得了，打道回府吧，難道去北京弔喪去？
以上是崇禎皇帝能夠調各地軍隊前來勤王的情況，沒有一支隊伍來救北京，難道真的是軍閥作風，膽小懦弱嗎，根本不是，究其原因，這與當初崇禎皇帝殺了袁崇煥有莫大的關係。
想當初皇太極繞過山海關，經蒙古借道，過宣府直接打到了北京城，袁崇煥火速從遼東率軍來救，全力抗擊皇太極，終於把滿清大軍趕跑，結果是袁崇煥被崇禎皇帝殺了，說他有異心，引軍攻京師。
這個時候的情況和那一年是何其的相似，李自成大軍保衛了北京城，無論是左良玉，還是高傑，劉澤清前來救援，打跑了李自成，崇禎皇帝肯定會猜忌，打不跑，那就以身殉職，無論成敗都是個死，你說誰願意來？
沉墨I方之城
歷代國君之中，崇禎死的最為淒涼與悲壯，真正做到了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死前只有王承恩一人伴駕。
崇禎即位之初，搬倒了魏忠賢，既不培養新的魏忠賢，也不肯重用錦衣衛，致使東林黨人坐大，帝國逐漸轉型為服務於東林黨人。
東林黨人壓根已經不在乎大明的江山了。他們正在等待的是王朝的更替，然後選擇一個好時機好籌碼來投奔新興的李自成或者滿清。到了李自成進了北京城，滿朝文武只有三十來個人選擇抵抗。關鍵這些文官還掌握著朝政，很少有人做出努力去為大明的復興努力的。
由於崇禎刻薄寡恩，十七年換了五十個首輔，丟一城而殺一將，還喜歡限期破敵，多少忠臣良將因此隕落，傷盡了天下志士之心。
李自成打到北京時，大明軍隊掌握在左良玉、高傑與吳三桂手中，只有吳三桂傾巢而出率兵弛緩京城，由於攜帶眷屬，行軍速度較慢，半路上斥候來報，北京城陷，吳三桂立刻被迫下令返回山海關。
綜上，自萬曆以降，國勢日衰，崇禎年間，小冰河天災、北方鼠疫氾濫、通貨緊縮以及宗室問題，國家千瘡百孔，崇禎少年即位，無力迴天，致使大明傾覆。但是，北京城陷之前，吳三桂率兵勤王，只是由於北京城內鼠疫氾濫，降低了明軍戰力，致使北京城迅速淪陷，遺憾千古。後來，吳三桂被迫降清，成為了天下第一大漢奸！
當代曹植
李自成一路向東打過來，大同、宣府基本是不戰而降，起義軍沒有經多大的阻攔就長驅直入，直撲北京城了。此時的崇禎皇帝還在和朝中的大臣們鬥嘴皮子，皇帝想要和滿清議和，放棄遼東，另外還派人與李自成進行招安，期望李自成能夠變匪為官，有時候皇帝說話也不管用，因為滿朝大臣沒有一個同意崇禎皇帝的方案。
崇禎皇帝也沒轍，那就打吧，吳三桂守住山海關，不讓滿清進來就行，至於李自成的幾十萬農民起義軍，那就剿吧，剿匪要有兵，更何況是幾十萬的匪。
兵也有，不過都不在北京城，湖廣兩地的左良玉有80多萬的大軍在，那是崇禎朝最為強大的軍事集團了，朝廷立刻派人傳旨左良玉，立刻率軍北上勤王，左良玉給崇禎皇帝回了話，北上勤王可以，是不是給我封個王，大軍出動，糧草先行，是不是可以撥付一些開拔銀子？
這就沒有意思了，十萬火急居然和皇帝講起了條件，這是典型的軍閥作風啊。不錯，左良玉就是典型的軍閥，擁兵自重，佔據南方富庶之地，要啥有啥，至於皇帝的旨意嘛，看情況了。
左良玉調不動，那就找山東的高傑、劉澤清，他們手下也有十多萬人馬，不說剿滅李自成，把農民起義軍趕走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他們兩個可是崇禎朝有名的“江北四鎮”，對付起義軍很有一套，因為他們是“官匪”，官方認可的土匪。
起義軍打一路，搶一路，高傑、劉澤清的隊伍一樣如此，剿匪一路，搶劫一路。
接到了崇禎皇帝的旨意，高傑和劉澤清有不同的反應，劉澤清慫了，謊稱自己從馬上摔了下來，受傷不能出行，順帶還騙了朝廷四十兩銀子的醫療費；而高傑是立刻就率軍出發了。
高傑打李自成一直都很積極，原因很簡單——他們是情敵。
高傑原來是李自成手下的一員悍將，和闖王關係非常親密，其實他與闖王夫人關係更親密，後來高傑把闖王夫人拐跑了，帶領人馬和李夫人投降了明軍，受到朝廷重用，對剿滅起義軍不遺餘力。
