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能夠開啟影響深遠的“貞觀之治”，其寬以待人、禮賢下士、虛心納諫、任人唯賢的人才策略以及用人的心態，可以說發揮了極為關鍵性的作用。
特別是在赫赫有名的“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中，不管是像尉遲恭這樣曾屬於曾經的大唐敵對陣營的武將，還是像魏徵這樣的太子李建成舊部，都得到了唐太宗的信任與重用，並且還為其畫像立傳，歌功頌德，以讓其名垂青史。
而這實際上也體現了唐太宗在用人上的一個重要思路與基本原則，那就是：
“使功不如使過。”
這些人或是曾經的對手，或是曾經的政敵，與唐太宗李世民都是有著一定的“仇恨”，如果真的是換做了別人，其結局必然是被“斬草除根，以絕後患”。然而唐太宗卻沒有這麼做，站在他的角度來看，不計較這些人曾經的過往，同時還能委以重用，無異於是讓自己對於這些人有了“再生之德”與“再造之恩”，因此，諸如尉遲恭、魏徵這樣的人必然會對唐太宗感恩戴德，進而為唐太宗奉獻全部，甚至可以說是“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而實際上，不僅僅是對待這些“敵人”，對於“自己人”的錯誤，李自成也能予以包容，而這也將對屬下形成巨大的激勵，使其不僅能夠時刻想著用功勞彌補自己的過失，更是會極大的增強統治集團內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維繫政權統治的根基。
唐太宗李世民如此“使功不如使過”的用人策略，在《雍正王朝》中的康熙皇帝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特別是康熙對於隆科多的時候，康熙在寬恕了隆科多曾經“過失”的同時，還數次對隆科多委以重用，將這一策略的“精髓”體現的淋漓盡致。
而這其中，既有康熙身為一代帝王的威嚴與堅忍，也更是其卓越的政治手腕與帝王心術的集中體現。
有“過”隆科多，無疑是九門提督的最佳人選。
“一廢皇太子”之前的隆科多，境遇可以用極為慘淡來形容。
隆科多嫡親的六叔佟國維（此為《雍正王朝》演繹，歷史上的佟國維是隆科多的生父）位列上書房首輔大臣，而他自己按照血緣與輩分，也與康熙皇帝是表兄弟的關係，如果能夠得以歷練，本應該有著非常好的前途。然而由於其無法忍受邊關艱苦而又惡劣的環境，故而做了“逃兵”，被罷黜的差事，處於賦閒在家的狀態，或者說就是“下崗”，並且沒有俸祿。
也正是因為如此，隆科多隻能跑到戶部借用了三千兩白銀來維持生計。在雍正“追比戶部欠款”的時候，他已經是捉襟見肘，不得已將康熙御賜的寶刀當掉，用以償還債務。
在此期間，隆科多曾經救助於佟國維，但是遭到了佟國維的拒絕，而其再向佟國維討要差事的時候，也僅僅獲得是理藩院牢頭這樣一個不入流的小官。
可以說，此時的隆科多，其仕途與人生算是跌入了谷底。
然而，康熙與隆科多之間的一出“雙簧”大戲，讓隆科多瞬間實現了“逆天改命”。
當時，康熙已經在熱河秋闈期間將胤礽的皇太子之位廢黜，並且在其回到京城後，發動群臣就新太子的人選問題發表意見，這便是所謂的“百官舉薦新太子”事件。
而這一時期的佟國維表現異常活躍，為了扶保八阿哥胤禩登上太子之位，可謂是煞費苦心，不僅暗中幫其籌謀規劃，甚至還對在朝的官員進行了提醒和暗示，可以說佟國維是在充分利用聲望和地位幫助胤禩“站臺”，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引領著百官的輿論風向與口徑。
但是令佟國維沒有想到的是，康熙之所以要發起這次“百官舉薦新太子”，並不是要徵集百官的意見，而是要藉助這樣難得的機會，將朝中的“八爺黨”徹查清楚，摸清“八爺黨”的底細與實力，並就此對其進行打壓，以維繫朝局各方勢力的平衡。這才是康熙皇帝的真實目的。
