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众所周知，中华历史悠久，并由于中原宗主国家的原因，总是会向东亚各文明辐射出大量儒家思想，这也就使得东亚大部分国家其实都沾染了很多来自中华文明的习惯与传统，甚至包含制度和典章，很多时候都是照搬的中华的。

明显照搬的华夏服饰

比如与中华出于邻国关系的朝鲜半岛的历史，其实很多时候都沾染了太多中华历史的影响，在诸多效仿中华的施政策略上，很多制度都能在中华历史上找到母本，但似乎唯独高丽王朝的两班制度这一点显得独一无二，和中华历史文明几乎找不到什么太多的相似之处。

高丽两班体制

而两班制度这个能反映高丽王朝兴衰的一个独特的缩影，真的一点都和中国文化扯不上关系吗？其实也不然——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士大夫”阶层及“文武百官”曾对国家政治统治和百姓的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高丽王朝的“慕华”历史

高丽王朝建国者为王建，即高丽太祖。王建灭新罗、灭后百济，定都开京，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的封建王朝高丽王朝就此建立，与中国五代、宋、辽、金、元、明初一直并存，这个高丽王朝一共存续了四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可谓历史极为悠久。

高丽王国地图

如此悠久的历史使得高丽王朝见惯了中原王朝的变迁与风格，所以它为图自保，一直对外宣传自己是“素慕华风”的，其统治制度也都是照搬的中原王朝的制度。甚至为了打消来自中原王朝的疑心，高丽王朝还特别宣布自己就算是百官的官服都是按照中原王朝的要求来的：“百官衣冠从华制”。

高丽画像

高丽王朝尽可能让自己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都显得深受中国思想文化影响的历史印记，作为中原王朝第一大藩属国，它对宗主国的模仿完成度极高，很多时候都有“小中华”之称。但是难道高丽王朝就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特色吗？其实倒也不是，比如其“两班”体制就有着非常特殊的本土特色文化气息，然而，究其根本，还是能发现不少来自儒家的影响影子。

高丽光宗不根据国情的照搬——科举制在高丽的实践

两班体制最初的时候其实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从中原华夏学过来的文武百官分列两班——文官称东班、武官称西班。作为官员，自然享受特权，不但拥有土地，很多时候还可以免纳赋税。

王氏高丽刚刚完成统一大业之后，由于开国功臣、地方豪族、新罗旧人共同组成文武百官，所以数量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人数多了，人心就会不安，作为统治者就必然需要通过封赏给人安心，尽管这样可能财政不能完全满足。然而不一定非要通过财物的赏赐，很多时候还可以用田产和特权来作为赏赐品，效果往往会更好。

两班体制

所以对于这些文武百官，王氏高丽的统治者还是很客气的，对他们基本上是不吝封赏，不但赐予了大量的田产，还下令免除了这些官员的赋税，这些官员在属于自己的田产之上进行生产和劳作，又由于不需要缴纳贡赋，财产积累速度远超社会其他阶级。

在这些文武百官的后人，尤其是当年那些开国功臣之家中，由于财力和权力都很充沛，于是不可避免的对上中下层官位进行了垄断，高丽王室的权力反而在这种情况下受到了威胁。

影视作品中的高丽光宗

而如何和平的铲除权臣集团，这位来自高丽的皇帝也很有心得——因为他有看过中国的史书，知道当年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通过科举制一举就将那些世家、豪门大族拿下。于是这位光宗开始实践——在高丽王朝实行科举制。

唐代的科举制扩大了官僚的人才来源，从而打破了世家大族对官位的垄断，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而高丽王朝的科举制却在实践之后取得了截然相反的结果：确实有力地摆脱了开国权臣等势力集团，却为新的豪族势力大举涌入政权创造了优质条件...讲道理，其实高丽光宗可能自己也没料到不根据国情而直接照搬照抄会带来这么严重的问题。

古代中国的科举制

总之，在高丽光宗将科举制进行实行后，以“两班”为核心的官僚体制就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了——文、武“两班”从没有明确区分开始走向分化的关键一环。

高丽景宗对两班体制的进一步加固

高丽光宗驾崩之后，景宗又别出心裁的实行了田柴科，所谓田柴科其实就是给所有官吏一种安抚贿赂的东西——按照官职分配田柴。本质上其实还是高丽太祖那一套安抚人心的本事：给田、给柴、免费，你们听话。