高傑出發了，但並沒有去北京城，主要有兩個原因：1、是人馬太少，也就是幾萬人，如果去北京城碰李自成的幾十萬人馬，無異於以卵擊石；2、高傑拐了李自成的老婆，自己內心好歹有點心虛和膽怯。所以，高傑打算進攻山西等地，抄李自成的後路。
山東一帶的救援崇禎就指望不上了，唯一能夠動的軍隊就是吳三桂在山海關的關寧鐵騎，沒有辦法，先不管滿清入不入關了，先保北京城再說，一道聖旨發給了吳三桂，令其火速救援。
吳三桂接到聖旨，左右為難，自己總共才五萬多人，如果堅守山海關，還能擋住滿清騎兵，如果去救援北京城，和農民起義軍打消耗戰，這點人馬夠人家吃嗎？皇帝的命令又不能不執行，那就去吧，吳三桂長了個心眼，派了一小支隊伍出發，走到半道上，得知崇禎皇帝已經上吊，李自成進京了，得了，打道回府吧，難道去北京弔喪去？
以上是崇禎皇帝能夠調各地軍隊前來勤王的情況，沒有一支隊伍來救北京，難道真的是軍閥作風，膽小懦弱嗎，根本不是，究其原因，這與當初崇禎皇帝殺了袁崇煥有莫大的關係。
想當初皇太極繞過山海關，經蒙古借道，過宣府直接打到了北京城，袁崇煥火速從遼東率軍來救，全力抗擊皇太極，終於把滿清大軍趕跑，結果是袁崇煥被崇禎皇帝殺了，說他有異心，引軍攻京師。
這個時候的情況和那一年是何其的相似，李自成大軍保衛了北京城，無論是左良玉，還是高傑，劉澤清前來救援，打跑了李自成，崇禎皇帝肯定會猜忌，打不跑，那就以身殉職，無論成敗都是個死，你說誰願意來？
歷史的影
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大明朝皇帝崇禎煤山上吊而亡，身前僅有一個大太監王承恩陪駕身死，崇禎帝的衣服上寫著：“朕自登基十七年，雖朕薄德匪躬，上幹天怒，然皆諸臣誤朕，致逆賊直逼京師。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享國276年的大明王朝，就此滅亡。
我們回過頭來看，雖然崇禎帝唯一能夠直接調動指揮的孫傳庭部隊，已經於一年前在陝西潼關全軍覆沒，但當時明朝在各地還有近百萬部隊，只要運籌得當，大明王朝未必沒有翻本的機會。
最大的一支部隊是左良玉大軍。左良玉最初在山海關外抗擊後金軍隊，後來入關參與圍剿李世民義軍，勢力越來越大，手下兵力最多時有80萬，號稱百萬。
第二支部隊是吳三桂大軍。吳三桂擔任山海關總兵，長期鎮守山海關。他手下有10萬軍隊，其中有4萬關寧鐵騎。這4萬關寧鐵騎的當年袁崇煥留下的精銳力量，戰鬥力極強，後來在山海關大戰中和李自成20萬大軍打成平手。
另外，山東總兵劉澤清和總兵高傑而言各有不下於5萬人的部隊。
然而，雖然各地還有百萬部隊，可這些部隊的將領心懷鬼胎，並未全力趕來北京援救崇禎帝。
劉澤清收到崇禎帝的勤王命令時，撒謊稱自己墜馬受傷，拒不奉詔。高傑則持觀望態度，靜候事態發展。左良玉軍隊最多，他的動作最慢，當李自成大軍攻破北京城時，他才向朝廷遞交出兵計劃。
倒是吳三桂，在收到崇禎帝勤王命令後，發兵來救。只不過，大軍還在半路上，就傳來了崇禎帝自縊的消息。
崇禎帝在詔令天下大軍勤王時，又是加官進爵，又是重金賞賜。俗話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為何如此高的賞格，都沒有讓各路將領動心？
這是有原因的。
一、各地明朝軍隊雖然還有近百萬之巨，可他們對於打敗李自成，很有疑問。
左良玉是李自成的手下敗將，早就對他產生了恐懼心理。劉澤清手下不過是一幫烏合之眾。拿來嚇唬百姓還行，真要他們跟義軍作戰，就實在勉為其難了。高傑本是李自成部將，知道李自成軍隊的實力，自然也不敢去雞蛋碰石頭。至於吳三桂，他已預留投降清軍的後路，也不願將軍隊全部投入到勤王。
二、在崇禎帝當政時期，勤王將領從來沒有好下場。
崇禎帝剛愎自用，疑心極大。當年，皇太極率10餘萬八旗精銳部隊，繞道蒙古草原，從喜峰口關口進入關內，出人意料地出現在北京城下。袁崇煥得到勤王命令後，親自率領關寧鐵騎主力日夜兼程趕到北京勤王，在各路援軍的配合下，擊敗皇太極大軍，讓北京城轉危為安。