可佟國維起初並沒有領會康熙皇帝的真實意圖，於是在支持八阿哥胤禩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以至於難以抽身其中。在這樣的情況下，康熙皇帝只得與佟國維做了一樁“交易”，即用“犧牲”佟國維的方式，繼續實現其打壓胤禩以及整個“八爺黨”的目的，同時，通過重用隆科多，以對於整個佟佳氏家族進行“補償”。
對於此佟國維選擇了欣然接受，儘管他自己在此之後不可避免的要遠離朝堂，但是隆科多在朝堂的崛起，佟家內部完成權力的交接，佟國維也算是完成了其作為家族族長的責任與使命。
就這樣，隆科多從一介理藩院的末流小吏，一躍成為了手握重兵，管控京城九門，掌管京城內防務的朝廷要員。
實際上，對於康熙來說，重用隆科多，並不僅僅是為了與佟國維的“交易”，還因為此時的隆科多無疑是最為合適的人選。
首先，隆科多此前並沒有參與到整個“九子奪嫡”的進程之中。
這裡就不得不說佟國維的深謀遠慮了，在其發現隆科多蠢蠢欲動，準備置身其中的時候，果斷進行了喝止，並且將其安排在了理藩院。而這實際上就是將隆科多與外界進行的隔絕，在阻止隆科多捲入其中的同時，更是在保全隆科多。佟國維的此舉可謂是用心良苦。
也正是因此，隆科多沒有被打上任何黨派的標籤，因此獲得的是在朝堂之上的“清白之身”，而他既不會受到來自朝堂的負面輿論打壓，同時也不會有這過往的政治關係與政治利益的牽絆，可以更好的服從，效忠於康熙皇帝本人。
其次，康熙對於隆科多的任用，可謂是對其“不計前嫌”，進行破格提拔，以讓其“戴罪立功”。
隆科多做了“逃兵”，這在非常尚武的清朝初年，是非常恥辱的存在。按照慣例，隆科多不僅自身的性命難保，就連其家眷本都應該受到牽連。因此，隆科多能夠保全性命，已經實屬不易。
而這次，康熙將隆科多直接從一介末流小吏，直接提拔為正二品的九門提督，對於隆科多來說，已經是莫大的恩寵了。這充分說明康熙已然不去計較隆科多此前的罪過，這必然會讓隆科多對康熙是感恩戴德。
與此同時，康熙能夠如此厚待隆科多，也讓佟國維感到了的欣慰，進而使得其可以認真幫助康熙上演這出“雙簧”，讓康熙達成其預期的目的。
由此可見，康熙對於隆科多的如此安排，可謂是一舉兩得。
再次，隆科多的高官，是通過“賣叔求榮”得來的，其想象必然大打折扣，而這也是康熙所需要的。
此前，隆科多已經有了“當逃兵”的負面事件，背上了一份不好的履歷，然而這次，隆科多是踩著自己叔叔佟國維的肩膀獲得了高位，這樣“賣叔求榮”的行為，無疑又成為了隆科多揮之不去的“汙點”。
然而，這對於康熙皇帝來說，卻是不折不扣的好消息。試想下，一個連自己親叔叔都能“出賣”的人，誰還敢與之深交，更有誰該與之結黨並且進行託付，此時的隆科多已然樹立了自己的“小人”形象，雖然獲得了九門提督的要職，但是境遇卻是異常的尷尬。
而康熙正是要通過這樣的方式，將隆科多從皇子以及群臣之中孤立出來，進而使其一心一意的為自己所用，這樣康熙才能真正的放心。
總結下來，康熙重用隆科多，並且讓其擔任極為重要的九門提督之職，除了隆科多與他之間的親緣關係外，更多的還是要利用隆科多的一系列“過”，讓其在孤立於朝堂的同時，使得其更好的效忠於自己，進而將這枚重要的棋子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此也足可見康熙的深謀遠慮。
臨終前，康熙以“過”為抓手，恩威並施拿下隆科多。
一場“斃鷹事件”，讓康熙的身體狀況是每況愈下。
自知命不久矣的康熙也在做著最後的努力與安排，以使得他心中的接班人雍正能夠順利登上皇位，這其中一個極為關鍵的環節便是隆科多。
一方面，隆科多身居九門提督之位，控制著京城九門，同時掌握著京城內人數最多，戰鬥力最強的軍事力量，毫不誇張的說，皇城上下、皇宮內外的安危全部都繫於隆科多一人之手，這個時候的隆科多實在是太重要了。
另一方面，以八阿哥胤禩為首的“八爺黨”成員，也清楚的看到了隆科多的價值與作用，正在進行積極的拉攏，一旦隆科多選擇倒向胤禩等人，那麼不僅雍正無法順利繼承皇位，就連康熙自身的安全，也將變得岌岌可危。
於是，如何讓穩住隆科多，讓隆科多繼續效忠於自己並且積極擁立新君雍正，哪怕是隻求隆科多在整個過程中保持中立，成為了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
