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智聰
廣州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流行病學主任醫師，廣州市政協委員，廣州市醫學重點人才。獲得2003年廣東省抗擊非典三等功、2008廣州市抗震救災優秀共產黨員、2008年廣州市創建國家衛生城市先進個人等榮譽稱號。
廣州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楊智聰，是一名參與過抗擊非典的資深疾控人。在本次廣州新冠肺炎疫情中，率領市疾控中心硬核抗“疫”。
12月31日，武漢首次疫情通報，他的職業敏感拉響警鐘，“疾控人要比絕大多數人走得更前”；他根據數據和經驗做出的疫情研判和防控建議，為廣州的防控工作及早做好準備和決策依據；作為管理者，他對市疾控中心的防控工作做出合理佈局並及時調整，以順應疫情不同時段需求。
儘管，穿“白大褂”的疾控人和不少市民所熟悉的“醫生”不同，但楊智聰深為自己的身份自豪：歲月靜好時，疾控人在大眾不知不覺中守衛著公眾健康；當疫情發生，疾控人義不容辭地衝在最前，把自己擋在病毒和市民之間。
職業敏感拉響警鐘
“要比絕大多數人走得更前”
楊智聰是一名低調實幹的疾控老將，履歷中記載著他多次與重大疫情、災情交手的經歷：
2003年
2003年抗擊非典，他將科研意識融入業務工作，熬夜起草廣州非典病因學、流行病學與臨床治療研究，申報廣州市傳染病監測預警與突發公衛事件應急反應信息系統項目；
2008年
2008年汶川地震，他震後第二天就出發前往震中，在災區完成消毒與殺蟲、災民安置點飲用水和食品衛生指導、衛生防病知識宣傳教育與培訓、對災民的心理疏導和干預等一系列衛生防疫工作；
2009年
2009年，美國、墨西哥暴發H1N1流感，他半夜出動到隔離點，對疫情暴發後首趟抵穗的墨西哥航班上的乘客進行流行病學調查。
2014年
2014年，受周邊國家和地區影響，廣州遭遇嚴重登革熱疫情，楊智聰衝鋒在前，上樓頂天台、下地下車庫，對街道和社區的防控工作落實情況進行細心的指導，有一次還在現場不慎滑倒拐傷，康復後又迅速投入防控。
也就是在這次疫情中，作為市疾控新聞發言人的他通過媒體一次次苦口婆心地提醒市民“清積水、滅蚊蟲”，讓許多廣州市民認識到這位溫文爾雅、邏輯清晰的疾控專家。
去年12月31日中午時分，武漢發出“不明原因肺炎”疫情的通報。“不明原因”四字在他心中敲響了警鐘：17年前的非典也是以“不明原因肺炎”的面目出現，原因不明，意味著病原體未知，那麼病原體究竟是什麼？通報中，當地有41例病例，雖然人數尚不多，但武漢和廣州間交通便利，有沒有傳到廣州的可能？
當天，市疾控把非典後廣州建立的了不明原因肺炎監測系統警戒級別提高，要求各區疾控、各醫院相關專業人員強化監測，中心內部建立起“關注武漢疫情”工作群，分管領導和應急、檢驗、傳染病防控等相關科室負責人悉數加入。
元旦剛過，市疾控在3日就舉辦不明原因肺炎培訓班，又在中旬對全市5家動物批發和23個農貿市場進行野生動物市場暗訪。
1月9日，國家公佈疫情病原體是新型冠狀病毒後，楊智聰立即著手進行人力調配、建立實驗室檢測方法、防護和消殺等物資儲備。
適逢年前，很多企業陸續開始放假，“我讓他們儘量採購，有多少買多少，直到大年初一還購入了10000只口罩”。他還同時要求中心實驗室密切關注廠家研發、生產試劑的進度，以趕快排查潛在的病人。”17日，國家一批准病毒核酸試劑，市疾控中心立即從上海採購2000份，凡是不明原因肺炎監測系統報上來的可疑發熱病例，一律排查。
“不能說我們廣州還沒有發現病人，就不理了、等有了再說；也不能等到全國人民都來關注疫情了，我們才開始行動。作為疾控人，我們就必須有這個職業敏銳，要比絕大多數人的走得更前。”楊智聰說。
準確提前預判形勢
年初二即提議做好網課準備
作為廣州市防控新冠肺炎專家組組長，楊智聰多次參加市委、市政府組織召開的疫情研判專家會，提出了“外防輸入，內防擴散”防控策略，“我們的角色，是要分析全國和本地疫情形勢，實事求是提出防控的漏洞和薄弱點，把風險講足，提出可行的建議，協助政府正確決策。”事實證明，他根據數學模型、人口遷入情況以及深厚經驗提出的預判，為廣州的防控工作爭取到不少提前量。