戰後，崇禎帝是怎麼對待勤王功臣袁崇煥的？北京保衛戰硝煙未散，崇禎帝就以“通敵”的罪名，將袁崇煥抓捕關進牢獄，隨後將他凌遲處死。
有了袁崇煥的前車之鑑，誰還敢賣力勤王呢？
老三學文史
北京城被李自成攻破時，左良玉手中的兵馬已經超過三十餘萬。 二、提起吳三桂可謂赫赫有名，他的“衝冠一怒為紅顏”的故事世人皆知，當然這是後話。 當時李自成進攻北京時，遼東總兵吳三桂，手握明朝末期戰鬥力最強的部隊——關寧鐵騎，七七八八加在一起，兵馬共有五萬人左右 三、山東總兵劉澤清，山東曹縣人，出身行伍，崇禎末年升至山東總兵。大順軍迫近北京時，手握重兵四萬左右。 四、高傑，字英吾。崇禎十七年（1644年），高傑升任總兵官。手中握有五萬左右的兵力。
由此可見，崇禎並不是無將可調，但就是這些平日拿著大明朝的奉銀，此時正是用人之際，卻找出了各種理由，進行拖延和搪塞，以至於耽誤了戰機。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崇禎為了籠絡左良玉，朝廷下詔封左良玉為寧南伯，給他的兒子左夢庚平賊將軍的大印，並許諾救駕成功後，就讓他們父子世代把守武昌。 左良玉這才慢吞吞的按年月擬定了一份出兵計劃交了上去。他的奏疏交上後還沒有得到朝廷的答覆，就聽說北京被李自成攻下了。 也就是左良玉壓根就沒有發兵救援北京。 接下來看看遼東總兵吳三桂是怎樣救駕的吧。 崇禎十七年（1644年）初，面臨覆亡命運的明朝便把賭注押在了關外擁有重兵的吳三桂身上。崇禎詔徵天下兵勤王，三月五日加封吳三桂為平西伯，命吳三桂火速領兵入衛北京。 三月十九日吳三桂率軍到達山海關，此時吳三桂已經給自己留出了降清的後路。命令軍隊遲緩行動。 二十二日吳三桂兵至玉田（屬河北省唐山市）一帶，這時突獲京師陷落崇禎自縊的消息。 山東總兵劉澤清我接到了崇禎的加急聖旨了，命他率部火速入衛京師，他謊稱墜馬受傷，拒不奉詔。
以上這幾位手握重兵的大佬不是提附加條件，就是直接拒絕。總之一句話，大明江山，崇禎坐不成，不是還有李自成嗎？ 就憑手中的軍隊作投名狀，轉投李自成一樣可以封官進爵。 但高傑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儘管他知道大明江山易主李自成，他是萬萬不能投靠闖王的。這其中有什麼隱情呢？ 高傑是陝西米脂人。與李自成同邑，同起為盜，原為李自成部將，綽號翻山鷂。 高傑因作戰勇猛，很快成了李自成的左膀右臂了，自然去李家比較頻繁。 李自成的妻子邢氏勇武聰明，負責管理軍用物資，每天分發軍糧、兵器供應作戰。高傑到邢氏的營帳中交符驗合，邢氏看高傑相貌英俊，二人眉來眼去，日久生情，於是兩人私通了，他們擔心被李自成發覺，就策劃著嚮明軍投降。 高傑後來帶著邢氏投降了明政府，後參加對李自成的追剿，因功升任總兵官。 高傑可謂與李自成有奪妻之恨，就算李自成登基後，放過誰也不會放過他。 即便如此，高傑都擁兵自重，拒不發兵。
左良玉、吳三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但救駕行動遲緩。劉澤清、高傑等人裹足不前，絲毫沒有勤王的意思，崇禎皇帝為何混得如此落魄？因為這些手握兵權的武將們有著自己的小算盤。 第一，自己的這些兵馬能否打得過李自成。李自成經過十多年的發展，1644年的李自成的實力已經達到了頂峰，而且還處在上升趨勢，儼然有橫掃天下之勢。左良玉雖然兵馬眾多，但是他在湖北屢次敗給李自成，已經有了恐懼心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吳三桂的關寧鐵騎雖然戰鬥力很強，但是絕對數量落了下風，即使關寧鐵騎以一當十也難敵數十萬大順軍。
