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立國之初，政權中存在三支強大的政治勢力，即功臣集團、劉氏宗室子弟以及呂氏外戚，統治集團內部的利益分配隨著楚漢戰爭的結束從幕後走到臺前。

劉邦死後，呂后之子惠帝早亡，皇位“繼嗣不明”，當時功臣列侯佔據朝堂，宗室諸王稱霸一方，皇權面臨著空前危機。呂后為了保護惠帝一脈，借跟隨高祖平定天下的餘威，臨朝稱制，分封諸呂以制宗室，授諸呂權柄以衛皇宮。呂后以為大規模啟用外戚是為了捍衛劉氏皇權，但在功臣集團以及宗室諸王看來，這是藉機搶班奪權，圖謀篡位。呂后死後，功臣列侯以及宗室諸王聯合起來發動宮廷政變，呂氏外戚覆滅。

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呂氏外戚並沒有圖謀作亂的實際行動，諸呂之亂無非是為功臣集團以及宗室諸王提供先發制人的藉口。<strong>諸呂之亂的實質是：功臣集團和劉氏宗族為重新分配中央政權而發動的血腥宮廷政變，懦弱無能的呂氏子弟成為政變的犧牲品。因為呂氏集團的失敗了，事件的真相也被扭曲。

一、漢初內依功臣、外依宗室的二元帝國權力格局

秦末崩塌，社會大亂，在熙來攘往為利益而奔走的人流中，各股政治勢力經歷分合聚散，不斷進行著重組。直到公元前202年，出身卑微的沛人劉邦最終問鼎天下。“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多亡命無賴之徒，立功以取將相。”漢家天下，是高祖與諸功臣所共定，而布衣將相之局的形成，也成為當時政治格局的一大特點。

功臣們於戰時為袍澤，共事日久，又同功一體，利益與共，自然形成一個勢力集團。他們是漢初政治格局中頗為引人注目的一股政治勢力。

楚漢戰爭中，劉邦為擊敗項羽而分封了幾個異姓王，他們多是“徼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鹹得裂土”的人物。劉邦稱帝后，依靠功臣集團的力量剪除了異姓王，但為了“懲戒亡秦孤立之敗”，分封劉氏子弟為王屏藩皇室，牽制功臣集團。這些陸續分封的同姓王是當時劉氏皇權的嫡系，在漢初對於鞏固劉氏政權確曾起到一定的作用。

劉邦即位不久後，先後建立了九個劉氏諸侯王國，使他們“如犬牙相制，鎮守東方，拱衛京師。”又與群臣定立白馬之盟：“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strong>這樣，鎮守關東的周姓諸侯王與中央王朝的功臣列侯成為西漢之初內外相維的兩大支柱。漢初之所以會形成內依功臣外依宗室的局面，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以及現實政治考量。

首先，劉氏王朝的正統地位以及政權的天然合理性未得到普遍承認。劉邦不像周、秦等君王一樣具有顯赫的家世和貴族血統，劉氏政權雖己建立，但人們對這一政權的正統地位的承認還比較勉強。煽動韓信謀反的蒯越在被捕後就當面對漢高祖說：“秦失其鹿，於是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這一事實說明漢初劉邦與其臣屬是以政治實力為基礎的結合，這在劉邦與異姓諸侯王的關係上反映得最為突出，劉氏皇權的正統地位常常受到他們的挑戰。

其次，君臣之間“義”的關係較為淡薄，而“利”的關係卻非常突出。劉邦稱帝后，有功不收封諸將，“即相聚謀反”，高祖感到事態嚴重，趕緊催促丞相、御史定功行賞，從而避免了這場謀反。但是，由於舊的等級制己被沖決，而大一統中央集權的封建等級制及與之相適應的倫理道德關係還未在人們心中普遍確立。因此，當時的君臣關係非常脆弱，靠政治實力和利益關係維繫的君臣之間猜忌日益加深，後來甚至發展為公開的衝突。

二、呂氏集團的相對獨立發展

呂氏集團之所以能在當時的政治格局中佔據一定的地位，並最終形成一股政治勢力，與他們自身具有功臣性質的一面息息相關。呂氏集團的成員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以呂雉為核心的呂氏成員，另一種則是呂氏成員的姻親以及門生故吏。<strong>正因為如此，呂氏集團既不是整個功臣集團中的一個小的利益集團，也不是純粹依賴於裙帶關係的外戚集團。

呂氏集團在劉邦政權的興起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僅在輿論中，還在刀山血海中給予了很大的幫助。劉邦本為凡人，但是呂太公卻說他有異人之相，呂后則在劉邦落草為寇後四處散播劉邦有天子氣，這種神化劉邦本人的行為產生的效果十分明顯，“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哈等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

