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和資本入侵仍在繼續，中國日益半封建半殖民地化。這一年，有兩個即將改變世界菸草格局的人物開始登場，影響全球尤其中國、又特別是上海現代捲菸工業的發展。
一個是美國工程師詹姆斯·本薩克（James Bonsack ），1881年，他發明了世界上第一臺可連續成條然後分切成支的連續生產型捲菸機，將捲菸速度從過去的最高40支/分鐘提高到超過200支/分鐘。這使菸草工業迅速走向規模化、標準化生產軌道，也使菸草產業的全球擴張成為可能。另一個是美國商人，後來被稱為“菸草大王”的詹姆斯·杜克（（JamesDuke）。據稱，杜克在得知本薩克發明捲菸機的消息後，說的第一句話是“給我拿地圖來！”地圖展開後，他翻看的不是地圖，而是下面的說明。很快他發現了一個傳奇般的數字—“人口：3.4億”。杜克說：“那兒就是我們要去推銷香菸的地方。”“那兒”當然就是中國。
彼時的中國，尚無一家本土菸草工廠，而大洋彼岸有雙眼睛正虎視眈眈地覬覦中國這片遼闊的市場，雖然當時的國人尚不知紙菸為何物。杜克以超凡的戰略眼光抓住了本薩克捲菸機創造的機會，以優惠的條件獲得了使用新機器的特許權之後，他的杜克菸草公司很快脫穎而出，並通過各種兼併收購組建新的美國菸草公司，牢牢控制了美國90%以上的菸草市場份額。1902年，美國菸草公司與帝國菸草公司聯合投資組建英美煙公司。同年，英美菸草在上海陸家嘴設立工廠，開始了杜克期盼已久的遠東征服。從改變國人吸食旱菸的習慣為吸食捲菸，到遍佈各地的捲菸工廠和涉及2000多個市縣的龐大銷售網絡，控制和影響中國菸草業長達半個世紀之久。這也註定了中國菸草工業的發展，一開始就是以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方式培植起來的。
自鴉片戰爭以來，上海因不平等條約被迫通商。近代工業開始在這片土地上星星點點地滋生起來，伴隨著帝國主義的槍炮和西方資本的不斷洶湧而人，迅速成長為具有濃厚殖民色彩的近代工業中心。毫無懸念，精明的杜克會選擇首先在這裡建廠，並以此為據點，延伸到“北至俄邊，西至藏界”的全中國。近代頗負盛名的“上、青、天”皆是英美菸草在上海、青島、天津所設立的分公司。
讓我們先來看一組數據：據美國學者高家龍估計，1902-1952年間，英美菸草在中國獲利不少於3.8億美元。1927-1936年，英美煙公司在我國的捲菸銷量合計為748.9萬箱，約佔我國捲菸總銷量的60%至65%，高於上海地區捲菸總銷量的50%。上海市煙兌皂業第二市場27日內（1949年11月21-12月17日）交易總數統計顯示，在上海捲菸市場上，華商捲菸產量與頤中菸草公司（1934年，英美煙公司在上海設立的分公司）尚能達到七比三的比例，但在交易金額上，頤中公司一家獨佔73.58%，全部華商僅佔26%左右。英美煙公司的壓倒性優勢及其如何操縱和壟斷中國捲菸業由此可窺一二。而上海，不產一片菸葉又遠離原料大後方，在時勢的推動下成了中國捲菸工業的絕對中心。抗戰前，上海已佔了全國捲菸統稅的一半以上，到解放前夕，更是出現了全國捲菸工業70%以上集中上海一地的盛況，英美煙所屬頤中公司則是一家獨大。而當時主要的菸葉產區河南、山東以及內地城市的捲菸工業則既小又少、極不發達，捲菸工業畸形發展之勢可見一斑。
這也就是為什麼解放後中國人是如此渴望揚眉吐氣，渴望發展自己的民族工業，尤其是飽受殖民壓迫的捲菸業。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毛澤東會有禁止黨政人員吸食外菸的批示，會如此急切地希望造出中國人自己的好煙；國營中華菸草公司會喊出“國營菸廠是人民的菸廠，人民應該吸自己的香菸”這樣的口號。因為民族捲菸工業已被壓制得太久，洋菸品牌影響中國市場亦太深。
中國近代民族捲菸工業一誕生就不得不面臨英美煙公司這個強大的競爭對手，除1925年“五卅運動”後因民族意識高漲而有過短暫的輝煌外，都表現出明顯的脆弱性。當時最大的民族菸草企業，1905年創立的南洋兄弟菸草公司，曾與英美煙公司分庭抗禮也曾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但終究只能悄然謝幕，到1945年其產量已不足英美菸草的十分之一。其餘如國營中華、民營富新、大東南與華成等尚能勉力維持，至於資金短缺、市場狹窄、設備簡陋的中小型菸廠則根本難以為繼，今天有利可圖就紛紛設廠，明天無利可圖則關門大吉。據解放初統計，當時還有6家菸廠只有一臺捲菸機，甚至有20家根本無機器設備而是專門委託他廠代卷。在此等劣勢條件下，華商間還相互傾軋，惡性競爭，不顧商標商譽，標新立異、爭出新牌、鬥得你死我活。在上海，1947年捲菸商標最多時達到461種。五光十色，無奇不有，相互仿冒，以圖投機取巧。當時華成菸廠的“美麗”、瑞倫的“愛美”、德隆的“旗美”盛銷後，類似的圖案和捲菸牌號，紛紛起而仿效，據當時報紙廣告等材料綜合整理，相似牌號至少有“好美”“文美”“夢美”“玉美”“珍美”“月美”等106種。之後又有和興煙公司出品的“時髦”牌香菸風行一時，市場上仿冒的有“峙髦”“持髦”“如髦”“時貓”等56種，其亂相可想而知。
