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以來，各類新聞報道源源不斷。有不少是關於疫情爆發地區的民眾的醫療和生活狀況，一些則是關於國內各級政府和醫療機構的應對方式與態度。另外，海外確診狀況、經濟生產影響、藥物研發進度等與疫情有關的訊息也輪番進入公眾視野。不論是傳統媒體（包括電視、報紙、雜誌等），還是新興媒體（包括公眾號、網站、App等），不論是大陸媒體還是海外媒體，“新型冠狀病毒”皆成為近一個月來報道中的絕對高頻詞。
新聞似乎彌補了人們“不在場”的遺憾，但同時又給人帶來許多新的情緒。當我們在獲取新聞時，我們究竟在獲取什麼？人們的道德會在暴露的訊息面前遭受怎樣的考驗？新聞報道背後有著何種潛在的權力關係？學者葉禮庭深度檢視了電視新聞背後的倫理，並在此基礎上指出，“新聞並不只是一種權威體制，也是在利益群體和個人之間進行社會競爭的場所，這種競爭試圖影響它們自身在正觀看的“我們”眼中的‘呈現’。”
一切皆不神聖？電視的倫理學
譯/成起宏
當我們說看電視是一個被動的經歷，意思是說，在其他方面，我們不瞭解支配我們視覺的權威之本質是什麼。電視新聞是一種最新的形式:我們想當然地認為半小時新聞已經有 30 年的時間，而其規範應當已經在我們的潛意識裡落地生根。然而，隨著熟悉程度的增加，這些規則變得更加明顯，更多是一件文化討論和拷問的事情。
新聞是一種相當於小說或戲劇的體裁:它是一個視覺權威的體制，一種用秒錶來控制的強制性的圖像集合。電視新聞的很多規範傳承自報紙和廣播:國內新聞比國際新聞重要;新聞是一天之中“國家”和“世界”所發生的事情;昨天的新聞——如昨天的饑荒——不再是新聞;必須有一部分新聞是好消息，也就是說，廣播可以在一個慘淡的世界中卸下某種加油助興的責任了。對於這些現成的規範，電視採用了其中的兩個:新聞必須都是視覺的，而且它必須適合 15 分鐘、30 分鐘和 60 分鐘的形式。這些規範產生了一些臭名昭著的後果: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每晚半小時新聞的整個腳本內容，與《紐約時報》 頭版四分之三的內容完全一致。晚間新聞是個大雜燴:賓夕法尼亞的龍捲風、波斯尼亞的槍手、曼徹斯特罷工的教師、英國王室出遊薩福克郡、加利福尼亞醫院裡的嬰兒心臟手術，全都交織衝撞在一起，按媒體的時間限制口述出來。而這種展現給觀眾的事件混亂堆積，似乎就是外部世界的混亂無序的體現。這種散漫性還混合了富有人情味的故事， 它在所有媒體中的重要性不斷增加。新聞在這方面的增長一度被理解成平民主義者對官方、政府壟斷信息的強硬反抗。然而這種平民主義者對新聞價值的重新定義中包含了好奇、怪誕和娛樂，它摧毀了這種媒介形式自身的一致性 ，因此有思想的觀眾應當每晚至少問自己一次:“為什麼給我看這個東西?為什麼是這個新聞?” 新聞作為神話之所以延續，因為它是在一個給定的時間階段——通常是自上一次發佈新聞之後——“國家”和“世界”發生的事情的圖景。成千上萬的人盯著屏幕，尋找他們作為一個民族社會成員或者一個世界公民之集體身份的各種現象。在民族和全球的“想象共同體” 構建(數百萬的單獨的“我”在“我們”中尋找共同身份的神話)中， 媒體正扮演著一個決定性的角色。這種虛構在於，所有事件都被描述成在某種程度上與“我們”有關。新聞編輯像是這個“我們”的口技表演者，提供一份作為“我們”應當知道的信息大餐;事實上，我們所知道的，只不過是符合這種媒介形式的視覺限制和時間順序限制的 東西。在這種循環過程中，新聞作為一種權威體制得到確立，它擔當了一個擁有特權的國家機制的角色，即國家身份的承擔者及其行動的把脈者。然而，新聞並不只是一種權威體制，也是在利益群體和個人之間進行社會競爭的場所，這種競爭試圖影響它們自身在正觀看的“我們”眼中的“呈現”。 