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于1958年至1972年在山西运城柴市巷居住，在这里留下了多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难忘记忆，当80年代初拿起相机后我不由自主地记录了当地街头巷尾的百姓生活。图为1982年春节前在运城百货大楼拍摄的文化工作者为群众写对联的场景。这个大楼是二层楼的，比60年代在钟楼底盖的百货大楼要大的多了。大家注意后面的礼品专柜上的暖水瓶了吗？那是当时通常给结婚亲友们的随礼用品，我1985年结婚时就收了五六个。
当我记事起，每年正月十五运城街头都要闹红火，连我们巷口的小小木业社职工都要举着彩旗参与其中，通常都要闹上三天三夜。听母亲讲，我1957年正月十六晚上9点多出生前，正好街上还有红火队伍，狭窄的街道水泄不通。当时不可能叫救护车，母亲只好坐着三轮车前往医院。三轮车上没有警笛，喧嚣的锣鼓声掩盖了它平时悦耳的当啷铃声。父亲在前面满头大汗的开道，我最后有惊无险来到人间。 图为1984年运城西门外看红火的群众。
人类有生就有死，通常百姓死后总要举办个仪式，寄托我们的哀思。儿时我有个很恶毒的想法：街坊邻居的老人去世后就可能给我们这些小屁孩带来商机，如果抢上打幡的活后就可挣一毛钱。记得一次丧事主家嫌年纪小不用我，而我的哥哥由于人际关系好有同学说情而举上了幡，当时我嫉妒地眼睛都绿了。还好哥哥挣到钱后和我一起到钟楼底买了鸡爪共享，我的内心才略微平衡了一些。图为1989年运城敬老院旁边丧事上看表演的群众们。
板车是80年代之前一般百姓的主要运输工具，我小时候常拉这样的车，那时居民们卖煤、拉烧土都离不开它。记得1969年我和姥姥、舅舅三人一起生活，当时舅舅刚做完手术，我曾和姥姥一起拉车去北郊买煤。姥姥是64岁拄着拐棍的小脚老人，我是1.44米高的12岁孩子，去的时候我拉着姥姥，回来时姥姥帮我推车，最难是过北郊水渠上的桥坡，我采用了之子形拉法也上不去，多亏路人相助才过了难关。图为1989年北郊等活的民工。
80年代时尚青年的标配是硕大的蛤蟆镜，而且戴的时候不揭商标，这似乎和这位背身的大叔没有关系，但这位大叔的行头可是昔日百姓的标配：对襟小褂、缅裆裤、馍馍口袋。两个时代很有特征物品放到一起确实很值得玩味。缅裆裤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服装，制作简单，不管臀围、腹部大小都可以互换着穿，这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一条裤子可以来回穿几代人；至于碎布做成的馍馍口袋，多少孩子曾经用它当过书包。摄于1989年运城街头。
清晨，许多群众在烈士陵园内健身。没有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大家不可能过上这样祥和的生活。这尊老纪念塔始建于1958年，我1966年6月1日就在塔下加入了少先队。当老师给我戴上红领巾后，我曾经举着拳头向着纪念碑宣誓，然后下到墓穴中为烈士扫墓。记得好像有5个大墓穴，每位烈士的棺材都很小，在墓穴中一行行静静地排列着。 后来这尊纪念塔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重建了现在更高的纪念塔。图为1989年的运城烈士陵园。
距运城城区约15里的安邑有一座从中间劈开的古塔，但即使这样也没有倒塌，每次我往临汾方向乘车在车上就可以看到，在城区的高层建筑物上也能看到。记得儿时哥哥常领我爬上西门外的木塔，就为了远眺这座古塔。现在，哥哥和这座木塔都不在了，回忆到这里我不免黯然神伤。1989年我曾经专门骑自行车来到这里，仅无意中拍到了这两位建设者。当时这里是个大工地，有无数的劳动者在这里建设新运城，现在这里是运城的中心地带了吧？
我的父母在50年代就很喜欢跳舞。1985年父亲退休后，他拎着我哥哥的三洋录音机，在家门口的广场上组织了一支跳舞队伍，队伍中还有许多年轻女孩不像现在大都是老大妈。他每天为大家尽心服务很受欢迎和尊重，因此还上了《运城日报》的图片新闻。记得1991年我陪父母到上海旅游时，他们总操心着给大家买新颖的舞蹈音乐磁带。1995年他突然离世后，许多舞友曾来吊唁，后来这支舞蹈队伍就很快消失了。此图摄于1990年。
位于运城北街的关帝庙，当时的展览大都在这里进行，旁边的图书馆更是文化活动中心。记得1966年我在图书馆内听表演者讲故事《欧阳海之歌》，当讲到欧阳海小时候男扮女装的悲惨身世时，我感到昏天昏地仿佛置身其中，从此领略了什么叫艺术的感染力。我小时候看过的书特别是连环画许多是从这里借的，当时连环画是用女子绑辫子的塑料绳绑在一起，每次可以借10本。图为1991年运城图书馆的报栏前，现在图书馆好像不在这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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