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首其名

公孙衍，号犀首，以此为名，可见其人才绝当时。犀首一词，有人认为是官职，主要根据是《庄子·则阳》的《释文》注：“犀首，魏官名也。”然而魏国历史上，未能考证出其他官居犀首的人。有人认为是称号，主要根据《战国策·赵策二》的高诱注：“公孙衍，魏人也，仕于秦，当六国，号曰犀首。”子康更青睐于称号的说法，其一若是官名，古人以官名代称人名的时候，往往就高不就低，而其在相秦、相韩等国时，仍被称之为犀首，官名的说法不完全能站住脚；其二若号为犀首，犀牛在古代文化中多代表稀有和珍贵，而犀首又是其佼者和珍惜者，号与才配，方能名冠天下。

上承商鞅之功果

秦国经过变法，国力日强，商鞅死后，公孙衍被秦惠文王嬴驷任命为大良造，谋伐魏。

魏国经李俚变法后称霸战国前中期，名将吴起又是打败秦国，夺得函谷关，扼住了秦国通衢中原的关口，以致于秦国与中原各国的贸易受制于魏国、甚至只能与魏国贸易或通过魏国贸易，而秦国亟需用自己优势资源购买的是粮食（战略储备），而敌国魏国岂能让其如愿。因而伐魏夺函谷关是势在必行了。

齐国经过马陵之战，歼灭魏国十万大军。秦国趁魏国无暇西顾之时进攻河西，诱俘魏国主将公子昂。经过几次战役，秦国挫败了魏国主力，魏国虽不甘心，但不得不承认秦国在军事上已经开始强大了，但国力与魏国仍有差距。《大秦帝国》里面有个桥段，就是此时的嬴驷硬要参与齐、魏相王之事，被魏齐一番羞辱，可见无论魏国、还是齐国，都没有真正认可秦国。

公元前333年，公孙衍任大良造后，快率领秦军向魏国发起了进攻。式微的魏国在缺乏良将、强兵的情况下，挡不住秦国的攻势，选择割地求和。割让阴晋（今陕西华阴东），位于魏国与秦国的交界之处，也是公孙衍的家乡。由此打开了秦国与中原交流的缺口，可谓战略性胜利。

一朝私利失君宠

公孙衍再度率军进攻河西要塞，俘虏魏国主将龙贾，斩首八万。经此一役，秦国已实际占据了河西之地。魏惠王便顺水推舟，把河西地区割让给秦国，向秦国求和。

魏惠王割让河西之后，派人重金贿赂公孙衍。于是公孙衍向秦惠王提出，趁秦魏暂时和好之机，进攻别的国家。恰逢张仪游说秦国，谏言秦惠王，魏国四面受敌，正是伐魏的良机，若听公孙衍建议进攻西面游牧民族，会让秦国左右受敌。魏国有霸主的根基，给予他喘息之机，只怕养虎为患。一语惊醒梦中人，秦惠文王立即起用张仪为客卿。公孙衍遭到排斥，离开秦国，投奔魏国。

秦惠王因公孙衍一时顾私利不顾大义的行为，看似冷酷和不近人情，实际是帝王术的一种，引用《大明王朝》嘉靖的一句台词：没有谁是真正的贤臣，贤时用之，不贤黜之。

善兵长谋时不待

犀首善用兵，所谓上兵伐谋，犀首的战术往往出其不意，这需要军队有很强的机动性，而纪律性极强的秦军与其犹如良配，而缺乏良将和战法经验的秦军，可以向犀首学习。犀首成全了秦国，秦国也让他如鱼得水、扬名天下。

此时的魏国鲜有精兵，纵然犀首天纵奇才，也不能短时间培育出一支纪律性、战斗力极强的军队，更何况魏国国力需要喘息，无法全力投养新军。显然，魏军不能够支持犀首的奇行军略，在与秦国的交手中，反而被徒弟们所打败。

魏国羸弱，犀首、魏国均无力独自抗衡秦国，因此犀首尝试联合其他弱小国家，合纵制衡秦国。小国相对容易征召，尤其是韩赵魏三国，而两大国齐楚素有嫌隙，常常是互不相容。

秦国刚起，无力面对多国联盟，因此秦惠文王和张仪多次挑拨离间合纵各国，一方面宣传连横策略。

非犀首之失败也，盖君侯乎

公孙衍先先后后拉拢各国，期间有几次大事“五国相王”（魏、韩、赵、燕、中山）、“五国伐秦”（魏、赵、韩、燕、楚）等，但均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无非是：

（1）纵观战国局势，强国靠拳头讲话；弱国只能通过外交夹缝求生。当强国一方面以军事压迫、一方面辅以外交手段，根本没有效果纵横外交场的空间。

（2）各国攻伐多年，互有嫌隙。因短期威胁而组成联盟，同样会因短期利益而背叛联盟。这也是张仪的突破口。

（3）齐、楚两国，当时能与秦国抗衡的国家。此刻都为私利而攻伐他国、同时又互相攻伐。多次合纵，两国只能选其一，选定一个必然会得罪另外一个，难以成势。

作为可能改变战国历史走向的合纵，它的失败不是公孙衍个人的失败，而是各国国君、权臣的失败，他们短视、患得患失，将形形色色的他们统一起来本来就不容易，更不要说去抵抗强敌。

公孙衍极具战略眼光，甚至考虑到联合义渠夹击秦国。然而，他欠缺的是时运、以及强大的整合力，同时与张仪的瑜亮之争，掣肘了他的成果。只能说时事造就英雄，不论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