第二，崇禎皇帝時期，勤王的武將都沒有好下場。 崇禎二年己巳之變，後金軍隊進攻北京城，袁崇煥率軍來到北京城下勤王，結果擊退皇太極之後，崇禎皇帝卻將其投入監獄，後來凌遲處死。 第三，為自己留條後路。既然打不過李自成，與其被他消滅，還不如把手中這些軍隊當做投降李自成的資本。 綜上所述，崇禎在被圍的最後階段，雖然還有能力對抗李自成，但將軍們各有各的打算，幾乎沒有勤王之師。想想這些，看看崇禎的所作所為，加之當時的形勢，這些武將的選擇也並非沒有道理。
古行生
歷代亡國之君中，明代的崇禎帝死得最淒涼。1644年，農曆甲申年三月，闖王李自成的大軍攻破北京，三十五歲的崇禎皇帝讓太監敲響緊急狀態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鐘。可平時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大臣，無一人出現，早就作鳥獸散了。只有太監王承恩陪在旁邊。真正成了孤家寡人的崇禎皇帝吊死在紫禁城北面煤山的一棵槐樹上。
《明史•莊烈帝本紀》記載著崇禎帝自殺前所寫的遺詔：“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臨死前依然說“諸臣誤朕”一則反映崇禎帝剛愎自用的性格，也反映了他失望之際的心情：你們這些大臣，世受國恩，最需要你們的時候一個人也見不著，白養你們了！
歷史記載中，崇禎帝自殺前那幾天驚慌失措，猶如一頭困於籠牢中的野獸。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經將北京城圍成鐵桶一樣，崇禎帝還在御案上寫了一句“文臣個個可殺”，密示近侍。儘管隨即抹去了，但可見此時君臣已同水火，相互不信任到何種地步。這種情形下，很難指望有大臣和他一起殉國。
十八日外城陷落，他問太監為什麼沒有京營兵護駕，太監回答說：“皇爺安得有兵？京營兵皆散，今惟有勸皇爺走耳。”走投無路的崇禎召新樂侯劉文炳等帶家丁前來護駕。劉的回答是：“臣等何敢私蓄家丁，所有家人，豈能當賊？”劉文炳說的是實情，明朝從洪武帝開始，對大臣監控甚嚴，大臣如果自己訓練家丁，那就有私練武裝的嫌疑，可能危及江山，是大罪，而一些沒有經過訓練的家僕不可能有什麼戰鬥力。此時崇禎嚐到了祖宗之法結下的苦果。
當日崇禎將長平公主的胳膊砍斷，嘆息道：“汝奈何生我家？”命令太子化裝逃到民間。他自己也趁黑微服到朝陽門，要出城，守門的不放行，說天亮再說。——這也是規矩，但此時李闖大軍在外，稍微有點良心的人不會拘泥於成法，無論是城中哪一個達官貴人，能放出一個就可能救活一人，但此時守門的已生了異心，他們在為李闖守門不讓人逃命，好日後邀功。崇禎扈從想奪門而出，守門的反而用大炮回擊。他命令人去叫負責守朝陽門的朱純臣來開門，可朱府看門的人說老爺赴宴未歸。——此時哪能有閒心去赴宴，分明是託辭。走安定門，門閘太堅固，打不開。太子叩嘉定門想外逃，守門的官員周奎自顧自睡覺，兵士不理睬太子。
一個皇帝連自己都城的門都打不開，這說明幾乎所有基層辦事人員都知道大明將亡，紛紛為自己找後路了，崇禎除了投降，絕無生路了。
孔尚任寫的《桃花扇》，雖是戲曲，但真實地再現了明亡當時社會的真實狀況。提兵鎮守武昌的左良玉，聽說崇禎駕崩，唱了一出《哭主》，他捶胸頓足對著北方哭道：
“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聖子神孫，反不如飄蓬斷梗。十七年憂國如病，呼不應天靈祖靈，調不來親兵救兵；白練無情，送君王一命。傷心煞煤山私幸，獨殉了社稷蒼生，獨殉了社稷蒼生。”
這曲《勝如花》道盡了孤家寡人崇禎帝殉國的悽惶，堂堂天子，竟然不如“飄蓬斷梗”。
李闖進城後，有大學士範景文，戶部尚書倪元璐、左都御史以及一些公侯、駙馬自殺。這些人算是大明的忠臣，但我以為他們不降於賊是報朝廷之恩，未必報崇禎個人之恩。而投降的更多，大學士李建泰以下，包括兵部尚書、戶部侍郎、工部侍郎等眾多高級官員。明代文秉在《烈皇小識》中列了個長長的名單，共一百三十二人。文秉還特意點了幾個關鍵的投降者的所為：
