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Xan Rice
翻譯 | 劉欣
雷克雅未克最主要的商業街叫作洛加維格大街（Laugavegur），“熱水池之路”，因為最早是女人們走過這條路，把衣物從小鎮運到兩公里外的溫泉去清洗。這條街將冰島首都從西至東分成兩半，腳下就是大西洋，上方則是骨白色的哈爾格林姆斯大教堂（Hallgrímskirkja church），俯視著這座城市色彩鮮明的屋頂，宛如托爾金小說裡中土世界的塔樓。這也是波娜·布楊斯道蒂（Birna Brjánsdóttir）十分熟悉的一條街。
20歲的波娜，是個活潑的女孩，一頭赤褐色秀髮，非常幽默。她在雷克雅未克近郊長大，距離洛加維格大街大約需要步行30分鐘。她喜歡音樂——從街頭嘻哈到民謠的一切風格，還喜歡開車，所以2016年夏季，她曾參加過冰島特有的娛樂活動rúntur，和朋友們開車駛過洛加維格大街，搖下車窗，盡情鳴笛，路過精品時裝店和咖啡酒吧，以及那些販賣海鸚公仔與針織套衫的紀念品商店。
這年冬天，當太陽一天只出現五個小時，白雪覆蓋住座座山峰的時候，波娜曾經在洛加維格大街上享受夜生活。週五結束工作之後，她通常會先和朋友們去酒吧玩牌，到了下半夜，雷克雅未克的人們終於開始狂歡，他們會去跳舞。2017年1月13日的夜晚，就是這樣的。
波娜一向自信又無憂無慮，那天晚上，她是最先登上Húrra酒吧的舞臺跳舞的人之一。凌晨兩點，她的朋友們決定回家，波娜表示，她還要再待一會。她是在三個小時後離開的，那時酒吧即將關門了。她買了一個三明治，沿著洛加維格大街慢慢往回走。這條街晚上也十分明亮，沿途遍佈商業店鋪，每隔10米便有路燈。
此刻她獨自走在街上，這在雷克雅未克並不稀奇，即使對一個年輕女性來說。與其他大多數國家相比，冰島人普遍對自己的同胞充滿信任。這是一個和平寧靜的地方，有時一整年都不會出現一起兇殺案。那天氣溫是零下九度，波娜看起來鎮定自若。她穿著一雙普通的黑色馬丁靴，不是那種幾米之外就能引人矚目的恨天高，還穿著黑色牛仔褲，灰色毛衣，肩上又搭了件樸素的黑色衛衣。頭髮鬆鬆垮垮地垂著，還有一副白色耳機掛在脖子上。
她顯然有些醉意，路上掉了幾個硬幣，又在人行道上撞到了一個陌生人。她沿途路過設計靈感來自科恩兄弟電影《謀殺綠腳趾》、紅黃相間的Lebowski酒吧，又經過轉角的咖啡華夫餅小店，那裡有一條狹窄的小巷通往大海。
再然後，她就消失了。
週六早晨，波娜的朋友瑪麗亞發現她沒有來工作，瑪麗亞警覺起來。波娜從不遲到。她倆都在百貨商場Hagkaup的時尚部門工作，小學起就互相認識。她們是那種最無話不談的摯友，會一起看英國的電視節目《達人秀》，還會一起去參加音樂節狂歡。瑪麗亞撥打了波娜的手機，關機了。可波娜從來不會關機。
瑪麗亞聯繫了週五晚上和波娜一起喝酒的朋友們，她們都以為波娜已經回到了她父親家，但是她也不在那兒。瑪麗亞隨後又給波娜的母親塞拉（Silla Hreinsdóttir）打了電話，塞拉聽後非常擔憂。在母親眼中，波娜很獨立、意志堅定，但也很有責任感，總會告知父母自己的去向。
塞拉前往警局填寫了失蹤人口登記表，當晚又在Facebook上發佈訊息，表示自己的女兒夜晚出門後一直沒有回家，並從此失去聯繫。“親愛的朋友們……她不會讓我們聯繫不到她的。懇請大家幫助轉發，幫我找到她。塞拉。”
接下來數小時裡，這則訊息被轉發了成千上萬次，但依舊沒有波娜的消息。塞拉夜不能寐，每隔一小時就給警局打電話詢問進展，還是沒有答案。週日上午九點，警方終於發現了一條新線索。波娜手機關機或斷電之前，也就是失蹤當日上午五點五十分，竟連上了距離雷克雅未克南部六英里外海港小鎮Hafnarfjörður工業區的某信號塔，那裡以熔岩區和維京狂歡節而知名。塞拉和親戚，以及波娜的幾個朋友一起驅車前去，挨家挨戶敲門呼喚她的名字。