對於武漢的疫情，市疾控中心一直密切觀察，發現從31日到17日，病例在不斷增加，那段時間武漢每天到廣州的火車有39列、來穗航班14個，估計載客量有接近45000人。
1月19日，在市政府新型冠狀病毒防控工作會議上，楊智聰研判：廣州市隨時可能出現輸入性新冠肺炎疫情，建議從政府層面上做好人員、物資、機制的準備。
果然，就在次日，市疾控中心實驗室從醫院採集的一個武漢來穗患者樣本中，檢測出新冠病毒陽性，21日經過國家、省的複核，確認為廣州首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1月22日晚上，當市領導問及廣州疫情預計時，儘管當時廣州尚未出現本地病例，楊智聰作出當時看來略顯“大膽”的預估：廣州至少會出現超百例新冠肺炎病例。一週後，廣州市累計確診病例達三位數（1月30日累計106例），並且在突破300例後逐漸趨向穩定，近日維持在346例的水平。
楊智聰帶領的專業團隊提出的建議，不少成為與市民息息相關的重要防控舉措。
1月26日，市領導到市疾控中心調研督導疫情防控工作時，楊智聰就提出了一項具有前瞻性的防控建議：“雖然現在廣州疫情形勢未算太緊張（截至25日累計確診14例），建議先預先搭建一個網上教育系統，萬一疫情暴發起來，學生要延遲開學，這套系統就可以馬上用起來。”
到目前為止，楊智聰領導廣州市疾控中心做出了7期疫情風險評估，在其中一期報告中，市疾控中心專門指出，由於慢性病患者是新冠肺炎重症的高風險人群，為了避免慢性病患者頻繁到醫院就診、開藥，建議醫保部門立刻制定措施，延長患者開藥週期。
2月7日，市醫保局推進醫保支持“長處方”政策，將醫保參保人慢性病廚房用藥量
放款至3個月。
楊智聰（左二）和同事在廣州市疾控中心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指揮中心討論疫情工作。
“建議理髮、醫院口腔科等和人體近距離接觸的行業暫緩復工”、“雖然常規的傳染病防控是患者發病後的密切接觸者才需觀察，考慮到患者發病前已經可能有傳染性，建議密切接觸者的追蹤時間跨度擴大到患者發病前兩天，把漏網之魚撈進網裡”， 在楊智聰參加的省防控專家會議上，提出的這些建議都被採納。廣東在2月2日率先擴大追蹤密切接觸者的時間跨度，2月21日發佈的國家第五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方案中，也作出了同樣的修訂。
“在疫情防控的過程中，我實實在在地感到我們的政府是實事求是、相信科學的，決策也是很果斷的。否則廣州這個特大城市的防控，很難做得像現在這麼好。”楊智聰說。
隨著疫情發展的態勢，需要不斷調整防控思路。楊智聰表示，隨著復工復產，近期廣州市的防控重點應調整為對返穗人員的健康篩查和管理，疾控也為政府提供了相應的決策參考。
“比如，企業應分批覆工；不同規模的企業，對復工人員應有不同的管理方法。新冠病毒抗體檢測試劑近期就出來了，這種方法和核酸檢測比起來簡便快捷，成本也更低，在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或者企業醫務檢驗室都可以做，我們也會建議企業對重點疫區返穗復工人員開展抗體篩查。”
十多次調整防控隊伍
力保流行病學調查質量
1月22日，市疾控中心啟動中心層面應急響應工作、成立“疫情應急響應工作組”，打破原有科室建制，把全中心設為八個防控工作組。“剛開始第一梯隊有近百人，直到後來第三梯隊加入，中心300多號人，除了個別休產假的同事，完全投入疫情防控，這樣的力度在廣州市疾控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如此大的防控隊伍，作為市級疾控機構“掌門人”，楊智聰需要對防控工作進行總體佈局和人力分配。一個月以來，他根據疫情不同時期的需要，對單位的人力分配調整了十多個版本。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力保流行病學調查質量。