楚漢戰爭期間，呂氏成員為了劉邦的政治利益不惜一切代價，呂雉兩位因功封侯的哥哥，在劉邦對抗項羽的關鍵時刻立下汗馬功勞，呂澤及其部屬丁復、蠱逢、郭蒙等三人都得封侯，丁復和蠱逢還被排在十八元功之列。

漢朝建立後，當劉邦為剪滅異姓諸王而奔走前線時，呂雉一方面與蕭何留守關中，穩定後方，源源不斷地向前線輸送糧草兵員，一方面也為誅殺異姓王獻計獻策。所以司馬遷說：“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當時的呂氏集團不僅致力於維護劉氏政權，也積極維護自身的利益，那就是易太子之爭。在這個問題上呂氏集團的成員與大臣們之間表現出前所未有的一致。

因為秦漢時期是注重事功的時代，開放的社會環境為人們以軍功獲得榮華富貴提供了大顯身手的機會。有功勞者厚賞博封，賜爵食邑，己成了當時社會的普遍風尚。呂氏為劉漢帝國的建立馳騁疆場，建立功勳，廢太子就意味著廢黜呂氏，是對功臣集團的削弱和打擊，這既違背了當時的時代精神，也悖逆了功臣集團的意志。

呂氏集團在劉邦時期的性質是雙重的，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功臣集團的利益。但到了呂后執政時期，呂雉由於把持政權而必然與功臣集團之間產生利益上的分歧，這是一種集權與分權之間的矛盾，不可避免。呂后要維護呂氏集團的利益，就不得不鞏固她本人和她所處集團在政權中的地位。

三、呂后“臨朝稱制”及皇權代理危機

劉邦去世不久，其子劉盈也離呂雉而去，這時候的漢朝宮廷，才是真正的山雨欲來風滿樓。朝堂之上，皇權衰微，功臣宿將盤根錯節，同氣連枝；朝堂之外，同姓諸王稱霸一方，虎視眈眈。呂后為了避免皇位旁落，開始借用呂氏集團制衡功臣集團以及同姓諸王。

<strong>呂后臨朝稱制後，為了方便參與朝堂決策，開始與其身邊的親隨心腹策劃並付諸實施政治活動。呂后通過逐漸將自己所信任的人員安排在宮中任職，以替換以往劉邦的功臣，從而使得宮廷政治成為可能。宮廷政治以呂后所在的長樂宮為主，以皇帝所在的未央宮為副，通過對於郎中令、衛尉等宮廷官僚的人事任命逐漸形成。

惠帝死後，呂后用呂氏集團佔據宮廷要職以及政府部門，目的就是在不觸動功臣集團利益的前提下，分割相權，掌握朝堂的決策權。“拜呂臺、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目的就是完全控制皇宮以及京畿地區，其權限所及，不僅守衛宮廷，且直接威臨及城內的各政府機構、將相功臣。長安城的官僚功臣們，因為諸呂控制京城長安及各宮殿之守衛而產生“莫自堅命”的不安感，功臣列侯與呂氏集團的矛盾到達了頂峰。

惠帝一支在整個宗室勢力中最為弱小，而當時中央政權的首要威脅仍來自於功臣勢力，所以呂后既要防備和限制宗室中遠支疏屬過於強大威脅朝廷，又要團結和利用同姓力量來對抗功臣集團。她一方面連削齊劉的封地，一方面又封劉肥之子劉章為朱虛侯，劉興居為東牟侯，使“宿衛長安”，視若心腹，原因就在於此。

不僅如此，呂后“欲使劉呂常相親”，以婚姻為紐帶，企圖加強劉呂之間的聯繫，不僅沒能起到加強親戚情誼的作用，反而落得個相反的效果。<strong>劉氏宗室成員態度至此，實質上亦是兩種不同社會心理的衝突。作為劉氏後裔，他們講求血緣關係，希望由劉氏成員來真正執掌政權，而不是呂后。

呂后將死之時，為了呂氏長久計，將諸呂凌駕在功臣列侯之上，呂氏集團開始執掌政府大權。但對於劉氏子弟，呂后卻極力拉攏，使得“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強”。呂后在三股政治勢力中所謀求的平衡開始傾斜，大臣轉而依劉氏，對於呂氏集團來說，這是個可怕的信號。

四、漢初政權的最大威脅

劉邦去世後惠帝“仁弱”，且勢力在劉氏子弟中最小，而那些在誅滅異姓王同時分封的同姓子弟則多未成年，諸侯王的羽翼未豐，對皇權不足以構成威脅，真正的威脅來自侯一級的功臣集團。他們跟隨漢高祖起兵亡秦，圍滅項羽，漢初為領兵之將帥，政府官員的主要人選，百餘人聚居京師，外派者則為郡國首相，同功一體，是漢初勢力強大的政治集團，對政局的穩定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這些功臣們與高祖共定天下在戰後爵至列侯、官至三公，只是劉邦對他們的分封中也有些無奈，因為諸將皆有大功，不得不封。那種講究以事功定位次的時代，要求分封的不僅僅是功勞顯赫者，事實上在當時己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軍功階層，他們也要求獲得與自己功勞相符的利益。