“逆闖入都，首先勸進者，陳演（內閣首輔）、朱純臣（就是以赴宴搪塞崇禎不開朝陽門讓皇帝逃生的那位）也；向賊叩頭求用，指斥先帝為無道者，魏藻德（內閣首輔）也；從獄中出而為賊策下江南者，張若麒也；其頌賊為救民水火，神武不殺者，梁兆陽也；代賊焚燬太廟神主者，楊觀光也；大負先帝委任，終以拷掠死者，李國楨也；先帝求金不應，東宮出亡不納，終齎盜糧，盡為賊有，負君辱國，貽恨千古者，周奎也。”除了這些大臣，還有崇禎很器重的守城太監，後開門投降的曹化淳等。
崇禎屍體被李闖軍隊發現後，停靈數天，《烈皇小識》載這些已投降的舊臣對先帝屍體的表現，“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餘皆睥睨過之。”——斜著眼睛瞟一眼就過去了，人情如此之薄！
據《明季北略》記載，崇禎梓宮暫厝在紫禁城北面的河邊，兩個和尚自願前來為大行皇帝超度，李自成的兩大重要部屬宋獻策和李巖經過此地。巖對宋說：“何以戴紗帽的反不如和尚？”宋回答：“那些紗帽原是陋品，並不是和尚之品比官員強。”李巖再問：“明朝選士，由鄉試而會試，由會試而廷試，然後觀政候選，可謂嚴格之至。為什麼國家有事，報效之人不能多見也？”宋獻策的回答是：明朝的國政，誤在重製科，循資格。因此國破君亡，鮮見忠義。滿朝公卿誰不享朝廷高爵厚祿？一旦君父有難，皆各思自保。新進者心想，我功名實非容易，二十年燈窗辛苦，才博得一紗帽上頭。一事未成，哪有馬上死的道理？此制科之不得人也。其舊任老臣又思忖，我官居極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就算一人死了也於事無補。此資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認為功名是自家掙來的，所以全無感戴朝廷之意，無怪其棄舊事新，而漫不相關也。
這段對話，未必是信史，但多少反映當時一些有見識的士人對明朝情感之冷薄。科舉是表面上的原因，本來明室僅僅把八股制藝作為籠絡也是控制讀書人的手段，讀書人也只把它作為敲門磚。所謂忠義之說，遠不能遮掩利益驅動的本質。所謂明朝養士三百年的“養”，和用草料養牛馬差不多，多數士人哪會給它盡忠？
清代定鼎中原後，追贈崇禎的諡號為“莊烈帝”，帝王死於宮外者為“莊”，而自殺很符合“烈”字。崇禎皇帝既不像漢獻帝那樣懦弱，也不像隋煬帝那樣殘暴，也不像南唐李後主、宋徽宗那樣醉心於詩詞書畫而荒了國政，而是很敬業、頗思進取、一直想匡正爺爺萬曆、哥哥熹宗執政時的過失。因此崇禎的死更具有悲劇意義，比其他亡國之君博得了更多的同情。
明朝養士三百年，最後大敵當前，這些食朝廷俸祿的人很多都這個樣子，當然可以說這些人無恥、軟弱。可他們天生就這樣無恥嗎？同樣是讀書人，宋末士大夫表現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氣度足讓明朝士人汗顏。同樣讀孔孟書，為什麼差別這麼大呢？我們要比較一下宋、明兩代養士的差別。
宋代最後一個皇帝趙昺和崇禎帝相比，同樣是自殺，卻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不是淒涼而是悲壯。大明和李自成軍事力量的對比，遠不如南宋和蒙元軍事力量對比那樣懸殊。蒙元是在掃平歐亞大陸，殲滅金、西夏，降服吐蕃、大理之後，包抄了疆土狹小的南宋。以武力最鼎盛時的蒙元來攻擊弱小的宋，就如今日超級大國美國進攻伊拉克一樣，勝負早定。即使這樣，南宋獨自抗擊了蒙元幾十年，直到1279年，宋朝君臣退守南海邊的崖山。蒙元水師逼近，宋軍在張世傑的指揮下，打了一場慘烈無比的“崖山保衛戰”，因力量過於懸殊而失敗。丞相陸秀夫揹著八歲的小皇帝蹈海自殺。史載：“後宮諸臣，從死者眾。”“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萬餘人。”大戰中與帝室失散的張世傑知道少帝已死後，領著船隊再度出海，航至海陵島一帶海面時遇颶風溺死海中。
