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2 安史之亂中,為什麼唐朝北方的軍隊有好好的大堂盛世不過,卻願意跟著安祿山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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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安史之亂,幾乎所有朝代的叛亂都如此,都會有一大批人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要跟著別人去造反。這涉及兩個最基本的問題,第一是什麼叫盛世?第二,古代的軍隊的性質。

先來說所謂的盛世。現在一般確定的被稱為盛世的時期主要包括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相對而言,文景之治和貞觀之治更多的是指國家整體比較穩定,政治清明,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比較安定,是在上升通道里。開元盛世和康乾盛世則是兩個巔峰期,政治上比較穩定,國家沒有大規模的戰爭,經濟也比較繁榮。但需要注意的是,這兩個盛世,也就是所謂的巔峰期之後,就是一個比較長的國家衰落過程。

實際上,就以經濟繁榮程度來說,開元盛世和康乾盛世是要大打折扣的。如果按照一般的標準來說,北宋統一全國之後,整個北宋幾乎都可以說處在盛世,國家總體比較安定,內部沒有大規模的戰亂,經濟也比較繁榮,國力一直在穩步提升。如果只是看經濟繁榮程度,北宋可能是比開元盛世持續的時間要長得多的盛世時期。

相比較而言,北宋並沒有被稱為盛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北宋沒有開元盛世時期對外擴張那麼積極。但這也恰恰是值得討論的問題,正是因為對外擴張沒有那麼積極,更加註重保持內部的穩定和一些社會、經濟、民生問題,所以整個國家的經濟才能持續比較長時間的繁榮。如果過分積極的對外擴張,整個國家的資源分配就會向軍隊傾斜,就很難保持穩定,這也是開元盛世最終在安史之亂的打擊下戛然而止的原因。

盛世的另一面則是杜甫詩中說過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是私有制條件下任何階級社會都無法避免的,因為有階級分化、貧富分化、地區發展差距,所以盛世能夠帶來的社會福利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公平的享受到,只有一小部分人能享受到更多的好處,絕大多數人只要能免於忍飢挨餓,就算是不錯了。

而且,所有的盛世都是階級分化、貧富分化加速的時期,而且會出現越來越明顯的階層固化態勢,每個人的上升通道會越來越依賴於父祖輩的財富和文化、社會資本積累,個人努力在其中所能起到的作用越來越少。也就是說,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這是這種盛世的常態,而且會加速讓一些自耕農破產,整個社會越來越兩極化。

也就是說,哪怕是在開元盛世、康乾盛世這樣的時期,也還是有大批的窮人存在,他們並沒有享受到盛世帶來的好處,而且這個人群數量不小,這是這些盛世之後就會出現動亂的社會基礎。如果沒有這個基礎,就不至於出現叛亂。如果社會財富在各個階層之間的分佈相對來說比較平衡,而且每個人的階層上升通道都是暢通的,都能夠依靠個人努力過上更好的生活,當然沒有人願意去造反、叛亂。

第二個問題,古代軍隊實際上下層士兵都是比較貧苦的,上升通道極其狹窄,而且戰損率非常高,尤其是在徵兵制條件下,國家初創期還比較注重對陣亡將士的家庭進行撫卹和優待,一旦進入比較長時間的承平時期,軍官剋扣軍餉,喝兵血就會成為常態,下層士兵的生活也是非常窮苦的。

在這種條件下,如果要保持一個軍隊的戰鬥力,就要在每次打仗之前先發賞錢,不發錢就不肯打仗。尤其是在中晚唐時期出現越來越多的牙兵,也就是世襲軍戶出身的職業軍人家庭。因為他們是職業軍人家庭出身,所以他們沒有其它的社會技能,收入來源就是當兵打仗的微薄收入,以及打勝仗之後的獎賞。打個比方說,平時的餉銀是他們的基本工資,而打仗的獎賞則是他們的績效工資。這也是涇原之亂時,因為不發賞錢,涇原兵突然在長安城下直接反叛的原因。