針對“呈現”的鬥爭已經變得與針對權力的鬥爭一樣重要;事實上，它已經成了權力本身進行利益鬥爭的特殊方式。19 世紀我們稱為“公共輿論”的戰鬥，是在範圍相對受限、讀者為中上層階級的媒體之間進行，現在已經變成在以社會異質多元的大眾為受眾的晚間新聞中爭奪“覆蓋面”的鬥爭。自從公眾民意調查開始存在，並用於彙總個人對這種鬥爭的反應以來，自從這種民意調查受到當權者重視之後，針對有利於自己的媒體覆蓋面的鬥爭成了選舉、罷工和慈善運動的關鍵戰場。在這個過程中，新聞決策的基本原則被放在公眾的密切審視之下。政治舞臺上的各方都指責媒體管理者存在偏袒，而他們面對這種壓力，轉而高度依賴於記者的公正性和中立性，但這常常意味著淺薄和過於疏離。對於政治偏見的關注是媒體扭曲“我們”的源頭，給新聞這種體裁自身留下了無法解決的扭曲效應。新聞是對社會身份的神秘描述，這種身份由在國際市場上購買和出售的商品構成。晚間新聞可以理解一種市場，各種驚人的、可怕的圖像爭奪在新聞公告板上的 90 秒空位。恐怖的圖像有市場，就像糧食和豬肚肉有市場一樣，還有些人專注於生產和傳播這種圖像。道德機制可能會讓人認為，這樣一種悲慘圖像的交易是不道德的。即使是在資本主義的文化中，仍有很多貨物不被允許進行交易，比如司法和公共職位，但它們經常被交易。 許多國家試圖禁止下流色情圖片的傳播，但幾乎沒人想要限制對於人類苦難圖像的交易。要禁止苦難圖像的交易，可能不僅會排除令人不安的、有時極為殘忍的鏡頭，還會排除許多西方藝術的傑作，包括戈雅的《戰爭的恐怖》和畢加索的《格爾尼卡》。只要文化自身是一個在圖像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進行市場交換的過程，只要我們不認為任何人對這些圖像的內容都有指手畫腳的權利，我們的文化將始終必須面對從其他人的痛苦之中製造商品的道德模糊性。在電視上觀看這種恐怖景象時，我們心底有一種令人不安的模糊性，它部分來源於我們知道自己正在消費其他人受苦受難的圖像，我們與他們之間的道德關係是以一種消費關係為中介的。因此，窺視的羞恥與他人的苦難相關，它擁有某些不可改變的、內在於呈現自身的消費之本質當中的要素。 不過我們羞恥中的其他一些部分容易受到干預影響。晚間新聞充滿雜亂無章的競爭，其結果是一堆混亂的悲劇和犯罪——這一分鐘是阿富汗，下一分鐘是波斯尼亞，然後是盧旺達，或者堪薩斯的列車喋血事故——累積在一起，創造了一個極為庸俗的恐怖商品。新聞體裁的時間紀律，降低了在觸及另一個人的苦難時所需要的最低道德要求:人們要花時間跟他們待在一起，花足夠長的時間才能穿透分隔我們與他人的道德世界的自我專注和疏離的堅硬外殼。 道德生命是一種觀看的鬥爭—— 一個與想要否認自己親眼看到、親耳聽到的東西的慾望的鬥爭。這種尊從自身感覺的鬥爭，是我們從偷窺到承擔的轉變過程的核心。在面對自身感覺的證詞時，即便是野蠻的目擊者也會發現自己逃到一種精神幻想之中:他們正在觀看的東西不過是一場噩夢，他們終會從中醒來。 戈雅的《戰爭的恐怖》和畢加索的《格爾尼卡》藉助我們親眼做證的慾望來直面這種逃避，它們通過建立在美學形式上的恐怖，迫使旁觀者感覺像是第一次觀看。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新聞媒體缺乏同樣讓真實成為真實、迫使眼睛觀看的表現能力，缺乏承認它所看到之物的道德良知。然而，新聞每晚播出的節奏對這種觀看有負面作用。由於是將各種不同故事混合在一起，由於要遵守時間的控制，新聞不可能留意人們看到的所有東西。最終，人們看到的只是新聞——它的個性，它選擇和放棄的準則，它的權威聲音。總之，新聞的主體是新聞自身: 它描繪的是一種再現自身權威的方式。