流行病學調查是傳染病防控工作中疾控機構的核心工作之一。“當出現一個確診患者，我們要搞清楚：他發病前14天內的每一天的活動軌跡是什麼？是在哪裡感染的？誰傳染給他的？傳染他的人還有沒有傳染給其他人？另外，這個患者感染後去過哪裡？接觸過什麼人？接觸的人有沒有被感染？找出這些答案，我們才能把散佈在人群中的潛在感染者和密切接觸者找出來，及時隔離，才能防止出現第二、三、四……代病例，這就是流調的重要性。”楊智聰解釋。
在疫情初期，市疾控層面的流行病學調查工作由八個工作組中的應急處置組負責，根據屬地管理原則，區疾控的醫生也會進行部分流行病學調查工作。但是，由於應急處置組同時負責疾病報告、統計、報表、風險評估等大量工作，區疾控存在人手不足問題，楊智聰感到，疫情初期的流行病學調查報告做得不夠細緻，這就意味著無法及時找到人群中的潛在感染者，在抗“疫”工作中是大忌。
為此，楊智聰迅速調整工作組分工，強化流調力量：
- 一方面，市疾控層面將非流行病學調查工作改由疫情監測組負責；
- 另一方面，大力推動區級疾控中心聯動，“我們把廣州劃分成6個片區，派出6個流調經驗豐富的科長到各片做片長，和區疾控一起組建市區聯合流調隊伍。”同時，楊智聰對流行病學調查提出規範：“不能僅僅根據經驗問、問了不說就算了。我們規定，病人的行蹤要從發病前的第一天逐日問到第14天，不記得或者不願說的，則通過市裡相關部門的大數據查清。”
“楊主任對我們的工作要求十分細緻、嚴謹，每一份交上去給他審閱的報告，任何表述都要求我們有數據支撐、佐證，甚至有時半夜一點還會為了報告上的某個表達不清的細節要求我們核對。在討論流行病學調查報告時，對於一個病例，即使已經找到了一種傳播途徑的證據，他也不會放棄對其他傳播途徑可能性的排查。”一名市疾控的醫生告訴記者。
理順機制、制定規範後，廣州市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的流行病學調查報告質量在短期內迅速提升，一些本來感染源“不明不白”的本地病例，經過“高能”、“燒腦的”流調過程，都被證實其實和輸入性病例相關，更產生了一些流行病學調查的經典案例。如本報獨家報道的《一餐團年飯，相鄰三桌感染！》所涉及的案例，正是市區疾控醫生聯手破的案。
“默默守護大眾健康，
是疾控人的使命”
從1月19日至今，楊智聰的時間表中就沒有了“休息日”的概念，“有時晚上10點下班，工作電話還一直‘追’著我回家，事情一來就要做，可以說壓力非常大，到半夜一兩點才休息也是常有的。本來每年年初八我都固定給媽媽慶生，但是現在已經很久沒去看媽媽了。”
現年58歲的楊智聰，入行已快36年。他笑稱，自己年輕時“懵懵懂懂”，“報志願時想讀醫，但是對醫學不是太瞭解，服從分配就讀了這個‘醫’。”在多年工作中，在多次疫情的洗禮中，他越來越為疾控人的身份而自豪，儘管這並不是一個讓許多市民所熟知的群體。
“你看著我現在穿著白大褂，是醫生的身份，但是和市民們通常所認為的醫生又不一樣。市民們經常接觸的‘白大褂’是醫院裡的醫生，我們是公共衛生醫師，他們是臨床醫師。市民病了，會主動去醫院找醫生，但是在健康的時候，不一定會想到要來找我們，多數是我們主動去找他們，或者說，在他們不知不覺之中，我們已經默默為他們提供了服務。”
楊智聰舉例，從孩子出生24小時內接種疫苗，成長過程中可能遇到的流感、齲齒、兒童意外傷害等預防，老年慢性病的非藥物干預，都是疾控的職責範圍。 “疾控人和臨床醫生一樣，都是保障大眾健康的專業隊伍，而且我們的工作和市民生活是息息相關的。你們吃得每一頓飯是否安全、喝的每一口水是否潔淨、你們看電影時電影院空氣是否符合衛生標準、每天乘坐的地鐵是否存在危害身體健康因素，都是我們去做監測、做評估，發現問題後會隨時提出，讓相應部門整改，去除風險因素，保護大眾健康。這就是疾控人的使命和奉獻。”
眼下，廣州正在復工復產階段，面臨大批外地人員返穗。“雖然應急響應已經調整為二級，我們不能放鬆警惕，原來要做的防控措施，也一定不能夠放鬆，尤其是社區、企業、市民。對每個市民來說，戴口罩、勤洗手，是最‘原始’、最簡單又有效的防控措施。”
來源 | 廣州衛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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