高祖之所以要賞賜優待尊禮有功將士，除了不得己外，也是想拉攏功臣們，希望他們心俯漢室，不至“背天子擅起兵。”連劉邦都不得不有所顧忌，由此可見當時功臣集團勢力之強大。而論功行賞的結果就是當時功臣集團的主要成員們在中央政權中牢牢地佔據了三公之位，到了呂后時期這些功臣們的勢力依然強大，並且依然企圖為自己爭奪更多的利益，

<strong>漢初的功臣集團有著強大的勢力和左右政局的能力，他們嚴格執行以功次定朝位的標準，這個標準不僅他們獲得封賞的依據，也是漢初政局中權力劃分的依據。任何無功之人妄圖獲得政治上的權力都是為他們所不能容忍的，而這意味著呂后去世後必然還會出現一次權力重新分配的過程，沒有功勞的呂氏子弟是不會被功臣集團承認的。

五、諸呂之亂的實質及原因

高後八年七月，令功臣和劉氏子弟畏懼不已的呂后病死，劉章兄弟最先行動，欲與太尉、勃壓相平為內應。八月丙午，齊王劉襄起兵，西向關中進軍。早就謀劃起事的功臣集團趁機而發，受廷命東征擊齊的穎陰侯灌嬰，率軍行至榮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榮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這樣，各有異圖的齊劉分裂勢力和功臣陰謀集團，公開勾結，共同對付諸呂。

八月庚申，使齊歸來的郎中令賈壽把灌嬰“與齊楚合眾，欲誅諸呂”的秘密全部告訴呂產，並促其趕緊入宮應變。誰知平陽侯曹窟“頗聞其語”，飛馬報告周勃、陳平，於是功臣集團當即行動，最後的結果是“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呂氏被族滅。

諸呂之亂，實質上是劉氏子弟與功臣集團為重新分配中央權力而內外勾結髮動的又一場宮廷流血事件，而不是什麼為了保護劉氏皇權的行為。當時功臣集團擁有極大的權力，無論是誰，如果沒有他們的首肯，就別想在中央政權中佔有一席之地，所以在呂氏集團的成員被族滅後功臣集團的陰謀仍在繼續。

那麼是什麼促使劉氏子弟與功臣集團勾結？造成諸呂之亂這起宮廷流血事件的原因又有哪些呢？

首先，呂后扶持呂氏集團成員損害了功臣集團的利益。自漢初以來，丞相一直由那些功勞大者、位次高者擔當。呂雉剝奪丞相權力，其倖臣審食其為左丞相，“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但此時功臣集團代表擔任的右丞相卻無事可做，只能“日夜飲醇酒戲婦人”。

其次，封侯封王違反了不功而侯的約定。<strong>漢初是講求事功的年代，功臣們昔日“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論功不過封侯，而呂祿、呂產等以裙帶關係取王侯如拾芥。這些受封的呂氏集團成員介入到政權中來，無尺寸之功卻手握兵權，而功勳卓著的周勃儘管身為太尉，卻無權控制軍隊，這些都是功臣們所不能容忍的。

呂后的這些做法必然激起功臣們的反對，只是一方面長期以來內部的不團結給呂后以可趁之機。等到呂后去世，陳平聽從陸賈的勸說與周勃合作時，強大的功臣集團再次凝聚為一個整體。而那群沒了呂后的呂氏集團雖然有一些人立有功勳，但功不至把執國家政權，那麼權力當然要進行新一輪洗牌。

呂后雖敏銳地預感到了身後的政局變亂，卻未曾料到變亂最先會出現在劉氏宗室內部，更想不到宗室勢力會與功臣集團聯合。呂后在其宗室政策中大力削齊，劉肥一支對她怨恨至極，儘管呂后親劉章兄弟，劉章卻“忿劉氏不得職”，呂后對此不加措意，功臣們卻欣喜地找到了同盟。最終由於功臣集團的勝利，這場蓄謀已久的流血政變，被完全歪曲成了真相。政變一開始，周勃闖入北軍，“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將政變巧妙地說成是“劉呂之爭”，藉以掩蓋其陰謀。政變成功後，功臣集團大肆宣揚“諸呂擅權，謀亂以危劉氏”，把自己包裝成“誅呂安劉”的社稷之臣，所謂“諸呂之亂”不過是劉氏宗族與功臣集團為了各自的利益而陰謀發動的一場宮廷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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