相比之下,古代軍隊尤其是職業化的軍隊的另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更重要,也就是在戰爭中的繳獲,以及在攻破城鎮之後的劫掠。正常的戰場繳獲都要上繳,至少是要上繳一部分,劫掠所得則基本上都是歸個人所有的。所以古代條件下,只要出現大規模的戰亂,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本國軍隊和敵國軍隊差別不大,反正都是要搶掠老百姓的。大家都讀過杜甫的三吏三別,應該是有些印象的。

甚至直到現代化的軍隊,也有一些軍隊也仍然保持著傳統農耕時代的封建軍隊的特點,比如抗戰時期的日軍,所到之處就必須進行劫掠,就是因為日本是在明治維新這種改革之後就進入了近代化,軍隊沒有進行根本性的改造,仍然保留了以前的封建軍隊的特點。如果哪個軍隊不允許劫掠,那就必須要保證軍隊士兵能夠得到比較優厚的待遇,如果無法提供,就必須放縱搶掠。

叛亂的軍隊尤其如此,更加需要搶掠。因為是叛亂,所以一般都會承諾只要攻破一個城鎮,士兵就可以隨意姦淫擄掠,正因為有這樣的誘惑,所以叛亂一般剛開始的時候,叛軍的士氣會特別高漲,因為每個叛軍都覺得自己終於等到了這一天,發財的機會來了。如果能夠連續打幾個勝仗,讓叛亂的下層士兵嚐到一些甜頭,士氣就更加高漲了。但是,這種用搶掠維持的士氣也很脆弱,一旦被打敗,就會出現全軍崩潰的可能。


蕭武


估計有些人會覺得,安祿山造反,是因為部下都是番族軍隊,對唐朝朝廷不夠忠誠的原因。

但實際上安祿山的叛軍集團確實有數十個民族的武人構成,但漢人也一點都不少,甚至還是造反的主力。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評書《薛剛反唐》中薛剛的原型薛嵩,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之孫,范陽節度使薛楚玉之子。根正苗紅的開國元勳之後,居然也參加了安史叛軍。還好後來找機會又歸順了。

從安史亂軍的士兵構成來看, 既有少數民族人, 也有漢族人。如張通儒屯守在長安的10萬人中, 多數是奚人。 張獻誠所率的萬餘人多數是由漢族人組成的團練兵。 李庭望在東襲寧陵、襄邑時, 率領“ 蕃、漢二萬餘人” 。安祿山攻取河北後, “ 郡置防兵三千, 雜以胡兵鎮之” 。

為什麼這些漢人士兵,會不顧大節,向大唐朝廷反戈一擊呢?

在整個唐朝初期,佔據主導地位的是府兵制,簡單的來說就是國家免費發給你田地,甚至還發耕牛和農具,你家則需要耕種,繳稅,以及派男丁服兵役來回報。如果你在戰爭中立功,可以用軍功換取田地。

府兵制下人民其實是過的非常苦的,很多史料記載唐朝初期政治清明,治安很好,其實原因是人民忙於服兵役,每個人的生活完全被朝廷控制著。不過好歹如果朝廷真能兌現田地,農民至少還活得下去。

但是今天我們都知道,朝廷政府這東西,如果缺乏外界監督,那麼再好的政策肯定執行不下去,唐太宗的時代還可以,到了唐高宗接任時,已經出現了不少軍人發現獲得的軍功得不了獎勵,只是個名義而已。

不但得不到賞賜,府兵們還發現自己成了兵部的奴僕,經常被命令去做一些額外的工作,雖然法令說這些建立了功勳的士兵地位和公卿並列,但實際上卻連小吏都不如。於是府兵們逐漸失去了對朝廷的信心,出現大規模逃亡。

這個過程,無論是唐高宗,武則天。。唐朝前期的君主,基本都無法阻止,也就是說唐朝衰亡的根源,是從唐朝初年就開始的。府兵制和後世明朝的衛所制度一樣,其實都是短時間有用,但會隨著時間進展不斷退化的。



