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32年，完颜阿骨打创立的金国已近117年，这一年，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农历3月22日，蒙军合围攻打首都汴京。
金军与蒙古军交锋，几乎是屡战屡败，金国君主无奈之下，被迫将都城由中都难迁到了汴京，图个惹不起咱躲得起。
史料记载，金哀帝亲自出宫来到两军阵前，巡四方劳军，故土皆死战。哀帝吹响了集结号，他把将士家属、南渡逃亡的难民、周边州县的军人全部集结到城内，试图背水一战。
双方的攻守战打的十分惨烈，守城防御工事被毁，就用“故宫及芳华、玉溪所拆大木”来修补，“至是十六昼夜，内外死者以百万计。”金人抗拒持久，蒙古军亦“师多死伤”，“不能前”，至到四月初八日，以“天热避暑”为名，蒙古军暂时撤军了。
蒙古军队虽然退兵了，还没等金人高兴完，另一场灾祸就降临了，“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汴京城门有12个，每天抬出门的尸体就有千余具，时间持续了近三个月，汴京城里犹如人间地狱，星现一番“白骨相望，虻蝇扑面”的惨相。
瘟疫的蔓延，劳动力大量损失，随后又爆发了“人相食”的饥荒，守城士兵杀死军官只求逃出这座“死城”。此时的金朝政府犹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面对此情此景也只能是“令诸生监送军士饮食，视医药”而已。
1233年3月，蒙军卷土重来攻克了汴京，1234年1月，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朝灭亡。
后世的人们不禁要问，压垮金国的“汴京大瘟疫”，究竟因何而起呢？
- 异常气候说
天兴元年（1232年）“五月辛卯，大寒如冬”，这一年，河南地区气候异常，乍冷还寒的气候，导致人体免疫力低下，再加上当时粮食供应不足引发了大饥荒，此时，汴京城内人口又高度密集，又给瘟疫的扩散提供了土壤。
由于中国是一个季风国家，地处太平洋和欧亚大陆交接处，冬夏气温冷暖不均，气候变化很大，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也很容易引发疾病灾害。根据古人的解释，所谓疫，就是指“民皆疾也”，凡是能传染的病都通称为疫。
- 用药不当说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杲，在其著作《内外伤掰惑论》里详细论述了这次瘟疫，他认为汴京瘟疫不是“伤寒”所致，而是“饮食不节，及劳役所伤”的群体性内伤病。
大抵人在围城中，饮食不节，及劳役所伤，不待言而知。由其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所失，经三两月，胃气亏之久矣，一旦绝食太过，感而伤人，而又调治失宜，其死也无疑。
蒙古军队围城的时候，汴京城内的粮食供应不足，所以就会“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一旦解围，食品供应恢复了，人们又会“饱食过度”，从而得病。这类病症类似伤寒，实非伤寒，如果碰上庸医用药不当，把人治死也是不足为奇。
后世也有研究认为，瘟疫的源头可能在蒙古兵里，他们撤退以后金兵出城采集给养，有可能接触了染病的尸体或者物品，无意之中把传染病源带回汴京城里。但我们现在没有找到李杲的相关记载。
因此金未大诗人元好问，恰好也被困在汴梁城中，他把这次瘟疫称为“壬辰药锅”，认为就是误诊带来的祸患。
- 传染病说
后世医家结合现代西医理论，对李杲的内伤说提出了质疑：如果饮食不节，导致身体损伤，怎么可能在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内造成上百万人的死亡呢？这次瘟疫的元凶一定另有元凶。
从史料记载的症状上分析，汴京大瘟疫的患者具有“发热”、“嗽血”、“呕吐”等病症，这与肺鼠疫的临床症状“高烧寒战、胸痛、咳痰、痰为粘液火血性泡沫状态”的病症非常相似
- 兵祸说
“疾病是战争不可避免的伴随者”。军队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由于“军队人群具有生活高度集中、流动性大、任务特殊等特点”，非常容易发生和传播疾病。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医疗条件与卫生环境令人堪忧，而军队长时间作战，身体倦怠等因素都会加大疫病爆发的风险，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汴京城汇聚了双方数十万军队，金军更使用了大量污染巨大的火器进行反击，双方交战后阵亡士兵的尸体得不到及时清理，因为病菌繁殖提供了温床，这些病菌极有可能会污染附近的土壤、水源和食物。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史载，“汴京解严，步军始出封丘门采薪蔬”，此类高危的举动很有可能形成交叉感染，通过人传人的途径，引发大规模的瘟疫。
今天的人们试图探寻800年前那场大瘟疫的元凶，由于史料所限，对汴京大疫造成百万人死亡诱因还存在很多分歧，但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金哀宗聚集了数百万人集中到汴京，造成城市人口的超级拥堵，加上战争时期，饮食无节、精神焦虑紧张、尸横遍野和政局动荡，摇摇欲坠的金朝政府及其统治者，又拿不出行之有效的防控手段，使得一场大灾祸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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