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70歲，獨居，很少社交
近段時間沒出過上海
初步調查沒有接觸過新冠肺炎病例
身邊也沒人有呼吸道感染症狀
卻被確診為一名新冠肺炎患者
到底是怎麼感染的？
“無接觸史”的她被確診了
桂芳（化名）已經在每日疫情數字“正在流行病學調查中”一欄出現10多天了。
作為此次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肺炎防控現場工作組（以下簡稱現場工作組）的一員，孔德川急需調查這個“1”的“源頭”——究竟是“有湖北居住或旅行史”、“有湖北以外地區居住或旅行史”，還是“有相關病例接觸史”。
然而，從初步調查資料來看，這位70歲的老太太都不符合：
她是上海本地人，獨居、不愛社交，近段時間沒出過上海，也沒有接觸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例，甚至身邊也沒人有呼吸道感染症狀。
到底是怎麼感染上新冠病毒的？
流調信息數據組在工作
活動軌跡整理出來了
桂芳所居住的A區臨街公寓，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磚混結構公房。一人住面積有些大，她把另一間隔出，用於出租，與租戶共用一個大門。
不過，她個性內斂，喜歡清靜，與租戶、鄰居從不串門，見面只是點頭，問好。
拿到案例的第一步，孔德川總會畫圖，梳理出病例的活動軌跡。
“首要就是把發病時間確定，有了發病時間，往前14天，調查病例的暴露情況，也就是什麼原因得病；往後至隔離治療前，需要判斷病例的密切接觸者。”
孔德川把桂芳的活動軌跡整理如下：
1月15日至27日，在女兒的陪伴下，她去了分別位於B區和C區的幾家單位。
此後的1月27日上午，她開始身體不適，無力，頭痛，有輕微的咳嗽，但她認為，“大概是血壓高了”，咳嗽也應歸因於她常年患有的支氣管炎。
2月3日，女兒再次來電，她說骨頭痠疼，女兒堅持帶她到A區看診，她已開始發燒。CT顯示，她有病毒性肺炎的徵象。她被診斷為“疑似”，被髮熱門診收治，隔離。
此刻，她已經進入了疾病防控的網絡。2小時後，A區疾控中心在系統裡發現了她的報告。流調人員開始調查。醫務人員將她的咽拭子標本，連同血液標本送至市疾控的實驗室進行檢測。
2月5日她被確診後，被轉入上海市新冠病例定點醫療機構治療。
可以判斷的是，病毒就在1月27日前，悄無聲息地接觸到了桂芳。可到底是什麼時候，怎麼接觸上的？
排查120餘人，進展緩慢
C區某單位進入孔德川的視線。從發病時間來看，C區比B區可能性更大。
孔德川請C區疾控中心協助，瞭解到桂芳曾去過C區某單位，而這一行程涉及100多人。
C區疾控中心找出了100多人的身份信息和聯繫方式，逐一核實，“是否有湖北接觸史、旅居史、是否有發熱或呼吸道感染症狀”。結果，全都排除。
B區的某單位很快也被排除了。通過與全市病例數據庫的比對核實，也排除了這家單位當天有確診病例出現的可能。
B區的某公共事務服務中心，初步報告上寫是由女兒陪同去的，女兒自述沒有不適。當天該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已請公安介入排查。
患者的直接接觸斷了線索，同事毛盛華也幫助介入調查密切接觸者。
除了一直受到關注的女兒，租戶是與楊桂芳共用大門的，她有可能是傳染源嗎？調查了租戶來源地、活動軌跡、身體狀況，可能性被初步排除了。
桂芳的孫輩雖然接觸外人的可能性小，但也不能排除。畢竟在24日晚，他與外婆楊桂芳一起吃過飯。但結果是，再次排除。
“好像你本來在一個好大的房子裡，到處都是線索，然後越來越小，屢屢碰壁，最後連轉身的餘地都沒了。”孔德川用手比劃出房子屋頂的樣子，搖著頭感嘆。在這個下午，他打了4個多小時的電話，從5點到9點半，訪問了4位被調查對象。
至此，桂芳的案子已經先後出動流調人員25人次，反覆8次赴病例涉及地點調查，電話排查了120餘人，進展緩慢。