最後的解決方法,就是募兵制。

唐玄宗後期邊軍的兩大骨幹是安祿山的東北軍和哥舒翰的西北軍,前者有18 萬兵力,後者有15 萬兵力。基本都是募兵制。

募兵制會帶來幾個大問題:第一,必須給士兵發工資了。

唐朝募兵的費用很大部分來自地方財政,對普通的北方士兵來說,他們的衣食來源都來自於安祿山,自然是知安祿山不知朝廷,跟著造反也是沒有選擇的。

第二個問題是兵為將有,誰給飯吃就聽誰的,這個問題實際一直到民國都是如此,在建立現在的財政體系之前,永遠存在。


閉家鎖的紅楓


正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安史之亂爆發之前,唐朝人已沉迷於詩詞歌賦、金銀女色等等不務實的東西,他們崇尚詩詞文化,崇拜李白這樣放浪不羈又沒有政治智慧的大詩人,已經不像開國時期那樣彪悍勇武了,在這種情況下幾乎沒有人願意參軍,唐朝國土面積遼闊,軍隊戰鬥力下降是非常危險的事情,東北地區經常爆發動亂,搞得唐玄宗頭痛不已。

為此,軍隊開始徵兆少數民族入伍,相當於以夷治夷,這在短時間內取得了成效。因為少數民族天生會騎馬,懂得齊射,對附庸風雅的文化不感興趣,能征善戰愛好兵法,重用少數民族使得唐朝軍隊戰鬥力大增,安祿山就是少數民族中的突厥人,因為鎮壓東北動亂有功為唐玄宗賞賜,一路走紅下去。

隨著安祿山快速升遷,少數民族士兵在軍隊中的地位和數量也不斷攀升,到後來安祿山的手下幾乎全部是少數民族,漢族人已經很少了,即便有也得不到重用,在這種情況下,安祿山又找皇帝要來了自行賞賜軍隊,分封功勳的權力,官兵是很現實的,誰提拔我,誰給我金銀財寶我就跟誰混,這樣一來,北方軍隊只知安祿山,不知高高在上的朝中皇帝,等到安祿山積攢下足夠實力,安史之亂爆發已無可避免。


楚江


題主想說的大概是大唐盛世。

對於長安、洛陽或者其他主要城市的官宦子弟來說,這當然是盛世。財富從帝國各處彙集到這裡。靠著家裡的關係,這些名門子弟可以出任重要的官職——或至少是有利可圖的職位。他們寫詩,他們喝酒,他們享受盛世的生活。

然而,對於在邊境討生活的人來說可能就不太一樣了。

安祿山自己年輕的時候,日子就不大好過。他的父親是粟特人,或許是因為絲綢之路的生意,一路來到了唐帝國的東北邊緣。本來,安祿山也許還有一個殷實的童年;但他很小的時候,他爸就死了。他媽媽是突厥人,信仰拜火教,後來改嫁了一個突厥小官。安祿山就要自己想辦法討一個生活。

他似乎做得還不錯。因為通曉各種雜胡的語言,他開始在邊境做一份口譯的差事,叫“互市馬牙郎”,這個郎是說他有了編制呢?還是說他就是一個口譯的人呢?其實我們也不清楚。可能是後者。今天,我們仍然不難想象這樣的角色。車展的時候,或是其他商貿展覽會的時候,很多大老闆來來去去,駕馭著資本香車還有美人。他們有一些小跟班,一些我們現在稱為屌絲的人。拎一個包,哈一個腰,混點賞錢。

但這樣的地方也孕育著機會。他可以認一個乾爹,和現在一樣。安祿山成為了節度使張守珪的養子,這樣他有了身份。他也有了真的編制:他做上了一個將軍。

他知道,這裡生活著太多討一份生活的人。許多人還是胡人,甚至是雜胡,就像他一樣,胡人中的雜種。他們會騎馬,會和胡人說話——長安與洛陽,根本就不在意這些人的存在,這些人也許都不在戶籍,即使來到長安,大概也只能吹個笛子,表演個節目。然後遠遠地望著長安地香車美人,討一點賞錢。

但安祿山在意他們。因為他就曾經也是其中的一員。安祿山讓這些人跟自己混,給他們編制,讓他們做將軍。於是,就有了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在野武將