在高丽景宗开设“职散官各品田柴科”为名的田柴科后，为了更好的区分官吏们得到的区别，景宗又脑洞大开的开始设计不同颜色的衣服——按其官职的高低分为丹衫、紫衫、啡衫。

按其官职的高低分为丹衫、紫衫、啡衫

很明显，颜色不同的官吏的到的赏赐必然不一样，高丽景宗用自己的创意给高丽文臣武将以及其他元老官僚树立起来自职业上的鄙视链：元老功臣之后穿着紫袍，自然瞧不起穿的是红衣服的文班的人，而文班的人又看不起武班的人。在高丽景宗的操作下，其实此时官吏制度已经开始以“两班”为核心进行重新改编了。

高丽成宗将两班体制从朝堂拓展到地方，两班体制最终形成

高丽成宗即位之后，由于受到来自中原王朝的儒教政治影响。他非常渴望抑制新兴豪族、巩固王权，所以他遍览群书，很快发现了办法——效法汉代将豪族外派地方即可。于是高丽成宗将中央官人豪族全都外派于地方十二牧，让他们担任州、府、郡、县的吏职，成为乡吏“两班”。

高丽成宗的历史评价

此外，成宗时期实施的儒教政治，尤其“宰相政治”为巩固高丽王朝集权统治和“两班”贵族社会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从而使“两班”在高丽社会运行的政治、军事、法律、文化理念等方面，一方面发挥了具体执行者的角色作用，如在朝会、宣麻场、册封、太庙‘，、王室、宗教等活动中的仪礼，以及涉及官僚、世系、“两班”家族内部和百姓生活等领域发挥着中央集权统治意愿的主要执事者作用，另一方面又发挥了实际责任担当者的角色作用。

这样，高丽的两班体制正式形成。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多亏了高丽成宗的这一下外派（成宗时期将地方豪族任用为中央官吏，将一部分地方豪族势力排斥到地方官属下的乡吏），使得两班体制从其范围本来只限于朝堂的“两班”官吏，但由于外派之后“两班”官吏的子孙及其家族享有诸多社会特权和晋升便利而蔓延到整个社会的角落。

这些在地方的乡吏可通过荫叙制轻易获得官职，能够进入特殊的科举备考教育机关“私学”以接受教育，并在相似的条件下彼此进行通婚，使“两班”家族日趋成为“两班”官吏队伍的主要来源。

引进了文武散阶制度没问题，故意偏颇打压武人为哪般？

成宗十四年，高丽引进了文武散阶制度。原本文班负责政治，武班负责军事，在实质上本来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当时，成宗为了抑制地方豪族势力，突出文班的社会地位，朝廷实际上只授予文班以散阶。到了显宗朝以后，更是在这种明显拉偏架的情况下逐渐形成了以文臣为中心的政治体制。主要官职都由文臣担任，特别是由科举合格者垄断。

武臣只能升迁到三品，无法参与宰枢的议政。由于这种制度明显对武班不公，加之得势文班飞扬跋扈，盛气凌人，导致武臣“两班”的强烈不满，终于在毅宗二十四年发生了郑仲夫、李义方、李高等武臣叛乱——史称“郑仲夫之乱”。

“郑仲夫之乱”

这次叛乱使文臣遭到了灭顶之灾，高丽朝也由此进入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武臣执政期。掌握政权的武臣出于运转国家政务的需要，通过科举重新任用大量乡吏，这些人成为新的“两班”，乡吏“两班”事实上成为高丽“两班”的来源。

元朝强势干预高丽，强迫与高丽王室通婚联姻

武臣执政期结束后，高丽进入元干涉期。元干涉期间，很多武臣成为附元势力，宦官、内僚、译官等，贱民又纷纷通过武班获得官职，从卑职上升为“两班”，并通过与王室、门阀贵族联姻形成新的权门世族。高丽末期，这种统治阶层身份秩序的混乱，底层贱民也得以有机会成为“两班”，导致“两班”数量的大增。

总结

在古代东亚尤其朝鲜半岛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不断汲取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礼制规范，逐步建立起“小中华”的政治思想文化体系，对朝鲜半岛的政治思想、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高丽国王画像

高丽王朝建国初期，光宗为了克服对王权的不安定因素进行了改革，但却不够彻底直到景宗时期开国功臣势力才被削弱。随着田柴科土地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一方面为中央官僚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另一方面又将地方豪族势力进一步编入了中央集权体制当中。

但到了后来，由于成宗明显拉偏架，到了毅宗之时不慢的武臣发动叛乱，此后新旧贵贱混杂，社会矛盾的日趋激化，直接动摇了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几乎可以这么说，整个高丽王朝主导社会政治者就是文武“两班”政治权力的斗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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