在這種對自身，對它的快速性、它龐大的新聞聚集資源和擊敗時間的能力的崇拜中，新聞以其表現風格將所有的現實變成 90 秒鐘的練習題。當電視新聞的潮流減少了全世界對同質商品的恐懼時，一種羞辱隨之產生。在一種被大量的混亂控制的文化中，一定存在某些對現實—— 身體被擊中、遭受虐待、受到侵害的真實瞬間——予以特別關注的行為，存在一個堅持讓現實被看到的界限。人類學家會把這種行為稱為儀式(rituals)。儘管人們常說現代文化已經很少有神聖的儀式了，但情況並非如此。它當然擁有自己的拜物教——金錢或者消費——而且，對於所有道德爭論的表面喧囂，它擁有一種廣為認同的、給予人類個體特別尊重的信仰。個體擁有神聖的財產、權利和生命，這是一個被廣泛認可的理念，儘管這一理念在遭到破壞的時候比得到遵守的時候更令人矚目。從事物本性來看，我們所居住的世界是否不再暴力、不再充滿苦難，是不可能被決定的。看上去，較少引起爭議的是， 文化更難滿足我們人類承擔作為生物之尊嚴的需求，更難對人類的苦難和暴力經驗給予應有的尊重。如果電視觀眾想要道德撫慰，這種懷疑可能會回應，他們應該轉向教堂:電視管的是新聞，不是虔誠;是信息，不是佈道。神聖不是它的領域。如果事情確實如此，如果電視除了搜尋信息不會崇拜任何祭壇，這個回答已經足夠了。如果媒體根本不需要對任何事物給予尊重，宣稱電視應當對苦難給予某種尊重將是毫不相干的。然而，如果電視新聞公開堅持這種懷疑論的榮譽準則—— 一切皆不神聖——那麼事實上它是在崇拜權力。電視是現代權威的教堂。例如，想想看，電視直播了 1953 年英國女王的加冕禮，直播了約翰 · F. 肯尼迪的葬禮，以及 溫斯頓 · 丘吉爾的葬禮、查爾斯王子和戴安娜 · 斯賓塞小姐的婚禮，還有總統的就職典禮。這些都是現代世俗文化的神聖時刻，電視設計了自己的語言修辭和儀式，將觀眾籠罩在一種重大時刻的神聖感覺之中: 評論員安靜肅穆的聲音，對象徵權力的制服和鎧甲的愛慕關注，最重要的是一種不言而喻的推論，即正呈現於觀眾面前的是具有國家級重要性的儀式。那麼，如果電視能夠將權力視為神聖的，我們要求它對苦難予以同等尊重就變得可行了。如果電視可以拋棄其日常安排，將其議程用於一次婚禮或一樁葬禮，那麼我們可以要求它對於饑荒和大屠殺也如此。如果電視真的知道怎樣將自己從新聞體制中解放出來，那麼就有可能要求它重新考量新聞體制整體上的充分性。考慮“電視究竟是否應當有新聞”這樣的問題，至少變得離烏托邦遠了一點點。與一家優秀報紙對權力的闡釋相比，根據電視記者自己的選擇向世界提供 90 秒的片斷是一個低級的次優選擇。 在自我懷疑和自我審查的時候，優秀的電視記者將承認，一般大眾如果完全依賴他們提供的每晚新聞去理解世界，他們的獲知將會極其有限。這些懷疑的邏輯也許應當進一步深入。電視確實在某些事情上做得非常好。最好的紀錄片有時候為道德視野獲取了先決條件;它們迫使旁觀者去觀看，去擺脫陳詞濫調的外殼，去面對陌生世界的所有神秘性和複雜性。新聞公告的時間模式，讓即使最好的記者也幾乎從未有做同樣事情的機會。當一種媒介體裁的規則與那些想要最大利用它的人們的需求和意圖存在這樣的矛盾時，這種體裁將有可能一起粉碎。如果晚間新聞被雜誌欄目或者紀錄片特輯取代，一種尊重自身和它報道可怕事件的新聞主義的體制性條件將開始存在。這樣一種新聞主義將被迫承擔記者工作中最困難的部分——選擇，極其嚴肅的選擇。在選擇報道時，它將會拋棄很多故事，而且它將改變對“故事是什麼”的理解。它將會挑戰已得到認可的新聞價值的定義: 干預是通過在飢餓變成饑荒之前的干預、虐待變成大屠殺之前的干預、種族迫害變成大規模驅逐之前的干預、宗教衝突變成內戰之前的干預， 去挑戰已被廣泛接受的新聞價值的定義。換言之，它將要求在救護車到達之前到達現場。 