安祿山叛亂剛發生的時候,唐朝上下也不相信安祿山的部下會願意跟著他叛亂,但是從後來安祿山叛亂的過程看,叛軍內部凝聚力相當的強,與唐朝對抗的意志非常堅定,哪怕是安祿山、安慶緒相繼死亡也不影響叛亂的繼續,可見安祿山已經建立起了一個很穩固的團體,並且得到東北地區很多民眾的支持。

之所以這種情況會出現,主要原因是唐朝河北地區的胡化。唐朝建立以後,把大量歸附唐朝的異民族移民安置在了河北地區,包括粟特人、突厥人、契丹人、奚人、靺鞨人、高麗人、室韋人等,這些人大量聚居在范陽周邊地區,造成當地胡風盛行,對唐朝中央產生離心力。安祿山叛軍的主力,正是由這些人組成的。安祿山本人是粟特人和突厥人的混血“雜胡”,史思明也是雜胡。

安祿山叛亂初期以粟特人為核心力量。粟特人通過經商而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在叛軍中處於核心地位,這些人擁有的財富和相對較高的文化素質,使得他們可以勝任叛軍的領導力量。

在安祿山叛亂之前,實力強大的粟特胡商集團為他造反提供了經濟支持。史載:“(安祿山)潛與諸道商胡興販,每歲輸異方珍寶,計百數萬。 每商胡至,則祿山胡服重床,燒香列珍寶,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羅拜於下,邀福於天,祿山盛陳牲牢,諸巫擊鼓歌舞,至暮而散,遂令諸胡於諸道潛市羅帛,及造緋紫袍、金銀魚袋、腰帶等百萬計,將為叛逆之資,已八九年矣。”

由於河北地區的胡化,所以安祿山、史思明在這一地區很得人心。在安史之亂平息後,當地人還繼續崇拜安祿山、史思明,稱為“二聖”,進行祭祀。唐朝中期,唐中央一度控制了范陽,任命文官張弘靖為幽州節度使,他到任後就摧毀當地對安祿山的祭祀場所,結果引起當地百姓強烈不滿,最後引發叛亂,唐朝中央重新喪失對范陽的控制權。


談史說事



關於安祿山反叛的原因,歷代歷史研究者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包括有種族不同說,有制度敗壞說,有權力鬥爭說等等。當然前人的研究相對集中在安祿山為什麼想叛亂這一點上,而對於安祿山叛亂的“底氣”和實力基礎,研究則少得多。簡單來看,中國傳統政治的格局中,地方勢力坐大,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後,只要來自中央的控制明顯減弱,地方勢力或獨立,或反叛試圖取而代之,這種情況屢見不鮮。

如果我們把眼界放寬一點,來看唐代中期藩鎮局面與力量的此消彼長,就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唐玄宗時期節度使鎮邊的防禦體系建立起來之後,因應於邊境戰爭的形勢,逐漸形成了以范陽、平盧為中心的東部藩鎮集團和以河西、隴右為核心的西部藩鎮集團,東西部藩鎮集團基本處於均衡狀態,朔方、河東二鎮歸入哪方,哪方實力就會得到大的提升。而唐玄宗先西后東的邊防策略使得朔方、河東先歸於西部藩鎮,後從西部藩鎮獨立出來,而東部藩鎮的安祿山得到了河東鎮之後,實力得到提升,成了其叛亂的一大助力。

讓我們來複盤一下這個過程:玄宗即位伊始,四境不寧,突厥、突騎施,吐蕃,奚、契丹、靺鞨、南詔等周邊民族與政權均和唐王朝發生過沖突。但威脅最大的莫過於東部的奚、契丹和西部的突厥、突騎施和吐蕃了。開元二年( 714) ,即位不久的玄宗就在東西邊境分別打了一仗。東部是大將薛訥征伐兩藩(突厥及奚,契丹),唐軍慘敗; 於西部則是吐蕃大兵進犯,唐軍慘勝。雖然東敗西勝,但分析兩場戰役,不難看出西部的威脅遠較東部大,這也是玄宗重視西部邊陲防務的開始。

