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可以确认的是,马克思在走上自己独立的思想道路的时候,不仅明确拒绝像黑格尔那样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法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而且批评费尔巴哈仅仅“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无论是“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的宗教还是哲学,其“异化”的“事实”本身“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更进一步,“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且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因此,马克思表达了对“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的哲学家们的强烈不满,倡导以“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取代哲学的“思辨”。
其次,我们同样可以确认的是,在洛维特、海德格尔、科耶夫、柯尔施和马尔库塞等当代重要思想家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过程中,都相当一致地强调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直接的继承性,即便是像柯尔施和马尔库塞那样试图指出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但其中不乏值得进一步深入辨析的可疑之处,或者说最为核心的一点是,如果说哲学与时代(世界)、理性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的内在统一是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共同坚持的思想原则,进而黑格尔哲学的理论内容也并非思想家的主观臆造,而恰恰是西方社会历史经验的事实与理论总结的话;那么马克思换一种思路研究——不是从理论或一般精神的发展出发,而是从实践或物质生活关系的历史演进出发,对同一对象亦即西方社会历史经验所作的理论解剖,是否真的仅仅是某种致思道路的差别,而不是本质内容的差别?亦即是否真的仅仅是以所谓“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取代“神秘形式”的辩证法而同样从属于人类社会的“史前史”时期,从而最终无法逃脱仅仅是黑格尔观念论的简单颠倒?
再次,在马克思本人毕生从事的最重要的理论工作,亦即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者说对资本主义时代生存方式和物质生活关系总和的批判性分析过程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马克思由哲学“思辨”向“真正的实证科学”的折返,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哲学革命”与被革命对象之间在理论内容上的确存在高度一致之处。因为假如我们撇开“生产力”或“感性存在”的维度不论,仅仅着眼于“生产关系”或“经济形式”的方面来看,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解剖的恰恰就是黑格尔用思辨哲学的语言所把握过的西方社会历史经验中的实体性内容,亦即西方经济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是“自由”理念的历史演进)。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哲学,恰恰构成有益的相互补充和相互启发。同时,与早年对哲学的“废黜”相反,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郑重其事地表达了对黑格尔思辨方法的重新尊重,并且在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关于经济社会形式的“先验结构”和“普照之光”等提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辨方法的纯熟运用。
最后,我们要明确澄清的一点是,构成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之间决定性差别的,决不是两者从不同的角度(比如马克思从实践的和世界的角度,黑格尔从思辨的和哲学的角度,等等)对同样的社会历史经验及其实体性内容的通达,而是在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中蕴含着一种比黑格尔哲学更为深远的思想洞见,亦即对构成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共同内容的西方经济社会形态及其“时代精神”演进之真正基础的感性生活领域的发现。尽管在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史前史”时期或者说真正的人类社会建立之前的整个“异化”时代,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总是黑格尔已经以思辨的和概念的方式把握过的、而马克思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重新加以主题化的物质生活关系中的“经济形式”的方面,而一旦我们遗忘了马克思借以能够指证各种经济社会形态的根本缺陷及其历史演进的实践根据,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世俗化的或经济学版本的黑格尔哲学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实际上,黑格尔哲学所揭示的历史进展的“理性根据”或“逻辑范畴”,其实不过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经济社会形态或生产关系的概念表达,而根本未触及使这些“关系”得以成立并历史性演进的感性基础,未触及构成马克思哲学革命之真正基础、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存在最深刻基础的“感性活动”领域,亦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的“共产主义”所表达出来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源初关联。就此而言,洛维特所谓的马克思把握到了“现实世界同旧哲学相悖的年轻化”,或者马尔库塞所谓的人类社会“成熟历史”(即史前史)和“实际历史”(即未来社会)的区分意味着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共同“界限”,显而易见都还停留在海德格尔所批判的“其上只有人的平面上”——在此平面上,由于“作为存在的存在对于人不(nihil)再存在”,因而是“虚无主义的极致”。
总之,如果从马克思整体性的思想视域出发,关于马克思青年时期提出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命题,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对或错。因为一方面,不仅由于这个表达本身在提出之时完全从属于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思想语境,而且就成熟时期亦即就“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内容而言,仍然与黑格尔哲学有极大的重叠之处;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因此将马克思完全导回到黑格尔,毋宁说,在揭示马克思思想超出黑格尔哲学边界的地方,在揭示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史前史”时期一贯的感性活动基础和“未来社会”前景的地方,曾经高度评价最终仍然深度误解马克思的海德格尔,是一个更为合适的对话者。或者说,以黑格尔和海德格尔为参照系,深入理解马克思关于哲学与时代的基本思想,是我们在当代语境中重新解读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对我们自身的历史处境和时代精神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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