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立国之初，政权中存在三支强大的政治势力，即功臣集团、刘氏宗室子弟以及吕氏外戚，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随着楚汉战争的结束从幕后走到台前。

刘邦死后，吕后之子惠帝早亡，皇位“继嗣不明”，当时功臣列侯占据朝堂，宗室诸王称霸一方，皇权面临着空前危机。吕后为了保护惠帝一脉，借跟随高祖平定天下的余威，临朝称制，分封诸吕以制宗室，授诸吕权柄以卫皇宫。吕后以为大规模启用外戚是为了捍卫刘氏皇权，但在功臣集团以及宗室诸王看来，这是借机抢班夺权，图谋篡位。吕后死后，功臣列侯以及宗室诸王联合起来发动宫廷政变，吕氏外戚覆灭。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吕氏外戚并没有图谋作乱的实际行动，诸吕之乱无非是为功臣集团以及宗室诸王提供先发制人的借口。<strong>诸吕之乱的实质是：功臣集团和刘氏宗族为重新分配中央政权而发动的血腥宫廷政变，懦弱无能的吕氏子弟成为政变的牺牲品。因为吕氏集团的失败了，事件的真相也被扭曲。

一、汉初内依功臣、外依宗室的二元帝国权力格局

秦末崩塌，社会大乱，在熙来攘往为利益而奔走的人流中，各股政治势力经历分合聚散，不断进行着重组。直到公元前202年，出身卑微的沛人刘邦最终问鼎天下。“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汉家天下，是高祖与诸功臣所共定，而布衣将相之局的形成，也成为当时政治格局的一大特点。

功臣们于战时为袍泽，共事日久，又同功一体，利益与共，自然形成一个势力集团。他们是汉初政治格局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股政治势力。

楚汉战争中，刘邦为击败项羽而分封了几个异姓王，他们多是“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咸得裂土”的人物。刘邦称帝后，依靠功臣集团的力量剪除了异姓王，但为了“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分封刘氏子弟为王屏藩皇室，牵制功臣集团。这些陆续分封的同姓王是当时刘氏皇权的嫡系，在汉初对于巩固刘氏政权确曾起到一定的作用。

刘邦即位不久后，先后建立了九个刘氏诸侯王国，使他们“如犬牙相制，镇守东方，拱卫京师。”又与群臣定立白马之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strong>这样，镇守关东的周姓诸侯王与中央王朝的功臣列侯成为西汉之初内外相维的两大支柱。汉初之所以会形成内依功臣外依宗室的局面，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以及现实政治考量。

首先，刘氏王朝的正统地位以及政权的天然合理性未得到普遍承认。刘邦不像周、秦等君王一样具有显赫的家世和贵族血统，刘氏政权虽己建立，但人们对这一政权的正统地位的承认还比较勉强。煽动韩信谋反的蒯越在被捕后就当面对汉高祖说：“秦失其鹿，于是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这一事实说明汉初刘邦与其臣属是以政治实力为基础的结合，这在刘邦与异姓诸侯王的关系上反映得最为突出，刘氏皇权的正统地位常常受到他们的挑战。

其次，君臣之间“义”的关系较为淡薄，而“利”的关系却非常突出。刘邦称帝后，有功不收封诸将，“即相聚谋反”，高祖感到事态严重，赶紧催促丞相、御史定功行赏，从而避免了这场谋反。但是，由于旧的等级制己被冲决，而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封建等级制及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关系还未在人们心中普遍确立。因此，当时的君臣关系非常脆弱，靠政治实力和利益关系维系的君臣之间猜忌日益加深，后来甚至发展为公开的冲突。

二、吕氏集团的相对独立发展

吕氏集团之所以能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并最终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与他们自身具有功臣性质的一面息息相关。吕氏集团的成员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吕雉为核心的吕氏成员，另一种则是吕氏成员的姻亲以及门生故吏。<strong>正因为如此，吕氏集团既不是整个功臣集团中的一个小的利益集团，也不是纯粹依赖于裙带关系的外戚集团。

吕氏集团在刘邦政权的兴起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在舆论中，还在刀山血海中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刘邦本为凡人，但是吕太公却说他有异人之相，吕后则在刘邦落草为寇后四处散播刘邦有天子气，这种神化刘邦本人的行为产生的效果十分明显，“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哈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

楚汉战争期间，吕氏成员为了刘邦的政治利益不惜一切代价，吕雉两位因功封侯的哥哥，在刘邦对抗项羽的关键时刻立下汗马功劳，吕泽及其部属丁复、蛊逢、郭蒙等三人都得封侯，丁复和蛊逢还被排在十八元功之列。