開元十五年正月,河西節度使王君率兵破吐蕃於青海之西,虜其輜重及羊馬而還。但這次勝利並未穩定西部的局勢,同年九月,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就攻破了瓜州城,不但盡取城中軍資及倉糧,還俘虜了瓜州刺史田元獻和王君的父親王壽,毀城而去。之後又乘勝進攻玉門軍及常樂縣。被瓜州刺史張守珪擊敗,繼而隴右節度使張忠亮在青海西南渴波谷大破吐蕃。開元十七年,朔方節度使李禕率軍拔石堡城,於是吐蕃頻遣使請和西部局勢開始逐漸穩定。在這個過程中,隴右朔方兩鎮經常互相支援,因為單憑一鎮兵力常常無法應付龐大的吐蕃犯境之軍,所以以一名最高統帥來統率兩鎮邊軍逐漸成為勢在必行之事,西部藩鎮集團已經初見端倪。

然而從開元十八年到天寶八年,唐代東部邊疆的局勢再度惡化,開元二十一年,“契丹可突幹邀突厥又來抄掠,幽州節度使薛楚玉遣副總管郭英傑及副將吳克勤,鄔知義,羅守忠等率精騎萬人,並領降奚之眾追擊之”結果唐軍大敗,玄宗於是改變了自己“重西輕東”的鉅變,在邊疆防務政策上開始“重東而輕西”,徵調能征慣戰的宿將來東境,比如張守珪,就出任幽州節度使。

那麼東部邊境各鎮節度使是如何形成一個天然集團的?幽州節度使在開元二年( 714) 設立,領幽易平檀媯燕六州,開元七年( 719)昇平盧軍使為平盧軍節度,經略河北支度,管內諸蕃及 營 田 等 使,兼統安東都護及營、遼、燕 三州。幽州節度遂分為范陽,平盧二鎮,但是平盧鎮雖然設立,其節度使往往虛置,由范陽節度使兼平盧軍使,依然合稱幽州節度使。和西部一樣,由於邊境遊牧民族多以騎兵犯境,來去迅捷,邊鎮兵力的統一指揮就變得非常必要,所以東部各藩鎮也變成了一人統率,“不久任,不兼統”的原則很快就被打破。到了開元后期至天寶年間,一將統率多鎮的局面屢見不鮮,除了安祿山本人兼任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還有王忠嗣兼任河東河西朔方隴右四鎮節度使,封常清兼任安西北庭兩鎮節度使等等,根據統計,玄宗朝一共有10人次14次兼任兩鎮以上節度使。

東西兩大邊境藩鎮集團分別建立後,必然要開始爭奪唐王朝有限的權力,資源。東西藩鎮的直接力量對比為,東部藩鎮總共統兵十萬八千九百人,戰馬一萬兩千匹; 西部藩鎮總共統兵十四萬三千人,戰馬兩萬匹。范陽雖然以一鎮統兵九萬餘,為當時最多,但戰馬不足,而且平盧軍力過低,因此東部藩鎮和西部藩鎮相比處於劣勢地位。不過西部雖然強於東部,但優勢並不太大,故而為了保證對於東部的壓制,西部藩鎮必須東擴; 而為了消弭對於西部藩鎮的劣勢,東部藩鎮也必然會選擇西進,這樣,位於東西交界且軍力不弱(河東額定兵力五萬五千人,馬一萬四千匹;朔方管兵六萬四千七百人,馬四千三百)的朔方,河東二節度就成了至關重要的所在。

另一個對於東部藩鎮的好消息是,西部藩鎮首先坐大,吸引了玄宗的疑慮,並導致了有意的分裂和削弱,再加上西部邊陲戰事逐漸熄滅,所以玄宗開始放心大膽對西部各藩鎮開刀,最主要的事件,就是強行提拔了並非王忠嗣天然接班人的哥舒翰。王忠嗣獲罪後,接替他地位的應該是任河西節度使的安思順,安思順作為西部宿將,資歷甚深,威望甚隆,安思順的伯父安延偃是安祿山的繼父,還曾和安祿山兩次結拜。所以從玄宗的角度來講,不論是從壓制西部藩鎮的權力來說,還是從避免東西藩鎮過於密切的聯繫來說,資歷尚淺,和安祿山不睦的哥舒翰都是比安思順更好的選擇。為了安撫安思順,安思順成為了朔方節度使。西部藩鎮終於分裂為安思順( 朔方) 和哥舒翰( 河西隴右) 兩個部分。