到了週日下午，陽光慢慢退去，塞拉絕望了。女兒已經消失了整整36個小時，她相信發生了可怕的事情，但直至此時，官方依然沒有展開任何搜索行動。因為沒有確切的犯罪證據，警方不願行動。但媒體已經開始關注此事，冰島國內兩大電視臺邀請塞拉接受採訪，塞拉同意了。一名年輕女性在雷克雅未克最繁華大街上消失之謎，出現在週日晚間的新聞節目中。
2016年12月24日，冰島雷克雅未克，聖誕節期間的城市街道。此時距離案件發生不到一月了。
波娜·布楊斯道蒂。來自冰島首都警局。
* * *
冰島僅有34萬人口，民族單一，經濟水平很高，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之一。它也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中唯一沒有常備軍的國家。這裡的私人武器持有率很高，估計全體公民總共持有9萬支槍支，但人們之所以購買這些武器更多是為了打獵而非自衛，極少出現濫用誤用的情況。暴力犯罪極為罕見，2000年至2015年間平均每年僅有1.6起兇殺案，其中大部分行兇者和受害者都是彼此認識的年輕男性。2008年全年更是沒有一起兇殺案發生。警察不配備武裝，雷克雅未克警局的官方Instagram上經常曬出警察們吃冰淇淋、乘雪橇和自拍的照片。這種安全感也來源於冰島的傳統，很久以前人們必須緊密合作，才能度過漫長而寒冷的冬天。
刑警格雷默·格雷姆森（Grímur Grímsson）並沒有看週日晚上的新聞，但他在和妻子一起結束晚餐時，手機響了。上司告訴了他一名女性失蹤的消息。很快，他又接到了雷克雅未克警局總部的來電，召他即刻回去。
格雷姆森的姐姐是冰島知名的小說家，但56歲的他本人卻更喜歡安靜，稱自己是“沒有臉的人”。不過事實上，他看起來就是一副偵探臉，像鷹一樣，整齊梳向腦後的頭髮，深邃的藍色雙眼，硬漢般的胡茬，峭挺的鼻樑，括弧般勾勒出嘴型的兩道線條。
過去30年的警官生涯裡，他並不是在吃冰淇淋。上世紀90年代，他曾前往北極圈附近的西部峽灣區處理雪崩事件，當時有30多人遇害。2009年上半年，他加入了特別檢察官辦公室，花了六年時間與試圖操縱市場、實施貸款欺詐，導致冰島三大銀行破產的交易者們作鬥爭。到2016年11月，他才再度迴歸雷克雅未克警方，繼續負責常規性警衛工作。
週日晚上驅車去往警察局時，格雷姆森並不是很擔心。每個月都會有好幾人被上報失蹤：往往都是誤入禁區的狩獵者和登山者，和家人鬧矛盾的青少年，嗑藥嗑嗨了的癮君子，被心理疾病困擾的患者，阿茲海默症患者，或是自殺者。城區“失蹤”的年輕人通常很快就會找到，他們多半是在朋友家留宿——波娜經常這樣，和她的女性朋友們一起——或者和同伴們在外閒逛。
到了洛加維格大街不遠處的警局，同事向格雷姆森簡要介紹了案件情況。警察從波娜父親收集了她的衣服樣本，供追蹤犬辨識氣味，這些追蹤犬隨後被帶到了波娜最後出現的地點。和其他歐洲國家首都相比，雷克雅未克的街頭監控覆蓋率比較低，因為這裡本身犯罪率極低，而且冰島人對於監視始終懷有牴觸心理，社會上也採取了很多防止犯罪的措施。在公眾討論中，也經常出現預防恐怖襲擊或對抗黑社會之類的問題，但人們最常說的還是：“那種事才不會發生在冰島。”儘管如此，警方還是儘可能詳細地拼湊出了波娜週六清晨離開酒吧之後的活動蹤跡。格雷姆森觀察著她丟硬幣，撞路人，經過Lebowski酒吧的影像。就在下一個監控鏡頭中，不過一小段街區的距離，波娜就不見了。她既沒有進入路邊的商店，也沒有登上經過的汽車。