據1950年1月統計，上海捲菸企業在經過接管、合併、關閉、內遷、轉產及自然淘汰後，實際出品的捲菸品牌數量尚有178種。其中低級煙數量為102種，佔全部產量的40%有餘；中級煙34種；高級煙僅13種，產量約20%。在“飛馬”“美麗”“大小白蘭地”“紅高樂”“國際”“前門”“白錫包”“三炮臺（又名綠錫包）”“使館”“大英（又名紅錫包）”“克雷斯”“紅金”“銀行”等13種高級煙中，又以頤中公司出品最多，市場影響力最大，“白錫包”“大英”“前門”“三炮臺”等都是上海灘家喻戶曉的名品。民營華成煙公司“有美皆備，無麗不臻”的“美麗”牌也曾風靡一時。唯一的一家國營捲菸企業中華菸草公司生產的“飛馬”也有不錯的銷路，但都難以與洋菸相匹敵。尤其是高檔煙市場，長期被英美菸草“白錫包”壟斷。
從1887年美商老晉隆洋行第一次把機制紙菸“品海”引人上海，洋菸就一直控制著國家的捲菸業及國人的味蕾。民國時期，國學大師章太炎酷愛吸菸，坊間傳聞其平日裡愛抽一種叫“金鼠”牌的國產香菸，但每每招待賓客卻必用洋貨“大英”牌。南洋兄弟公司創始人簡照南在給其弟簡玉階的信中更是感慨萬千：“猶有奇者，華界中固少吸我煙，即強其購吸，亦以‘三炮臺’罐盛之。”
除了當時大江南北“莫不以洋為尚”的社會風氣外，政治經濟環境莫不為民族捲菸品牌發展設置障礙。依靠不平等條約，英美煙公司可以享受種種外國公司的特權。以南洋兄弟公司為例，民國初年，每箱香菸需納稅3一10元（民國初年銀本位制度下的幣值），還得外加各種苛捐雜稅.而英美煙公司只需通算2元。
1927年國民政府將捲菸稅率提高到50%，英美煙公司強硬拒絕此項政策，並以預購稅票為條件，將稅率降至22.5%。在1932年3月至1937年4月實行的二級稅制時期，則出現了一種極為反常的現象。高級煙的稅率反而低於中級煙，中級煙的稅率又低於低級煙。這種畸形稅率當然對主要生產高、中級煙的外資菸草公司十分有利，對生產低級煙為主、中級煙為輔的民族菸廠則是沉重打擊。除此之外還有進口美煙的衝擊。有學者指出“中國關稅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財政收人，保護國內工業則尚在其次”，國民黨無疑將這一理論發揮到極致。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做出更奇特的規定，所有進口美煙無論等級高低，一律按最低稅率徵稅，而當時國產的捲菸繳稅均高於進口的美煙，如“美麗”“白蘭地”等都按中上等煙徵稅。舊中國的民族品牌在這種雙重打壓之下，始終難以獲得持久、充分的發展。
1949年，佔全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青天白日旗換成了鮮豔的五星紅旗。飽受洋菸統治和壓迫的捲菸業，正蓄勢待發準備迎接這鉅變帶來的一切新生。由於民族捲菸企業和民族品牌所受壓制太深，以致偌大一個新中國，竟然沒有一個自己的甲級高級民族捲菸品牌，作為國家主席的毛澤東競然拿不出一支可以用於招待外賓的國產高級煙。時代呼喚民族企業和民族品牌的脫穎而出。作為最先被改造的行業之一，到了1950年，在新政權下，捲菸業此時已經不再是外商及官僚資本掠奪的工具，而是變成了人民企業，以為國家增加稅收、為人民增加收人，以滿足市場需求為己任。儘管還帶著舊社會遺留的包袱和問題，但沿著國營捲菸改造的方向，經過接收、接管及關、停、並、轉、遷，已經淘汰了資力薄弱及投機取巧的廠商，佈局日趨合理。此時頤中公司的壟斷特權也已盡失。而上海的特殊性再次成為中央決策的關鍵。遠離原料產地，必須從全國調運大量的菸葉，捲菸生產出來又需要運送到全國各地，運輸成本太高。中央的政策是，減少上海的菸廠，內遷或合併，重點朝“高、精、尖”的方向發展。
時局已經十分明朗，國營企業及民族品牌的脫穎而出只待時日、只欠東風。“做中國人自己的最好捲菸”無疑就是這東風。使昔日因歷史選擇而與捲菸業結緣的摩登上海，如今就要被推上創造歷史的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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