然而在東部藩鎮方面,安祿山始終是穩定的領袖,而在天寶十年,安祿山入朝參拜,又成功地將河東鎮納入自己囊中,這樣,安祿山麾下的兵力陡增五萬五千人,一萬四千匹戰馬的實力,而擁有六萬四千七百人,四千三百匹馬的朔方也與西部藩鎮漸行漸遠,東西部藩鎮的力量對比已經顛倒了過來。


安祿山在得到了河東鎮的控制權以後四年悍然發動叛亂,唐廷猝不及防,失去了朔方,河東的哥舒翰在潼關失敗,之後玄宗倉促出奔劍南,以後和同安史作戰主要依靠的乃是朔方軍,也還有來自安西北庭和河隴的軍隊。可以說唐王朝和安史集團的鬥爭,依舊是以朔方為主的西北邊防軍與東北邊防軍之爭。而玄宗天寶年間對西部藩鎮集團的打擊和分化,也可以看做是安祿山起兵反叛的第一個誘因。


用戶69792950182


安史之亂,讓處於頂峰時期的唐朝,轟然崩塌。

皇帝唐玄宗更是被迫逃向四川,在逃亡的路上,還發生了兵變。唐玄宗為了自保,只好忍痛割愛,把昔日最為寵愛的妃子,楊貴妃給送上了斷頭臺。

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亂的領導者是安祿山,他一個小小的藩鎮領導,怎麼會有如此大的號召力,竟然能帶領那麼多人,磨刀霍霍,殺向最為鼎盛時期的大唐?

導致這種結果的出現,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一兩天能達成的。

要說安祿山能有這麼大的號召力,這和唐玄宗的寵幸是分不開的。

安祿山之所以被唐玄宗重用,就是因為他會打仗,很能打。在他管理東北這塊地方之前,這裡經常發生暴動。

朝廷隔三差五就會派軍隊來鎮壓一次,這是讓唐玄宗最為頭疼的一件事了。

事情出現轉機,就是從安祿山開始的。

因為安祿山到了東北一帶之後,就開始把這裡不服的人打怕了,這一時期沒有人敢領頭鬧事了。

這讓唐玄宗對安祿山格外的另眼相看。

唐玄宗給了他很多賞賜,還讓他當了一方地方的諸侯。

更為嚴重的是,唐玄宗最為寵幸的妃子,楊貴妃還收了安祿山為養子,並且為了拉攏安祿山,楊貴妃還親自為他洗過澡。

這些事做的,都是為安祿山加分的項,把安祿山的威望給提到了很高的高度。

可以說那時候的他是皇帝跟前最紅的人。

無論他要多少錢,唐玄宗都是大筆一揮,給了。

安祿山就是用了這一批皇帝獎賞給他的錢,招兵買馬,武裝他的部隊的。

那時候,安祿山之所以能戰無不勝,全部依仗他有一支快如閃電的鐵騎部隊。

安祿山在招兵買馬的同時,還大量拉攏人才,給他們封厚的獎賞,這就叫收買人心。

更加不得了的是,安祿山在發動叛亂之前,給唐玄宗要走了,他管轄軍隊官吏的升遷獎罰權。

有了這些權利,安祿山就把服從自己的人,給提拔了上來,把不服從自己的人給打壓了下去,或者直接給殺害了。

就這樣安祿山從地方諸侯,變為了地方的土皇帝。

當他發兵叛亂的時候,他的手下都肯為他賣命,畢竟,對於士兵來說,誰給自己發工資,誰給自己的待遇好,他們就會為誰服務。

這就是北方的部隊,寧願選擇造反,也不安分守己的原因。

安祿山是唐玄宗一手提拔起來的,威望也是唐玄宗一手給他塑造起來的。

當時朝廷裡沒有能和安祿山匹敵的武將。

所以,安祿山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拿下大唐的半壁江山,還把唐玄宗給逼走。這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大概這就叫自己釀的苦果,自己吃吧。


史學達人


“驚堂木一響,有書君開講!”大家好,這裡是有書君講歷史。

今天我們來聊聊在唐玄宗時期,安史之亂中唐朝軍人為什麼不珍惜“盛世”生活而去造反?