再一次仔細審視監控視頻時，格雷姆森和同事注意到了一輛紅色小汽車，起亞銳歐（Kia Rio），朝著波娜反方向駛過。就在波娜消失在監控裡的30秒內，汽車開過了Lebowski酒吧。她上車了嗎？警察們認為有可能。但視頻像素不高，很難辨別出駕駛者或號碼牌。警方只好在全國汽車數據庫裡一一搜查核對，發現有100多輛同樣型號和顏色的汽車。
凌晨兩點，塞拉和波娜的父親布萊恩（Brjánn）來到了警局——兩人離婚後仍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塞拉懇求警方嚴肅對待此事，立即開展搜救。她堅持認為波娜沒有消失的理由：她與家人關係和睦，不吸毒也不抑鬱。她還被一位好友稱作“快樂藥丸”，因為她總是那麼積極樂觀。她也沒有經濟問題，她曾經跟母親說，自己在百貨商場的工資綽綽有餘。對她而言更珍貴的是時間，和愛人一起度過的時間，能夠去做喜歡的事情的時間。
當格雷姆森給布萊恩父母看監控視頻時，塞拉為警方不能辨識汽車而抓狂。“你們就找不到嗎？就像電影裡那樣？”格雷姆森回應道：“那是不可能實現的。”
* * *
要說所有冰島人都互相認識當然有些牽強，但要是在一個冰島人面前提到另一個個人，說不定他們會有共同認識的人。這個國家有一種強烈的認知：每個人都是社群裡珍貴的一部分，當有人需要援助的時候，你就應該站出來。“這裡的每個人都會做一些不求回報的事情，比如參加唱詩班，或者組建運動隊，”冰島著名犯罪小說家Lilja Sigurðardóttir說道，“這讓我們充分感知到自身的價值和重要性。不一定是很有效的幫助，但是特別美好。”
到週一下午，案件依然沒有任何進展，警方決定要求助此種精神了。警局罕見地召開了新聞發佈會，呼籲人們提供能夠找到波娜位置或辨識紅色汽車駕駛人的信息。雖然塞拉感覺自己被警方視作“歇斯底里的瘋狂母親”，但她還是同意出現在案件負責人格雷姆森身邊。塞拉告訴新聞記者，她擔心波娜在回家的路上停下來和遊客說了話。波娜喜歡說英語，喜歡旅行，她瑪麗亞計劃兩個月後去紐約旅行。她還補充道，最近波娜和男友分手之後，註冊了Tinder社交賬號。
格雷姆森講了搜索的最新進展，冰島搜索救援協會（Ice-Sar）領導了這次搜救工作，這是一個由訓練有素的志願者們組建的公益團體，成立歷史可以追溯到100年前，該組織的持續存在反映出這樣一個現實，在這塊土地上，自然環境比人為因素更危險。通常來說，讓非專業人士參與救援反倒會不利，協會負責人Guðbrandur Örn Arnarson指出：“因為這些人很可能並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做什麼。”但是，就在新聞發佈會召開幾小時後，也就是週一深夜，情況有了突破性進展。
一對二十來歲、與Ice-Sar和波娜都沒有關係的兄弟看到新聞之後，直接驅車前往海港城去尋找波娜，這是她的手機信號最後被發現的地方。與其他人路線不同，這兩人突發奇想地來到了港口。在道路和海水之間有一塊被柵欄圍住的區域，裡面有三個巨大的儲油罐，隔壁裸露的粗糙地面上散落著亂七八糟的建築設施。兄弟倆決定四處看看。突然，在一些管道旁邊，他們看見了一雙黑色靴子。失蹤人口啟示上曾經描述過波娜的衣服。他們上網搜索了警方提及的靴子品牌，發現與面前這雙一模一樣，他們將現場照片發佈到了Facebook上。警方聞訊火速趕往現場，確認這正是波娜的靴子。
潛水員們跳進冰冷的海水，直升機在天空四處盤旋，格雷姆森領導的警察則將碼頭附近的監控視頻調出來仔細查看。他們很快發現，就在週六清晨六點剛過，一輛紅色的起亞銳歐駛入港口。它停在了長達65米、掛滿格陵蘭島旗幟的拖網漁船Polar Nanoq旁邊。一個男人打開乘客那側的車門，醉醺醺地走上了船。之後汽車便開走了。