張世傑、陸秀夫和在北京就義的文天祥被後人稱為“宋末三傑”。而為大宋殉葬的士人遠不止這三人，蒙古兵攻陷潭州（今長沙）時，嶽麓書院幾百個儒生全部戰死。
而明代呢？皇帝自殺時，身邊連半個陸秀夫都找不到。清兵南下時，投降的大臣一個接一個，前赴後繼。江南一些縉紳起兵主要是以復社文人做領導，他們大多是不受重用或閒呆在家中的在野知識分子，如陳子龍，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如唐世楨，一個沒有功名的讀書人，清兵下江南後，跟隨唐王抗清，最後被清廷杖死。《研堂見聞雜錄》感慨：“忠臣烈士，不出於縉紳，而出於一青衿弟子，不出於食祿大臣，而出於偏藩幾日之薄官，其為明朝結三百年之報，惟公一人矣。”而東南文人領袖錢謙益，口口聲聲要殉國。待到國亡時，小老婆柳如是勸他投河以成大節，錢說水太涼了，以後再說。他最終還是投降了清朝，沒當成陸秀夫。連後來的清代皇帝也瞧不起這些投降的大臣，說漢族文人太柔弱，讓他們入了《貳臣傳》。
明末文人無恥者、貪生怕死者眾多，而整個大明，提倡理學是不遺餘力的。讀書人從小接受的是做忠臣孝子的名教教育，在旌表貞烈之士上，明代的皇帝花的功夫最多，可是他們培養出許多洪承疇和錢謙益。
明代的教育為什麼失敗？關鍵是統治者並沒有尊重文人，他們沒有真正把文人當成有獨立意識的人來對待，而是當成奴才來處置。明廷所要培養讀書人的忠，乃是忠於一家一姓、帶有奴性的忠，而非愛社稷、護百姓的大忠。
可以說，從開國皇帝朱元璋開始，除了其間有孝文帝、仁宗、宣宗幾個對文人不錯的皇帝外，大多數皇帝和文人的關係是非常緊張的。朱元璋幾乎是有意識地、有計劃地改造文人，讓文人的自尊掃地，氣節不存。他動不動就打大臣的屁股，他賦予太學以下各類官學的管理人員有任意侮辱讀書人人格的權力。到了他的兒子朱棣，更是變本加厲，滅忠於建文帝的方孝孺十族。
方孝孺的滅族是當權者在向天下的知識層昭示一個道理：不要忠於道統和原則，而是要忠於最終的勝利者。
明初朱元璋父子用侮辱人格的方式來對待士人。經過仁宗、宣宗等相對仁厚的皇帝執政，士人的正氣也漸漸地又被培植起來，打屁股不再是恥辱，因為直諫而被杖，倒是一件足以自傲的榮譽。孟森先生說：“至明之廷杖雖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為至榮，終身傾慕，此猶太祖以來，與臣下爭意氣不與臣下爭是非所養成之美俗。”（《明史講義》）
真正對士氣產生根本性摧殘的事情是明中葉以後兩件大事：嘉靖朝嚴嵩當權殺直諫大臣，天啟朝魏忠賢當權殺東林黨人。此後雖有復社上接東林、匡正士風的努力，但一切來得太晚，真正能顯達的總是那些無恥的文人，明朝士林演化成嚴重的逆淘汰生態。
先說嚴嵩殺諫臣。嚴嵩父子當權時，楊繼盛上書劾嚴嵩“十大罪”，被定為死罪，行刑的那天，圍觀民眾皆流淚為之送行。高陽為此評論道：“明朝殺諫臣，自此而始；反激排蕩，致使言路趨於偏激，由意氣而戾氣，國亡始息。說嚴嵩是明朝第一罪臣，亦不為過。然而此養奸純出於世宗的姑息，世有亡國之君，乃有亡國之臣，於此又得一明證。”
魏忠賢誅殺東林黨人是明史上對士大夫最大的一次圍剿，為首的是魏公公，但依附他而報私仇的文臣也不少，東林黨人在政治鬥爭的技術層面幾乎是不合格的，純粹靠一股浩然正氣支撐，而閹黨控制了皇帝，又掌握了能隨便把人處死的東廠和錦衣衛。東林黨諸君子被拷掠的慘狀，可說是空前絕後。東林黨被滅後，士大夫正氣幾乎蕩然無存。死在北鎮撫司獄的東林黨人之一黃尊素，他的兒子，就是那位明末有名的思想家黃宗羲，對君權提出質疑，對一家一姓的王朝不復有父輩的愚忠，他們對異族入侵、文化毀滅感到痛心，但對朱家皇朝的完蛋並不痛惜。這不能說沒有父輩遭遇帶給他的教訓。