首先我們要說唐朝時期是中國最鼎盛的一個時期,唐玄宗一生經歷了唐朝從最輝煌走向最沒落的過程。

在他前半生,他做到了前輩們都沒能達到的豐功偉績;

可是他後半生卻因為自己的“殘疾行為”讓好好的大唐盛世出現了危機。

為什麼說唐玄宗有“殘疾”,因為有人稱他後半生像個“聾子”。這全都是通過他對安祿山的態度體現出來的。

有書君聽說過一個段子:張九齡勸誡唐玄宗殺掉安祿山,認為此人不可留,但是唐玄宗並沒有執行,氣的張九齡大罵:

“你聾子嗎(李隆基嗎?自行腦補粵語發音)?”唐玄宗答道:“對啊,是我啊。啥事兒?”

當然,前面是開玩笑。不過唐玄宗確實是有機會殺掉安祿山的。

但是因為他沒有殺,才給了安祿山發起“安史之亂”的機會,也就是在“安史之亂”事件之後,唐朝就開始走向衰退了。

那麼在安史之亂事件發生的時候,唐朝還處於一個盛世階段,為什麼僅憑安祿山這樣的一個普通人就可以讓那麼多軍隊跟著他一起造反呢?這得從兩點說起:

1. 所謂的大唐盛世

對於像長安、洛陽或其他主要城市的官宦子弟來說,這當然是盛世,源源財富從全國各處匯聚到這裡。

靠著家裡的關係,這些名門子弟可以出任重要的官職,或者至少是有利可圖的職位。

他們成天作詩、飲酒,享受盛世的生活。

然而,對於在邊境討生活的人來說可能就不太一樣了。

無論什麼時期的生活都是一樣的,有富就有窮。

不是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說麼?那下面的百姓和邊疆的軍人們都是很苦的,所謂的盛世跟他們一點兒關係都沒有。

安祿山在年輕的時候,日子就挺不好過。

他的父親是粟特人,可能是因為絲綢之路的原因,一路來到了唐國的東北邊疆。

本來安祿山還可以有一個殷實的童年,但在他很小的時候,他父親就故去了。

他母親是突厥人,信仰拜火教(不懂的去玩一下“劍俠情緣網絡版”),後來改嫁了一個突厥小官,對安祿山十分不好。

沒法子,安祿山只能自己想辦法討生活了。

2. 安祿山的為人

安祿山狡黠、陰險,同時也敏感、精明。

他雖然目不識丁,但卻不是純正的大老粗。

他能說六種語言,還擅長玩“讀心術”,是個智商與情商都很高的人。

而且他很會偽裝,先是想方設法巴結上唐玄宗,然後又認了比自己小十六歲的楊貴妃當乾媽(聽說楊貴妃還給他洗過澡)。

如此通天絕地的人脈為他罩上一層神秘色彩,有奏必準的能力也增強了他的感召力。

唐玄宗給了安祿山很大權力,同時也給了他很高的地位。

頭銜包括地方上的盧陽、范陽、河東三個節度使,以及閒廄群牧史、隴右群牧史和群牧總監。

朝中則先後履職御史大夫和左僕射(等同於宰相),晉封東平郡王。

如果安祿山要是活在當下,印個名片都不夠地方寫頭銜的。

安祿山也很有交際能力,馮夢龍在《智囊》中寫過,他在造反前會先宴請手下將領,主要是為了宣佈獎懲紀律、恩威並施。

先是提出立功之後的大量賞賜,然後分發出兵路線圖佈置任務;同時威懾手下、宣佈違令者斬,讓手下別無選擇。

通過以上兩點,有書君覺得凡是對大唐盛世毫無感覺的邊疆將士茫目跟隨造反也很正常,畢竟他們的價值只能在戰場上體現出來。

危難時刻,官民們才能想起他們;

太平盛世,他們就成了隱形狀態。

如今有了安祿山這樣如此爽朗、又會做人的領導者帶領他們爭取更好的生活,誰能不渴望未來或許真有意想不到的驚喜在等待著他們呢!