這一次，車牌號很清楚。這是一輛租來的車，租車公司表示這輛車租給了Polar Nanoq漁船上的一名船員，來自格陵蘭島25歲的托馬斯·穆勒·奧爾森（Thomas Møller Olsen）。他在週六中午還了車，此後這輛車租給了另一個年輕家庭。警方立即扣押了車輛，很顯然，該車已經被清洗過了，因為坐在後座的兒子嫌車裡化學氣味太濃。警方通過進一步檢查，在後座發現了血跡。由於冰島並沒有法醫檢驗室，他們把血跡樣本和布萊恩的DNA一同送往瑞典進行分析。
警方繼續搜尋托馬斯·奧爾森，還有那位週六清晨被拍到下車上船的男人。很遺憾，這艘拖網漁船已在週六下午起航，這倆人都在船上。
* * *
到了週二，波娜失蹤已有三天時間，Polar Nanoq漁船在距格陵蘭島數百英里外的大西洋海域捕魚。托馬斯·奧爾森，和同行的尼古拉·奧爾森（同為格陵蘭島人，兩人沒有血緣關係），看上去並無異樣。但是隨後，被船員們形容“可愛隨和”的托馬斯·奧爾森收到了一條手機訊息，立刻變得焦躁不安。這條信息來自雷克雅未克的一個新聞記者，他在得知該漁船與波娜的失蹤有關之後，找到了Polar Nanoq船員們使用的Facebook聊天組，並試探地向托馬斯·奧爾森發送了訊息，問他是否知道是誰租了那輛紅色起亞銳歐。托馬斯臉色變得蒼白，他把這條訊息給船長看，船長他說如果沒做錯事就不必擔心，還給了他幾片安定藥。
對於格雷姆森專案組而言，尋找這兩個人面臨著後勤和外交上的雙重挑戰。四名警察已經乘一架海岸巡邏直升機飛向丹麥軍艦Triton。因為拖網漁船屬於格陵蘭島，也正處於格陵蘭海域之中。抓捕計劃是駛向丹麥領土的格陵蘭島，集結當地警察，帶領他們登上漁船抓獲嫌疑人。格雷姆森最擔心的是時間問題：嫌疑人未被抓捕的時間越久，他們就越有機會銷燬證據，串供口實。
就在那時，格雷姆森得到了一些消息，讓抓捕方案變得更簡單了：漁船的船長從網上看到這艘船與波娜失蹤有關，擔心他的船員們與之有牽連，他決定向冰島返航。他和高級船員商量之後，打算告訴托馬斯和尼古拉，發動機出現故障，必須改變航向。船長還關掉了無線網絡，因此這兩名船員也無法獲取與案件相關的媒體報道。
雖然冰島沒有特種軍，但警方內部有一支反恐精英部隊。就在漁船返航的第二天早上，反恐作戰隊的六名士兵登上了直升機，去迎接已進入冰島海域的漁船。雖然當日天氣惡劣，海面掀起八米高的巨浪，士兵們還是成功在漁船甲板著陸，逮捕了托馬斯和尼古拉，將兩人關進客艙。12小時之後，漁船抵達海港城。
現在，全體冰島人民都在關注著案件進展。以往父母從不需要向孩子們解釋犯罪到底有多危險，現在不得不竭力試圖回答孩子們關於失蹤女孩和船員的問題。雷克雅未克的咖啡館和酒吧裡，人們都在上網搜索最新的新聞報道，交換彼此掌握的案件新動向。冰島以前的暴力犯罪案不僅數量少，性質上也不太神秘，不需要分析線索，或者出動人力搜捕。而這一次發生的兇殺案，卻像是過去十年裡在冰島流行起來的黑色小說裡的情節。“它表現出我們社會最終極的恐怖情緒：一個無辜的年輕女性在繁華鬧市成為襲擊目標，”冰島大學社會學教授Helgi Gunnlaugsson指出，“而且嫌疑犯還是外來人，那更加劇了人們的恐懼心理。”
公眾的強烈反應大部分是善意的，希望向警局提供有利線索，向波娜的家人們表示同情和安慰。冰島國家電視臺甚至推遲了講述失蹤女孩故事的BBC劇集《失蹤》（The Missing）第二季的播放，以此表達對波娜親朋好友的尊重。但是許多人開始扮演業餘偵探，各種謠言也在網絡流傳。社交媒體上有人稱在湖邊發現了一具屍體，格雷姆森專門派遣警察去港口闢謠。隨後，又傳言稱波娜還活著，和其他被誘拐的女性們一同生活在Polar Nanoq漁船上。格雷姆森一再呼籲人們保持冷靜，避免陷入“烏合之眾的狂熱”。他的鎮靜、專注，還有及時的信息公開，讓他成為許多冰島人心目中的英雄。