汉朝建立后，当刘邦为剪灭异姓诸王而奔走前线时，吕雉一方面与萧何留守关中，稳定后方，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粮草兵员，一方面也为诛杀异姓王献计献策。所以司马迁说：“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当时的吕氏集团不仅致力于维护刘氏政权，也积极维护自身的利益，那就是易太子之争。在这个问题上吕氏集团的成员与大臣们之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一致。

因为秦汉时期是注重事功的时代，开放的社会环境为人们以军功获得荣华富贵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有功劳者厚赏博封，赐爵食邑，己成了当时社会的普遍风尚。吕氏为刘汉帝国的建立驰骋疆场，建立功勋，废太子就意味着废黜吕氏，是对功臣集团的削弱和打击，这既违背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也悖逆了功臣集团的意志。

吕氏集团在刘邦时期的性质是双重的，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功臣集团的利益。但到了吕后执政时期，吕雉由于把持政权而必然与功臣集团之间产生利益上的分歧，这是一种集权与分权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吕后要维护吕氏集团的利益，就不得不巩固她本人和她所处集团在政权中的地位。

三、吕后“临朝称制”及皇权代理危机

刘邦去世不久，其子刘盈也离吕雉而去，这时候的汉朝宫廷，才是真正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朝堂之上，皇权衰微，功臣宿将盘根错节，同气连枝；朝堂之外，同姓诸王称霸一方，虎视眈眈。吕后为了避免皇位旁落，开始借用吕氏集团制衡功臣集团以及同姓诸王。

<strong>吕后临朝称制后，为了方便参与朝堂决策，开始与其身边的亲随心腹策划并付诸实施政治活动。吕后通过逐渐将自己所信任的人员安排在宫中任职，以替换以往刘邦的功臣，从而使得宫廷政治成为可能。宫廷政治以吕后所在的长乐宫为主，以皇帝所在的未央宫为副，通过对于郎中令、卫尉等宫廷官僚的人事任命逐渐形成。

惠帝死后，吕后用吕氏集团占据宫廷要职以及政府部门，目的就是在不触动功臣集团利益的前提下，分割相权，掌握朝堂的决策权。“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目的就是完全控制皇宫以及京畿地区，其权限所及，不仅守卫宫廷，且直接威临及城内的各政府机构、将相功臣。长安城的官僚功臣们，因为诸吕控制京城长安及各宫殿之守卫而产生“莫自坚命”的不安感，功臣列侯与吕氏集团的矛盾到达了顶峰。

惠帝一支在整个宗室势力中最为弱小，而当时中央政权的首要威胁仍来自于功臣势力，所以吕后既要防备和限制宗室中远支疏属过于强大威胁朝廷，又要团结和利用同姓力量来对抗功臣集团。她一方面连削齐刘的封地，一方面又封刘肥之子刘章为朱虚侯，刘兴居为东牟侯，使“宿卫长安”，视若心腹，原因就在于此。

不仅如此，吕后“欲使刘吕常相亲”，以婚姻为纽带，企图加强刘吕之间的联系，不仅没能起到加强亲戚情谊的作用，反而落得个相反的效果。<strong>刘氏宗室成员态度至此，实质上亦是两种不同社会心理的冲突。作为刘氏后裔，他们讲求血缘关系，希望由刘氏成员来真正执掌政权，而不是吕后。

吕后将死之时，为了吕氏长久计，将诸吕凌驾在功臣列侯之上，吕氏集团开始执掌政府大权。但对于刘氏子弟，吕后却极力拉拢，使得“诸吕惮章，虽大臣皆依朱虚侯，刘氏为强”。吕后在三股政治势力中所谋求的平衡开始倾斜，大臣转而依刘氏，对于吕氏集团来说，这是个可怕的信号。

四、汉初政权的最大威胁

刘邦去世后惠帝“仁弱”，且势力在刘氏子弟中最小，而那些在诛灭异姓王同时分封的同姓子弟则多未成年，诸侯王的羽翼未丰，对皇权不足以构成威胁，真正的威胁来自侯一级的功臣集团。他们跟随汉高祖起兵亡秦，围灭项羽，汉初为领兵之将帅，政府官员的主要人选，百余人聚居京师，外派者则为郡国首相，同功一体，是汉初势力强大的政治集团，对政局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些功臣们与高祖共定天下在战后爵至列侯、官至三公，只是刘邦对他们的分封中也有些无奈，因为诸将皆有大功，不得不封。那种讲究以事功定位次的时代，要求分封的不仅仅是功劳显赫者，事实上在当时己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功阶层，他们也要求获得与自己功劳相符的利益。

