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並不是死了2萬人或8萬人這樣一件事，而是死了一個人，這件事發生了2萬次”。
災難無數次地在上演，而人只有在面臨災難時，才會重新想起歷史。
時過境遷，人世百態，不變的是人性。
有的人是犧牲主義的英雄，悲觀入骨卻做著積極的事情，比如裡厄醫生；
有的人不相信英雄主義，追求個人幸福，所以一直在與自己抗爭，比如朗貝爾；
有的人渴望精神聖潔，但又不相信上帝，在自我流放中又想找到出路，比如塔魯；
有的人是同謀者，是在惡行面前為了自己的位置而攀爬的罪人，比如科塔爾；
有的人終其一生都默默無聞，卻一直在堅持做一些“自己的事情”，比如格朗。
這些都是加繆的小說《鼠疫》中的人物，《鼠疫》講了以裡厄醫生為代表的奧蘭市居民，在面臨瘟疫和死亡的威脅時，雖然有截然不同的做法，但是有相似的態度——勇敢反抗。對比當下設身處地在感受疫情的我們，《鼠疫》這本書有很好的借鑑意義。《鼠疫》一書的作者阿爾貝•加繆，用豐富的細節描寫，深度地刻畫了小鎮真實地生活狀態。無數人猜測，裡厄醫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者阿爾貝•加繆本人，只有看透生活本質，對生活不抱有希望的人，才能以這樣客觀而冷漠地語言描述這場災難。
阿爾貝•加繆是法國現代著名存在主義文學家，成名作《局外人》（1942）成為荒誕小說的代表作，而他是“荒誕哲學”的代表人物。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諾貝爾獎獲獎作家之一。加繆在他的作品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異己的世界中的孤獨和異化，以及罪惡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誕的同時，卻並不絕望和頹喪，他主張要在荒誕中奮起反抗，在絕望中堅持真理和正義。《鼠疫》被法蘭西文學界奉為經典的長篇鉅著，一部被譯成28種語言，暢銷1000萬冊的作品。
哲學家的小說往往帶有強烈的思辨意味，加繆的小說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思想。《鼠疫》就是荒謬生活的象徵，裡厄醫生、朗貝爾、塔魯、科塔爾、格朗各有不同的人生態度，代表現實生活中的一類人。
那天，裡厄醫生收到了市政府派來的急電，電報上只有短短几行字：宣佈進入鼠疫狀態，關閉城市。在奧蘭這個被鼠疫徹底征服的城市裡，裡厄必須挨家挨戶地出門問診，對於普通市民來說，裡厄的診斷，無異於死刑宣判書。因為所有人都知道，一旦進了醫院，就再也回不來了。
裡厄其實是一個矛盾的人，他冷漠而理性地工作，但是行動上他又是犧牲主義的英雄，為了民眾的健康，日夜操勞。書中寫道“但是根據他正直的良心，他有意識地站在受害者一邊。他希望跟大家，跟他同城的人們，在他們唯一的共同信念的基礎上站在一起，也就是說，愛在一起，吃苦在一起，放逐在一起。”裡厄比其他人更明白，同情心沒用，客觀、冷漠才能讓他沒有妨礙地投入到與鼠疫的戰鬥中去。
相對於裡厄的大愛，面對災難，朗貝爾只追求個人的幸福，不加入施虐者的隊伍，他在做個人主義抗爭。朗貝爾作為一個被困在奧蘭的外地新聞記者，他認為自己是外地人，不應該受到本地關閉城市禁令的約束。在巴黎還有他的妻子在等他，他千方百計地想要逃離出城。“我並不相信英雄主義，我知道這並不難，而且我只懂得這是要死人的事。使我感興趣的是為所愛之物而生，為所愛之物而死。”
我們每個人究竟要在多大程度上承擔責任，還是隻追求自己的幸福，加繆通過他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既然被拋棄，就註定在這個世界上流放，我們就不再是獨立的個體，我們的命運就休慼與共，緊密相連。最後朗貝爾選擇留下來，還加入了志願者防疫隊。在鼠疫突然結束時，他抱著心心念唸的愛人，卻開始恍惚。“朗貝爾知道他將一下子再度獲得他所失去的一切，因此歡樂就會成為一種燙嘴的、無法辨別其滋味的東西。” 鼠疫說到底還是帶走了一些其他的東西，他又需要花一段時間來適應生活和思想的轉變。
朗貝爾抗爭的對象是自己的幸福，而塔魯卻是在做痛苦的思想鬥爭，他精神上的聖徒，一生在找一種安寧。十七歲時目睹作為法官地父親，宣判他人死刑。塔魯覺得他們沒有這樣的權利，但他沒能想出更好的方法來避免這種情況，因為他同情的受害者往往也是兇手。所以他的整個信仰都崩塌了，選擇離開富裕的家庭，開始自我放逐，尋找出路。
塔魯沒有選擇妥協，“世界上除了禍害者和受害者之外一無所有，那麼，他決定在任何情況下都站在受害者一邊，以便對損害加以限制，在受害者當中，我至少能設法知道怎樣才能達到第三種人的境界，就是說，或者安寧。”這條通往安寧的道路就是同情心。塔魯找到了裡厄醫生，提出組建志願者防疫隊的計劃，他自己也加入了。在鼠疫結束，打開城門的那天，塔魯卻成了“殉葬者”，“它宣告了一切戰爭的結束，但同時把和平變成了一種不治的創傷。”
再說到格朗，他是個普通的職員，有個深愛的妻子，熱愛寫作，但水平有限；他終其一生默默無聞，代表著大多數普通人，平凡但不可或缺。鼠疫的到來，對格朗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但他沒有苦惱，積極加入志願者防疫隊，一邊做著“自己的事情”——寫作。在反覆推敲修改了好多月的稿紙上，格朗終於想好了那句話怎麼寫：把所有形容詞都去掉。“在五月的一個美麗的清晨，一位苗條的女騎士跨著一匹華麗的棗騮馬在花叢中穿過樹林小徑……”。最後，像格朗這樣無辜的大多數人活了下來，這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希望。
在小說中，還有一個利己主義的同謀犯——科塔爾，在惡行面前為自己的位置而攀爬的罪人。科塔爾犯了罪，帶著恐懼他一度自殺未遂，鼠疫的爆發成為了他的避風港，他利用鼠疫大發橫財，最終還是因為鼠疫平息而精神崩潰，選擇報復社會，又走上了他一直恐懼但應該走上的道路。
鼠疫終於結束了，人們久別重逢，四處歡聲笑語，這是倖存者的慶典。鼠疫消失了，曾經堆積如山的屍體消失了，曾經絕望中的反抗也消失了，沒有恐懼，沒有掙扎，一切恢復如初。裡厄心裡卻還有個聲音，“這些歡樂的人們對潛在的災難，註定一無所知，鼠疫不會消失。鼠疫的病菌潛藏在城市陰暗的角落裡，它不會消失。也許有一天，鼠疫會再一次喚起他的鼠群，給幸福的城市，帶來無法預料的滅頂之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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