在Polar Nanoq漁船駛入港口幾小時前，警方在港口邊拉起了長長的封鎖警戒線，避免好奇過度的公眾闖入現場。整個港口被白雪覆蓋，身著紅藍色制服的Ice-Sar志願者們繼續安靜地搜尋證據。數十輛開著車燈的警車在碼頭一字排開，週三夜晚十一點，漁船終於駛入警方視野。
來自冰島最大報紙的記者Snærós Sindradóttir負責追蹤報道此次案件，他說道：“看起來彷彿雷克雅未克所有的警車都在這裡，”反恐隊士兵們將戴著手銬的托馬斯和尼古拉帶下了船，“這真是個振奮人心的瞬間，我們這次不能再把兇手弄丟了。”
連日被各種壞消息持續打擊的冰島人民，此刻終於有了一點小小的安慰。抓捕的犯罪嫌疑人是外國人的事實，在某種程度上也算是安慰，就像一個冰島人寫的那樣：“謝天謝地，我們依然能夠團結如一。”
* * *
警方帶著嫌疑人駛向雷克雅未克總部，審訊工作立即開始。瑞典的法醫檢測後證實，車後座血跡的確來自波娜。但托馬斯和尼古拉都否認曾傷害過這個女孩。兩人對週五夜晚、週六清晨直至尼古拉下船時的口供都是一致的。
Polar Nanoq漁船在2017年1月11日（週三）從丹麥駛抵海港城，準備在這裡迎接一批新船員，到了週五，少部分船員決定在返航之前去城區逛一逛。尼古拉在海港城打了一輛去往雷克雅未克的出租車，在洛加維格大街附近的酒吧喝了酒，然後又花2500克朗玩了一局名為lucky wheel的遊戲，這個轉盤遊戲的大獎是八杯啤酒，尼古拉贏了。此時，托馬斯開著租來的車到了雷克雅未克，與爛醉如泥的尼古拉會合。兩人隨後去了另一家酒吧，接著開車來到了洛加維格大街，也正是這輛紅色起亞銳歐被監控拍到和波娜消失的地方。
他們都表示有兩名女孩在那裡上了車，但尼古拉說自己接下來就睡著了，什麼都不記得。托馬斯則告訴警方，大約早上六點剛過，尼古拉下了車，他則將車停在港口盡頭，坐到了汽車後座，車後兩名女孩之一便是波娜。他表示自己親吻了波娜，大約一個小時之後，在附近的路口放下了兩個女孩。
在警方看來，尼古拉的招供有幾分可信，畢竟能從監控視頻中看到他已經大醉。但托馬斯所說的內容卻漏洞百出。週六上午七點鐘，監控顯示他開車駛離港口，手機也關機了四小時，直到上午十一點才再次出現在監控裡，這時他回了港口。他聲稱這段時間他在車裡睡覺，但里程錶卻顯示他開了很長一段路程。此後不久，他又被拍到在超市購買清潔劑、衣服和垃圾袋，並且用力清洗了車廂。
托馬斯聲稱自己是為了清除後座的嘔吐物才洗車。但是在車被扣留之後，法醫在車內噴灑了魯米諾試劑，這種化學試劑一旦與血跡接觸，哪怕是已經被清洗過、肉眼不可見的血跡，也會產生藍色亮光。法醫隨後作證說：“整個車都亮了起來。”
其他證據也指向了托馬斯。醫生髮現他的胸口有大量明顯的抓痕，意味著曾經與人發生搏鬥。與此同時，警察則在Polar Nanoq漁船上他的船艙裡找到了重達23千克、街頭黑市價高達140萬英鎊的大麻製劑，是他從丹麥帶上了船。更為重要的是，警察還在船上的垃圾桶裡找到被摺疊丟棄的波娜的駕照，證件立即被送往挪威進行指紋分析。此時，格雷姆森已經確信托馬斯與波娜的失蹤有重大關係，但是仍然找不到她。
1月21日週六早晨，Birna失蹤一週之時，冰島史上最大規模的搜救行動開始了。Ice-Sar派出了835名志願者和87輛汽車，這在小國來說已是極為罕見。冰島全國人民都在焦急等待著最新進展。