高祖之所以要赏赐优待尊礼有功将士，除了不得己外，也是想拉拢功臣们，希望他们心俯汉室，不至“背天子擅起兵。”连刘邦都不得不有所顾忌，由此可见当时功臣集团势力之强大。而论功行赏的结果就是当时功臣集团的主要成员们在中央政权中牢牢地占据了三公之位，到了吕后时期这些功臣们的势力依然强大，并且依然企图为自己争夺更多的利益，

<strong>汉初的功臣集团有着强大的势力和左右政局的能力，他们严格执行以功次定朝位的标准，这个标准不仅他们获得封赏的依据，也是汉初政局中权力划分的依据。任何无功之人妄图获得政治上的权力都是为他们所不能容忍的，而这意味着吕后去世后必然还会出现一次权力重新分配的过程，没有功劳的吕氏子弟是不会被功臣集团承认的。

五、诸吕之乱的实质及原因

高后八年七月，令功臣和刘氏子弟畏惧不已的吕后病死，刘章兄弟最先行动，欲与太尉、勃压相平为内应。八月丙午，齐王刘襄起兵，西向关中进军。早就谋划起事的功臣集团趁机而发，受廷命东征击齐的颖阴侯灌婴，率军行至荣阳，乃与绛侯等谋，因屯兵荣阳，风齐王以诛吕氏事，齐兵止不前。这样，各有异图的齐刘分裂势力和功臣阴谋集团，公开勾结，共同对付诸吕。

八月庚申，使齐归来的郎中令贾寿把灌婴“与齐楚合众，欲诛诸吕”的秘密全部告诉吕产，并促其赶紧入宫应变。谁知平阳侯曹窟“颇闻其语”，飞马报告周勃、陈平，于是功臣集团当即行动，最后的结果是“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吕氏被族灭。

诸吕之乱，实质上是刘氏子弟与功臣集团为重新分配中央权力而内外勾结发动的又一场宫廷流血事件，而不是什么为了保护刘氏皇权的行为。当时功臣集团拥有极大的权力，无论是谁，如果没有他们的首肯，就别想在中央政权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在吕氏集团的成员被族灭后功臣集团的阴谋仍在继续。

那么是什么促使刘氏子弟与功臣集团勾结？造成诸吕之乱这起宫廷流血事件的原因又有哪些呢？

首先，吕后扶持吕氏集团成员损害了功臣集团的利益。自汉初以来，丞相一直由那些功劳大者、位次高者担当。吕雉剥夺丞相权力，其幸臣审食其为左丞相，“常用事，公卿皆因而决事。”但此时功臣集团代表担任的右丞相却无事可做，只能“日夜饮醇酒戏妇人”。

其次，封侯封王违反了不功而侯的约定。<strong>汉初是讲求事功的年代，功臣们昔日“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论功不过封侯，而吕禄、吕产等以裙带关系取王侯如拾芥。这些受封的吕氏集团成员介入到政权中来，无尺寸之功却手握兵权，而功勋卓著的周勃尽管身为太尉，却无权控制军队，这些都是功臣们所不能容忍的。

吕后的这些做法必然激起功臣们的反对，只是一方面长期以来内部的不团结给吕后以可趁之机。等到吕后去世，陈平听从陆贾的劝说与周勃合作时，强大的功臣集团再次凝聚为一个整体。而那群没了吕后的吕氏集团虽然有一些人立有功勋，但功不至把执国家政权，那么权力当然要进行新一轮洗牌。

吕后虽敏锐地预感到了身后的政局变乱，却未曾料到变乱最先会出现在刘氏宗室内部，更想不到宗室势力会与功臣集团联合。吕后在其宗室政策中大力削齐，刘肥一支对她怨恨至极，尽管吕后亲刘章兄弟，刘章却“忿刘氏不得职”，吕后对此不加措意，功臣们却欣喜地找到了同盟。最终由于功臣集团的胜利，这场蓄谋已久的流血政变，被完全歪曲成了真相。政变一开始，周勃闯入北军，“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将政变巧妙地说成是“刘吕之争”，借以掩盖其阴谋。政变成功后，功臣集团大肆宣扬“诸吕擅权，谋乱以危刘氏”，把自己包装成“诛吕安刘”的社稷之臣，所谓“诸吕之乱”不过是刘氏宗族与功臣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而阴谋发动的一场宫廷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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