而康熙也再一次利用隆科多的“過”，將隆科多成功的拉到的自己身邊。
一開始，康熙假借隆科多與八阿哥胤禩等人進行勾結的名義將其治罪，進而給了隆科多以極大震懾。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步軍統領隆科多，本系微末小臣，蒙朕破格簡拔，位列臺閣。乃敢交通皇八子胤禩、皇十四子胤禵圖謀不軌，謀求非分榮恩，著即賜死。欽此。”
這是康熙要張廷玉念給隆科多的第一封旨意，實際上是在隆科多傳達兩層意思。
其一，八阿哥胤禩以及十四阿哥胤禵，這二人都並非康熙心中的接班人，扶保胤禩必然是為康熙所不容，也必然會遭到嚴厲的懲處，其後果將極為悽慘。
其二，對於隆科多與胤禩等人私下接觸的行為，康熙已經知曉，隆科多無法對康熙進行隱瞞與藏匿，一切盡在康熙的監視與掌握之下。
這樣一來，在給隆科多造成了巨大恐慌的同時，也讓隆科多明確了方向。
緊跟著，張廷玉又宣讀了第二封聖旨。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步軍統領隆科多，隨朕三十幾年，忠誠勤慎，人才難得。著晉封為領侍衛內大臣、上書房大臣，加太子太保銜，賜爵一等公。欽此。”
這樣的翻轉可以說是令隆科多始料未及的，畢竟剛才正處在生死邊緣的他，此時卻已然是位極人臣。
而康熙正式要通過這樣巨大的落差感來“刺激”隆科多，即先強調隆科多與胤禩等人“勾結”的罪過，之後用許以高官厚祿的方式，對其進行拉攏，讓其在恐懼之餘，感受到的是康熙的皇恩浩蕩，如此一來，不僅徹底打消了隆科多支持胤禩以及胤禵的念頭，更是讓其死心塌地的跟隨自己。
緊跟著，康熙將隆科多當年為償還欠款而當掉的寶刀，還給了隆科多，這看似是至高無上的獎賞，但是實際上，卻是徹徹底底的威脅。
寶刀，為康熙皇帝所御賜的，隆科多因為生活的拮据就將其當掉，這無異於是對帝王威嚴的一種褻瀆，單憑這一罪過，隆科多就是罪責難逃。
與此同時，更讓人感到驚愕的是，“追比戶部欠款”距離此時已經過去了十多年，康熙皇帝可以清楚知道隆科多究竟是在何處當鋪將此當掉，就說明康熙不僅從很早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注意著隆科多，並且對於隆科多的一舉一動，可謂是瞭如指掌。
因此不僅僅是隆科多，就算是換做其他人，當得知到這一信息的時候，必然是會背後一陣涼風飄過，自感危機。
而此時的隆科多，也就此徹底拜服在康熙皇帝的威嚴之下，選擇對於康熙皇帝的絕對效忠，堅決扶保康熙皇帝選定的繼承人。
可以說，康熙皇帝這一次，是再度利用隆科多的“過”而大作文章，讓隆科多深感恐懼與擔憂。與此同時，康熙皇帝更是在此基礎上，再加以恩賞，使其在恩威並施之下，徹底被拿下，進而成為了康熙皇帝手中的重要棋子，並且在扶保雍正登基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雍正王朝》中的康熙，可以說是做到了“人君”的極致，同時，也做到了“人父”的極致。
只不過，對於皇位和權力的覬覦，讓眾位皇子之間已然是劍拔弩張，勢同水火。此時的“九子奪嫡”不僅是一場皇位的爭奪，更是一場皇子間壓上未來前途與身家性命的“生死較量”。
儘管康熙並不希望如此的結局發生，但在這個時候的他也必須要做出自己的選擇，並且也需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權謀之道與帝王心術，來進行著所有的安排，以最大限度的保持政權的穩定。
於是，這才有了康熙兩度用“使功不如使過”的策略拉攏隆科多，這其中不僅昭顯出了康熙的深謀遠慮及用心良苦，同時，更加體現著康熙的心中的那份苦楚與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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