“今天她就是我們的姐妹，我們的女兒——這已經成為大家的口頭禪，” Ice-Sar負責人Guðbrandur Örn Arnarson說道，“我們的社會不會容許一個20歲的女孩在夜裡無端失蹤。”
大搜索覆蓋到了冰島南部半島，這裡遍佈著熔岩原、雪山與冰湖。週六整日的搜索毫無成果可言。第二天大概正午，一架海岸巡邏直升機在低空飛越荒涼的海岸線時，接近了一座橙色的燈塔。那裡沒有海灘，只有一片散佈著捕魚浮標和浮木的黑色礁石。海草浮動，礁石之間的水坑被冰封凍。直升機上的警察突然在水域邊緣看到了什麼東西。那正是波娜的屍體。
* * *
震驚很快變成了哀痛。紀念波娜的儀式在格陵蘭島舉行，那裡的居民恐懼與羞愧跟進這起案件，在丹麥舉行，在冰島所有的大城市舉行。在雷克雅未克，成千上萬的人們一起走過洛加維格大街，在波娜失蹤的地方獻上蠟燭與鮮花。她的葬禮在冰島最大的哈爾格林姆斯教堂舉行，超過兩千名悼念者參加了葬禮，其中還包括冰島的總統和總理。她的朋友們抬著潔白的棺木，背景音樂放了她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向母親推薦的兩首歌：蘇格蘭創作歌手Gerry Rafferty的《Right Down the Line》，英格蘭音樂人Keaton Henson的《You》。後者歌詞裡這樣寫道：“你若必須逝去，親愛的，要記得，認識你是我生命裡最美麗的時光。”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塞拉傷心欲絕，不敢瞭解女兒離世的細節。直到3月，她才鼓起勇氣與格雷姆森以及雷克雅未克警局局長見面，警方也希望能儘快給她一個交代，告知她想知道的一切。雖然波娜被發現時是裸體，但沒有遭受性侵的證據。她的面部遭到重擊，頸部有勒痕——警方推測這是在港口，監控顯示托馬斯進入汽車的時候發生的，隨後托馬斯關閉手機、駛離港口——但是她被丟入海中時還活著。屍檢驗證波娜的死因是溺亡。
船員尼古拉在監禁兩週後釋放了，警方認定他沒有出現在犯罪現場。儘管證據確鑿，托馬斯依然拒不認罪，在九次警方審問中始終堅持著同一套說辭。警方也弄不清楚波娜為什麼會上他的車，或者他為何會殺了她。
2017年3月30日，托馬斯因故意殺人和持有毒品被起訴。當審判案在8月正式開庭時，指向他罪行的證據更有力了：波娜的靴子上發現了托馬斯的DNA，挪威法醫指出，波娜的駕照上檢出了托馬斯的指紋。
走進海港城法庭的托馬斯被蓋住頭部，坐在遠離走廊的一側。他承認了持有毒品的指控，卻仍然否認殺人。他以低沉、毫無情緒的聲音講述起全新的故事，說當晚車上並不是兩個女孩，而是隻有波娜一個人，在他開車來到洛加維格大街時突然爬上了車。當自己在海港城下車小便時，尼古拉開車帶走了波娜，回來接自己的時候女孩就不見了。這讓在場所有人都大感震驚，托馬斯最後時刻竟然還在竭盡全力把髒水潑到他同伴身上。一個月之後，三名法官一致認定托馬斯有罪，並判處其19年監禁。
此後，托馬斯還在上訴，要求法院安排一個獨立評審員，根據海流和租車英里數證明自己當時無法處理波娜的屍體。
哈爾格林姆斯教堂。波娜的葬禮就在這裡舉行。
* * *
現在距離波娜遇害已經一年多了。她的兇殺案改變了冰島嗎？從表面上看，沒有。冰島人對外來者的態度毫無改變，包括漁民在內，而年輕人還在夜晚醉生夢死。3月初冷風凜冽的夜晚，雷克雅未克城區的酒吧和俱樂部座無虛席，英國和美國遊客們聚集著觀看歐冠聯賽，身著酷炫黑衣的本地人則來Húrra參加重金屬派對。
但是，當你問起任何一個冰島人，情況都會不同。“這件事將被永遠銘記，”負責籌辦波娜葬禮的Vigfús Bjarni Albertsson說道，“它改變了一點我們的安全感。”