這樣一種新聞主義也許能夠挑戰其自身形態中其他的強迫性特徵:例如新聞編輯室裡的經驗法則，一個英國人、美國人或者歐洲人的生命——在新聞價值上——值 100 個亞洲人或者非洲人。當對恐怖圖像的慷慨回應變得平淡，媒介自身正在促使產生一種國際認知， 它對種種歧視越來越缺乏耐心。毫無疑問，烏托邦。然而，我們至少要明白，希望這個烏托邦成為現實，是有道德基礎的。不管願不願意，在陌生人遭受的苦難和那些存在於世界上少數安全地帶的良知之間，電視已經變成主要的媒介形式。不管其管理者如何孜孜不倦地強調媒介的作用只是提供信息，他們也無法逃避其權力帶來的道德後果。它不僅僅變成我們互相觀看的方式，而且也成了我們互相肩負起對方命運的方式。如果它用以溝通這些關係的呈現體制讓它們所描述的苦難蒙受羞恥，那麼，其代價不僅僅要用羞恥來衡量，還有人類的生命。注：題圖來自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
公眾號“三輝圖書”（ID：sanhui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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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民族戰爭與種族屠殺背後的真相發現野蠻暴力中一息尚存的人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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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士的榮耀：
民族戰爭與現代良知
[加拿大] 葉禮庭 著
成起宏 譯
三輝圖書/中央編譯出版社
三輝書系·葉禮庭作品
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新的“民族戰士”（軍閥、歹徒與準軍事部隊）不斷湧現，將戰爭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野蠻水平：數百萬人死於內戰與屠殺，平民與士兵毫無尊嚴地倒在槍口之下，暴力使昨日的鄰居變成今天的仇人。然而，事情非得如此嗎？
葉禮庭穿梭於各種民族戰爭景象之中，跟隨聯合國秘書長探訪盧旺達大屠殺背後的政治勢力，與國際紅十字會一起在阿富汗經歷嚴重的人道危機，在南斯拉夫見證兄弟間的仇恨……身處這些殘忍、血腥、反人道的戰爭之中，葉禮庭幾近絕望，但同時他看到了我們可能的出路：新的國際道德干預主義者（救援隊、戰地記者與外交官）試圖在世界範圍內彌補人類的身體與精神創傷，而“戰士的榮耀”準則隨著一系列國際公約的簽署，在我們心中存續，幫助我們從戰爭與野蠻中醒悟過來。
關於“以理抗疫”系列專題
“以理抗疫”是三輝圖書（ID：sanhuibooks）為新冠病毒爆發事件所特別策劃的系列專題。我們將從三輝過往所有的出版物中精選出能夠關照此次事件的篇章，內容涉及經濟、政治、歷史、文學等多個領域。根據書摘所描述的對象，推送將分為說理者、倖存者、記錄者等不同的篇章。
也許，病毒可以通過口罩和消毒水被防範和殺滅，而人性卻如綠色藤蔓一般，生長和纏繞在人們的記憶之中，代代相傳。如果這注定是一段不能也不會被遺忘的歷史，那麼，公正的視角和理智的判斷將會是每一個倖存者能夠保留的唯一武器。我們希望讀者能夠通過閱讀和思考，更為清醒地認識此時、此地、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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