除了密切接觸者還會有誰？
銀色的依維柯從市疾控中心駛出，開往A區疾控中心。孔德川坐在前排，盯著本子上梳理出的圈、線圖，手裡的黑色水筆不時敲擊著頁面。這一天，他決定再次去楊桂芳所居住的A區疾控中心找找線索。
坐在車裡第二排扎馬尾辮的，是孔德川的搭檔鄭楊。她是從慢性非傳染性疾病與傷害防治所作為“外援”被借調過來。
“這病目前還是人傳人，肯定是和什麼人接觸了。”孔德川和鄭楊討論。
目前已知的密切接觸者都已排查。女兒一家從1月27日楊桂芳發病至今，14天隔離期已過，無人發病。
上海疾控中心的密接管理小組，也叫追蹤辦。
孔德川最擔心還有潛在的被感染者。這也是流調者必須要儘快找出傳染源和傳播途徑的意義。畢竟，在上海市至今為止的確診病例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確診患者是在密切接觸者中發現的。第一時間發現並管理好這最後被確診的120多名密切接觸者，避免他們成為新的傳染源，是上海控制住疫情發展的關鍵。
臨行前兩人去找專家組副組長潘浩理思路，潘浩給孔德川畫了一張圖，並祝他們“馬到成功”。現在這張圖就在孔德川的腦子裡反覆推演：
- 繼續完善本人的接觸史，看看是否有遺漏；
- 密切的接觸者（兒女、孫輩）在患者發病14天內是否接觸過可疑的感染源；
- 最後的選擇，再問問社區裡是否有可疑感染源接觸史。
一位新的接觸人員出現了
A區疾控中心到了，會面地點直接定在318會議室。區流調人員小馬和李主任拿著本子坐在會議桌對面，眼皮直打架。
他們已經記不清為這個案子和市疾控溝通了多少次了。“老太太一共接觸的人就那麼幾個，問題都問過了，都沒有接觸過來自武漢的人，也沒有出過上海，沒有去過比較密集的大型聚會。”小馬很疲憊。
“會不會有遺漏？能不能把他們的14天軌跡都確認一遍？”
“患者的14天軌跡可以做，但是要做接觸者的14天的軌跡可就沒完了。就算問出來哪一天去了什麼超市什麼廣場，也不能作為病人的流行病學史信息呀。”
孔德川說：“這是特殊案例，必須特殊對待。大多數人第一反應都是‘我沒去過’，‘沒接觸過什麼可疑的病人’，但如果問他，那天跟誰在一起，說不定就可以找到下一步去調查的線索。”
孔德川又把前述工作解釋了一遍，李主任鬆了口。“那行，我們再問一遍。”
“你們負責密切接觸者以及社區，我們現在來給老太太打電話。”孔德川安排了分工。
桂芳老太太還在住院。打電話前，孔德川要確保老太太的身體狀況適合接電話，需要等在傳染病醫院的同事去確認。10分鐘後，小馬和李主任走了進來。
“已經問完了？我們還沒開始呢！”
“有進展了。”小馬放下文件夾，
“老太太家人剛剛提到一位新的接觸人員，與病例在公共事業服務中心一起辦理過業務，是本市一個已經確診的病例。”“啊！”所有人驚呼。
孔德川與鄭楊去公共事務服務中心查看新接觸者和老太太接觸的具體過程。
新的疑點又產生了
但他們並沒有太多時間來慶賀。因為新的疑點產生了。
那位確診病例是在1月25日發病，那他與桂芳之間是如何傳播的？新的問題邏輯判斷又來了，孔德川又要繼續下一個流程。流調就是這樣，它是一個一個的邏輯判斷，一個一個的線索探索，一個一個的證據佐證。
而這個案例正印證了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孫曉冬的某些看法。
流行病學調查是一個耗時耗力、循序漸進的過程。尤其對於新發傳染病來說，方法和結論是在不斷的調整和糾偏中進行。例如此次新冠疫情中，原本“密切接觸者”按規定是在患者發病後密切接觸的人員才算，但隨著對病毒的認知越來越深入，定義已被改為從發病前2天算起。
桂芳的病情已經好轉，臨近出院，她正在等待出院前兩次核酸的檢測，只要兩次都測出直線，她就能重回陽光之下了。
而在她出院之後，孔德川們卻不能有絲毫的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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