這樣有計劃既“殺儒”又“辱儒”的王朝，哪怕把理學的地位抬得再高，讓讀書人念再多的孔孟聖賢之說，也只能培養一大批善於講假話、作秀的文人。一個國家到了知識層無恥的地步，那就沒救了，最後只能是“桃花扇底送南朝”，讀書人的氣節還不如妓女。
而宋代和明代相比，則是相當尊重文人的。陳寅恪說：“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宋代的開國皇帝趙匡胤和明代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正相反，朱元璋是想方設法來打擊文人的氣節，而趙匡胤則是想方設法來贏得文人的心，甚至給後世繼位者立下具有憲法權威性的遺詔，規定不能以言論來殺文人。宋代養士三百多年，儘管王朝武力一直很弱，但文人多半能和朝廷同心同德，共撐危局。
再說崇禎皇帝的個人原因。
崇禎接手的是一個病入膏肓、危機四伏的王朝，對於這樣一個幾乎是絕症的“病人”，首先是應該慢慢地調養，先維持生命，再如抽絲般一點點減輕病情，或許大明帝國還能延續幾年，可感覺到時不我待的崇禎，想用霹靂手段救帝國於沉痾之中，反而欲速不達，加速了王朝的滅亡。
崇禎的性格和清朝的雍正頗相似，勤於政事而人不夠通達，對臣下過於苛刻。如果崇禎和雍正一樣，繼承的江山是康熙那樣留下來的全盛帝國，他未必不是一個有為之君。一個人身體健壯抵抗力強時，對體內一些毛病可以放手去治甚至下猛藥也無妨，而對奄奄一息的人救治方案得格外謹慎。崇禎面臨的不是雍正那樣沒有根本危機的帝國，但也採取和後來雍正一樣的剛猛之法，是他執政的失誤。
一位號鎖綠山人的明朝遺民在《明亡述略》中評價崇禎，“莊烈帝勇於求治，自異此前亡國之君。然承神宗、熹宗之失德，又好自用，無知人之識。君子修身齊家，宜防好惡之癖，而況平天下乎？雖當時無流賊之蹂躪海內，而明之亡也決矣”。這番話很有道理。崇禎剛即位能清除閹黨，很有一番勵精圖治的樣子，天下人對他寄予中興大明的厚望。可到後來覺得外臣不可用，又重用太監，如開門投敵的曹化淳。經過他父親、哥哥的那些年折騰，有能力而又正派的文臣剩下不多，又因為他的剛愎、多疑搞掉不少，如文震孟去職，袁崇煥被冤殺，盧象昇孤立無援戰死疆場，重用的都是溫體仁、楊嗣昌這類治國禦敵沒本事、搞權爭卻手段高明的大臣。遠因和近因交雜在一起，明亡則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孟子說過：“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宋代的皇帝即使逃離到海上，還有那麼多人跟隨保衛。而明代李自成陷北京時，大半河山還姓朱，可皇帝身邊只剩下個太監了。崇禎帝自殺時身旁沒有陸秀夫，這是他的那些老祖宗造的孽，是朱元璋等人讓文人變成奴才的報應。——反正做了奴才，那就做三姓家奴吧，主子姓朱還是姓李甚至姓愛新覺羅有什麼區別呢？
破乞
崇禎皇帝朱由檢，在我看來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皇帝，平生有大志向，想成就一番大事，但是無奈的是，自己接手的江山，是一個支離破碎的爛攤子，宦官當道，國家苦不堪言，身邊沒有可信的忠臣良將，即使有，也被自己殺害了。所以導致民不聊生，百姓怨聲載道。最為重要的就是國家實力大不如從前，李自成打進北京的時候，猶如摧枯拉朽一般。所到之處，血流成河。沒有硬實力，是無法跟當時的李自成去抗衡的。就跟當今時代一樣，落後就要捱打，發展才是硬道理。
給人生一個dream
李自成親征的消息傳到北京後，崇禎皇帝陷入了矛盾之中，他一方面不願意放棄北京，揹負千載罵名，另一方面他覺得李自成沒有那麼容易打下北京。崇禎最初決定抵抗，於正月二十六日派大學士李建泰“代朕親征”，結果李建泰毫無作為。這時候，崇禎只有兩條路可走，其一南遷南京，其二調天下兵馬勤王。
