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实践是检验历史的真理的唯一标准。庆历新政标志看中唐以后的官僚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第一次实行全面的政治改革。这次新政实质上是要求进一步限制贵族和高官享受的各种特殊利益。这些利益原来是中唐以前的门阀士族的专利，如世袭大土地和爵位、封户、免除赋役等。

到了宋朝，门阀士族退岀了历史舞台，贵族和高官已经不能世袭大土地和父祖的爵位、封户，只能通过推恩令取得略低的官位、免除部分赋役，而新政中的“明黜陟”和抑侥幸措施。矛头直接对准他们，损害到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

庆历新政失败二三十年后，王安石和宋神宗继承了范仲淹的遗志,再次推行变法,这次变法代表了中唐以后新兴的官僚地主的第二次全面的政治改革。比庆历新政更深入了一步，尽管这次改革最后也失败了。但有些改革措施到南末时仍然在继续实行。这说明这些措施符合时代的需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一．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

1.庆历新政在措施上存在的问题

范仲淹、富弼等人在改革中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等十项措施，前五项措施主要是针对建设一支高效廉洁的官僚队伍，从教育培养到科举选拔，从考核升迁到整治贪腐,从推荐有才能的人到平均公田养廉。

范仲淹的措施其实成了 一种行政体制改革,后三条重点是促进农业生产，为了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颁布一套考核官员奖励农民的配套制度。最后通过覃恩信和重命令两项以保证朝廷的各项政策得到贯彻落实。

精贡举这一项，范仲淹提出 地方一级考试，不用把考生的姓名密封起来，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方便考官知道考生是谁，从而对他以往的履历、平行能力等等进行全方面的考察，但范仲淹想的过于简单了，这在官本位的独裁专制社会中是行不通的，名字不遮,考生家长很容易找到考官。也就是说, 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制度设计反而为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提供了方便。

范仲淹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这触及了读书人的利益。因此，改革的反对者绝不是少数朝廷保守派官员，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一北宋统治的阶级基础。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士大夫阶层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

2.庆历新政在实行时间上存在问题

改革历时一年多，这对于社会来说确实是不小的压力。本身这场改革就是在仁宗皇帝的急切催促下写成的，方案刚刚拟定后不久,没有经过认真研究，也没有做好事先准备,急于求成的仁宗皇帝就下诏颁布施行，

改革的成功依赖于社会基础的支持，需要得到百姓及广大人民的支持，而这种社会基础的培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范仲淹等人把改革变成了一种解决国家社会矛盾的手段,希望通过这次改革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良好效果是不太可能的。政令接二连三的颁布，大大超出了社会所能承受的限度，在这短短的一时间想要革除积弊，解决问题,其实是犯了一种急于求成的错误。

二．北宋朋党之争是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根本原因

关于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过后范仲淹——“望利”也曾就此事深刻反思过这次改革失败的原因，皇祐元年，范仲淹关于这场改革给他的好友叶清臣写过一封信。

这封信的内容是：“然国之安危存亡，系于其人。正人安则王室隆,正人危则天下忧,故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所以身安而国家可保，岂特厚于己耶？汉李膺之徒，黑白太明，而禁铜戮辱。虽一身洁清，千古不昧，奈何邪正相激，速天下之祸，汉室亦从而亡之。仆以为与国同忧者宜弗为也。”

范仲淹在这封给好友叶清臣的信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有关庆历新政的内容，但是字里行间有些话还是可以看出范仲淹对改革、对仁宗皇帝、对国家、对百姓确实是尽心竭力了，同时又把汉朝李膺当时所处的环境借喻自己的处境，黑白太明，而禁锢戮辱。

这封信中也暗含着一个导致新政失败的直接因素，往大了说是范仲淹改革触及了大官僚大贵族的利益——“失利”，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往小了说就是新政遭到破坏，被诬触犯北宋政治敏感区牵涉“朋党” 问题。

关于范仲淹等人的庆历新政与朋党问题，欧阳修还写了一篇 《朋党论》，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可以看出欧阳修写的这篇《朋党论》可以说明改革派并没有结党营私, 危害国家危害百姓。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范仲淹与欧阳修都承认了朋党的存在,这一点犯了仁宗皇帝的忌讳，改革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三．庆历新政与政治生活的关系

庆历新政“并省县邑”虽然经过短暂的推行就被废止了，但是这种改革思想和方法却在熙宁变法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这正是其历史和对北宋现实政治的意义所在。同时“并省县邑”的提出、推行、废止的过程乃至王安石变法对其继承正反映出北宋中叶激烈的政治博弈状况。

这种博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君臣的博弈。面对臣下此起彼伏的呼声，宋仁宗从最初的无意改革，到因于外患压力而锐意进取，再到压力缓解后放弃改革，退而求安。而范仲 淹等鉴于宋仁宗的消极，最终失去对改革的信心和推行的决心，也是庆历新政失败的重要原因。

熙宁年间，在宋神宗支持的基础上，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臣下坚决推行，变法才最终得以实施并获得较大成效。皇权至上的王朝时代，皇帝的态度决定了改革推行的是与否，而臣下的态度则与改革推行的力度密切相关。

其次是臣僚之间的博弈，其主要表现就是朋党之争。“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于熙丰，交争于元祐、绍圣，而祸烈于徽宗之世，其始则景祐诸公开之也咬。宋仁宗时期开启了整个北宋党争的先声，各方因于利益或意气之争而互相倾轧，不仅枉耗政治精力，也

第三是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学界以往认为改革推行成败与否更多地是中央改革派与保守派相互斗争的结果，，而较少对于地方势力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进行关注。庆历新政“并省县邑”正是因为 地方的权势之人对于中央政策的抵制而使其被遽然废止，同时百姓却依然处于繁多徭役的重压之下。

地方上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国家的整体利益却受到了损害。熙宁变法对于裁并州县的强力推行，虽然也不免损害地方部分人的利益，却为王朝的继续存在扫除了一大障碍。

这种政治生态的整体背景是宋朝经过几十年欣欣向荣的发展，因于制度性的缺陷和辽夏等强有力外患的逼迫而造成朝政问题所困扰。国力看似依然雄厚，却朝着积贫积弱的方向发展。因此整个王朝呼吁改革以救时弊的声音日益高涨，成为北宋中叶王朝发展的时代主题。

但因于各方的政治博弈，给改革带来了一块儿又一块儿的绊脚石，最终陷入各种各样反复的政治博弈漩涡之中而难有成就。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都是在这种政治生态下最终以失败告终。本文正是意欲通过对庆历新政中“并省县邑''以“减徭役”这一短暂实行的改革措施的分析, 来窥探北宋中叶政治博弈的生态状况，以求达到深化认识北宋历史过程的目的。

四．总结

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是利益所属、权力斗争的问题。范仲淹改革的关键点是靠人治来推行的，

这样看来，范仲淹是在以一种微薄之力在与无形的社会机制进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还要和与自己意见相反政敌进行斗争，这种潜在的权力斗争，相互交叉,需要承担失败后果的则是改革派。所以，历来锐意改革者的 结果大都不是好的，但是这种忧国忧民，把个人利益置之度外的从政精神是值得赞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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