現在雷克雅未克安裝了更多的監控攝像，那種認為不需要更多監控攝像的聲音消失了。年輕女性變得特別警惕，她們更加小心彼此照顧。曾經的冰島，夜晚搭陌生人順風車是很常見的，尤其是通過Facebook上一個叫Skutlarar的群組。波娜遇害之後，人們建立了專為女性使用的Skutlarar社區。
受影響最大的或許還屬國民心態。這起兇殺案出現時，正是外來者大力推動冰島經濟發展的時期：旅遊熱潮興起，大批湧入的移民承擔起低級別工作，還有外國政府的資本注入。“我想，很多人都對這個國家的快速變化感到不知所措，冰島從小小的島國變成了一個國際化的地方，”美聯社駐冰島的通訊記者Egill Bjarnason說道，“波娜的遇害多少加強了人們對新時代的不安感。”
格雷姆森解決了警察生涯中第一起、恐怕也是唯一一件兇殺案，他成了冰島人民的英雄，再也不是默默無聞的“無臉人”。後來，他作為歐盟法律實施機構的冰島代表調動到了荷蘭海牙。
最近我在雷克雅未克見到了暫時回家探親的格雷姆森。下午五點三十分，大部分警察都已下班離開。他帶我走向辦公室，一路上不時停下來向我介紹遠處的海灘與山川風景。
他為參與案件調查而自豪，但也為沒能更早聽取塞拉的請求，儘快開展搜救行動而懊悔。“我一直在思考：是否應該建立起失蹤人口24小時搜查機制？還是說應該更加主觀機動一些呢？”
塞拉沒有現身法庭，後來，她在媒體上請求大家不要用“波娜案”來稱呼這起謀殺案。“我不希望她的名字和這件邪惡的事情混在一起，波娜有著美麗的靈魂，不應該以這樣的方式被記住。”
塞拉戴上了女兒相片做成的項鍊，希望留下女兒生前最陽光的回憶。家中客廳的一整面牆也留給了波娜，上面貼滿了她的照片：鋼筆插在頭髮裡的淘氣孩子，家庭巴哈馬群島度假時和海豚一起游泳的她，夏威夷海灘上的她，教堂外面的她。照片牆旁邊掛著她在弟弟堅信禮上穿過的裙子，照片下面則是她的化妝臺，上面還有她的化妝刷。她曾經夢想著去美國學習化妝，以後成為電影和劇院的化妝藝術家。
塞拉和女兒一樣慷慨而溫暖。陽光懶懶透過玻璃窗的下午，她看著波娜在YouTube下載和收藏的視頻，一邊模仿嘻哈動作、瘋狂跳舞，一邊開懷大笑。Dreki是波娜最疼愛的貓咪，它平日總對其他家人和女孩的朋友異常牴觸，此刻也靜靜地趴在地板上。
隨後，塞拉到陽臺上抽起了煙，她說自己依然信仰上帝，可是對祂很惱火。當自己祈禱女兒安全歸來的時候，上帝在哪裡？雖然她很感激公眾為女兒所做的一切，但拒絕了每年舉辦波娜逝世紀念活動來促進“團結”的提議，她也不認為這場悲劇會帶來什麼好的結果。
“這沒有意義。每當人們說全國人民團結在一起，我都要發瘋了。一切都是幻想：冰封的北極圈上、人人團結的美麗國度……冰島人自覺與眾不同，在我看來，這種想法並不健康。”
—— 完 ——
本文原文為The murder that shook Iceland，發表於《衛報》2018年4月12日。中文版已獲授權，謝絕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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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圖為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來自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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