但是在這兩件事上，明朝內部又陷入了爭吵之中，由於崇禎不願意擔負罵名，所以他希望這兩件事由大臣們提出，然後自己再同意，但大臣們偏偏達不成共識，最終南遷之議擱置，調兵勤王之事也一拖再拖。直到三月初六，崇禎皇帝才正式發佈“命天下兵勤王”的詔書，並命令吳三桂、唐通、劉澤清率部入京。
劉澤清接到詔書後，謊稱自己墜馬負傷，不能前往，他反而率軍南逃；吳三桂因遠離京城，需要攜百姓入關，所以耽誤時日；最終只有唐通率領八千人抵達北京。三月十五日，李自成率大順軍抵達居庸關，唐通率領所部直接開關投降。十七日，大順軍兵臨北京城下。
這時候崇禎“命天下兵勤王”的詔書估計還沒抵達江南地區，即使接到了詔書，也需要一定時間來準備。由於長期接不到北京發出的詔書，江南地區的官員越來越感到不安。根據文獻記載，直到四月初一，以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領銜發佈了“號召天下臣民起義勤王捐貲急事”的南都公檄。
四月初七日，史可法完成準備工作後，親自率兵渡江準備北上“勤王”。可就在第二天，史可法才接到崇禎皇帝已經在三月十九日自盡於煤山的消息。通過這段史料，我們不難發現，南方的軍隊並非是不想勤王，而是崇禎的詔書發佈太晚，加上當時通訊手段落後，南方軍隊還沒開拔，北京已經被李自成佔領。
崇禎不是昏君，他兢兢業業，勤於政事，但他也不是一位能夠力挽狂瀾的皇帝，他剛愎自用、處事猶豫不決，最終留下了一段千古遺恨。
御前帶刀侍衛
崇禎晚年，兵馬精銳盡在遼東和九邊。關內雖然編制和數量上人口眾多，但是實際上普遍存在嚴重的缺編，缺編到不忍直視，號稱尚有百萬人的明軍，可能也就二三十萬士兵，而扣去老弱和各地守軍，能有多少部隊能來救援北京，更別提大部分都已經被軍閥控制了。
在李自成東渡黃河攻擊北京的戰役中，明朝真正具備一定戰鬥力的守備部隊大概還有以下幾支：
一是戰鬥力最強的關寧軍，連同老弱家眷在內約五萬人，其中戰兵三萬人左右，由於守衛關門、寧遠兩鎮，一旦調動就意味著關門大開，滿洲軍事貴族可以長驅直入，因此要調集關寧軍內衛就必然導致它帶著老弱家眷一起行軍，從而由兵貴神速的勤王變成慢慢吞吞的大搬家；
二是駐守古北口、張家口等處的明軍唐通部八千戰兵，作為關寧軍的側翼守備，主責防禦滿洲軍事貴族繞道蒙古破邊牆而入，同樣不可輕動。且唐通部戰鬥力較弱，在同農民軍及清軍的作戰中敗多勝少，用來對抗農民軍估計他自己心裡也沒有底氣；
三是京師勇衛營、鐵騎營八千戰兵，但是李自成攻擊北京之前已被李建泰督師拉走了一半試圖打通南北聯繫，在正定得知大順軍隊逼近的消息後紛紛逃散，“建泰不能制”，其餘部隊在李自成本部攻北京時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抵抗，算是盡了最後的責任；
四是守備山東、江蘇、安徽等地的三鎮劉澤清、劉良佐、高傑等部，這些部隊尚有一定的戰鬥力，後來也紛紛成為滿洲軍事貴族的爪牙，但在當時已經全部軍閥化了，崇禎皇帝倒是想過調距離最近的劉澤清入衛，結果他不聽指揮，也沒出手
五是湖北左良玉部，這是一支早已軍閥化了的部隊，從它不僅不聽地方軍政長官的調遣，不聽皇帝的調遣，乃至到了南明弘光朝還能玩出“清君側”的把戲就能看出來。
至於其餘地區的明軍守備乃至地主團練武裝，基本上只有個搖旗吶喊的本事，你叫他們去攻城野戰，那是萬萬不可能的。
所以，在李自成攻擊北京的時刻，明軍何來“百萬軍隊”？真正部署在戰區內，有可能即時調得動的戰兵也就四五萬人，其餘的部隊不是距離過於遙遠以至於按照當時的戰略指揮條件，趕到戰場的時候黃花菜都涼了，就是根本不聽調遣；而李自成在戰役部署上也不是毫無作為——大順軍主力攻擊北京之時，左營制將軍劉芳亮就在主力右側實施平行行軍，一是為了防止崇禎帝南逃，二是為了防止山東以南的明軍北上。以上幾個因素結合起來，就讓崇禎皇帝無可奈何，只能選擇投降或者自殺，結果顯而易見，他選擇了吊死在煤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