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曲藝愛好者對“撂地”演出存在誤解，認為“撂地”演出鍛鍊演員，從“地‘上出來的演員都是有能耐的。這種誤解多半源於個別相聲演員在舞臺上對“撂地”時代的憧憬。
撂地，顧名思義，即謂在集市、廟會、街頭等地進行露天演出。此類場所，計有畫鍋、撂明地和大棚三種——上等的設有遮涼布棚和板凳；中等的只有一圈板凳；下等的什麼設施都沒有。又稱“明地兒”。
在明地上演出的曲藝形式不少，如相聲、數來寶、評書、竹板書、山東快書、河南墜子、琴書及各類大鼓等。但不是所有的曲種都經歷過“撂地”時代，如單絃牌子曲、岔曲、梅花大鼓，就從未出沒“地”上。
不少名家是從“地”上出來的，如侯寶林、高元鈞、關學曾、馬連登、劉文亨等。但不等於說所有地上出來的演員都是名家。事實上，名家一旦成名，就罕在“地”上演出了。劇場、茶園、電臺、堂會的舞臺已經夠大，足以供他們馳騁。
1906年，李德鍚與師弟張德泉（藝名張麻子）首次來津，先在三不管“撂地”幾天，不久即應“寶和軒”茶樓張姓掌櫃之邀，進茶樓演出；也因此在天津開了相聲藝人進正規雜耍園子演出的先例，且聲名鵲起。
而馬三立大師自述開始相聲生涯，也是從撂地和小書場開始的。
我帶著妻兒搬進南市三不管，以撂地為主，有時也到東興市場小書場去說一段，因為那時候我還沒有什麼名氣。
此後，馬三爺因為感覺撂地賺錢少，還受到流氓混混盤剝，因此開始“跑碼頭”撂地。
怹因為沒什麼盤纏，開始只能搭小船去到鹹水沽、葛沽、塘沽一帶，“在行人比較熙攘的街上“劃鍋”，或在小酒館裡借地，說一場相聲”，幸好“斂錢的時候，不掏錢白聽的人也比天津衛裡少。”
由此馬三爺開始往遠處尋找演出場所。
帶著我的徒弟閻笑儒，走得遠一點，從唐山、古冶、開平、昌黎，一直去到了秦皇島。白天撂地，晚上串妓院
可以看出，馬三爺這是還是以撂地為主，沒有固定的演出場所。幸好在秦皇島，他和搭檔被介紹到“耀華玻璃公司員司俱樂部”每週六說幾段相聲。
這是馬三爺第一次進小書場以外的場所，對此感到非常滿意。
這個員司俱樂部能容二、三百人，有臺有座，比小書場茶社強多了。員司們有的西裝革履，有得綢衫縐褂，講究得很。我說了幾個拿手的段子，如《西江月》、《文章會》、《反八扇》等等，聽眾反映熱烈。從此，每週六去一趟，說幾段，俱樂部就給開支三塊錢。這一趟秦皇島，我們生意不壞，掙了點錢，把未能償清的高利貸償清了，積欠的債也還上了，真是嚐到了“無債一身輕”的滋味。
由此可見，馬三爺在撂地時期實在是賺不上錢，而進了園子，生活有了保障，連高利貸都能還上了。
可惜，在秦皇島的好日子不長，馬三爺還是得回到天津。
此時，馬三爺已經可以有了進茶園演出的名聲，不過當時天津賺不上錢，馬三爺就上東北為茶園演出，結果沒想到被黑心老闆坑騙，忍氣吞聲幹了三個月，湊齊車票錢趕緊迴天津了。
這也反映出馬三爺心裡渴望進茶園而不去撂地的心態，因此才遭此一騙。
後來馬三爺闖蕩濟南，也是先撂地後進茶社，才算“闖碼頭”成功。
更別說1940年代，馬三爺終於成為茶園、電臺的當紅炸子雞，就此再也沒有“撂地”演出過。
即使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前，“撂地”也從來不是什麼光彩的事。
當時單口大王劉寶瑞已經成為說唱團正式演員，有一天和李伯祥等的人吃完飯，正好路過天橋地帶。幾個人興致一來，劉寶瑞大師就在天橋“撂地”演了一次。現場的群眾一看是成天在廣播裡出現的劉大師，場面自然非常火爆。
結果，第二天劉寶瑞大師到了團裡，就被叫去開會，批評劉大師這種自由散漫。
時至2007年，相聲演員馬志明說起“撂地”依舊是一臉不屑：“……XXX最大的優點就是口正，你像什麼XXX啊，一聽就是撂地的玩意兒，不值錢……”
因此，撂地演出到2000年左右，都成了一個歷史名詞。
隨著德雲社的興起，人們反而對撂地過於神化，將其說成藝人必經階段。
雖然這可以理解成，人們對於正宗相聲迴歸的渴望，但的確是一種誤解。
有專家說，就算是同一曲種，在“地”上與園子裡各有其代表曲（書）目。如京韻大鼓《玉堂春》、《包公誇桑》、《夫妻爭燈》等，久佔茶園的劉寶全、白雲鵬們是從來不使的。同一曲（書）目，“地”上和園子裡亦各有使法。
而當今社會上，讓相聲藝人真去“撂地”也不現實，在人們口中變成“都市傳說”也是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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