有書共讀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說明題主還是很理想化的。

事實上,“盛世”只是一個形容詞,並不意味著當時社會的所有階層都處在一個“完美”的生活環境下,我們說開疆擴土、封狼居胥,往往又是建築在軍人、百姓的累累白骨之上,當然,對於沒有身處這樣的殘酷環境下的旁觀者而言,往往看到的是四海賓服的光環,而不是黎民的痛苦。當然,也有不少理想充盈的朋友,真心認為自己願意做“盛世強國”的一塊磚,哪怕做鬼也幸福。

然而,作為大唐“盛世”的一部分,唐朝的軍人們往往沒有這樣高的覺悟。

唐朝前期和後期,軍事體制有很大的區別,前期以府兵制的番上來支撐中央禁軍,以兵募等民戶徵發的方式滿足出兵、野戰的需要,邊境的鎮、戍、守捉,也以民戶徵發為主。

也就是說,唐太宗、唐高宗橫掃四夷的野戰軍其實是由大唐朝各個州縣的民戶,以服役的方式組成的,而國家給他們的主要回報,是榮譽和任官的機會,這個邏輯與之前的北朝一脈相承。

而唐代的官職系統,其實是明確分為文武兩個序列,文,則為職事官(三省宰相到縣尉,實際職務)、文散官(待遇官階);武,則為衛府官(十二衛大將軍到折衝府校尉、隊正,實際職務)、武散官(待遇官階)、勳官(戰功獎勵,獲得候選武官資格及對應田宅、禮儀獎勵)。

在唐代前期,由於戰爭頻繁,勳官首先濫惡,以至於喪失了社會地位,因為已經太多了,按級別“授田”的經濟優待完全執行不下去,政治上升空間也近乎於無,《舊唐書·職官志》記載:

每年納課,亦分番於兵部……身應役使,有類童僕。據令乃與公卿齊班,論實在於胥吏之下,蓋以其猥多,又出自兵卒,所以然也。

翻譯過來就是,由於士兵出身的勳官按照唐令的規定,品級相當於公卿,但實際上身份地位連不入流的胥吏都不如,甚至“有類童僕”。

問題是,哪怕是這套虛文,到了武則天朝也已經廢棄,《舊唐書·魏元忠傳》就寫道:

“虛有賞格而無其事。”

這些是“兵卒”,他們的領導——用來“儲將”的衛府系統,所謂的大將軍、折衝都尉、果毅都尉們,在高宗、武則天時代的大擴張之後(總章年間為唐代版圖最大之時),也一路淪落。

傅璇琮著《唐代詩人叢考·韋應物系年考證》:

時承平既久,諸衛將軍自武太后三代,多以外戚無能者及降虜處之。而衛左之官,以為番上府兵有權,朝要子弟解褐及次之沒關,又多不旋踵而據要津,將軍畏其父兄之勢力,恣其所為。自置府以其番上宿衛,禮之,謂之‘侍官’,言侍衛天子也。至是,衛佐悉以借姻戚之家為僮僕執役,京師人相詆訾者,即呼為‘侍官’。時關東富實,人尤上氣,乃恥之,至有熨手足以避府兵者,番上者貧羸受僱而來,是由府兵始弱矣。

可見,到這個時候,連曾經由五品以上子弟充任的府兵禁衛,也已經淪落了,罵人都叫“侍官”,至於說武職最高的大將軍、將軍們,也淪落成了安排閒人的“閒職”。

最重要的是,《新唐書·兵志》記載:

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府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為之。

兵不補充倒還在其次,折衝府系統的武官久久不能升遷,豪強士人已經拋棄了這條晉身之路,則這個職官系統的廢棄也就是時間問題了。

到了唐玄宗時代,上述問題已經積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他的解決方案也並不是恢復舊制,而是將衛府武職官徹底的階官化,變成一種口頭政治待遇獎勵,一次戰爭勝利,發出的空白折衝、果毅的告身成百上千,直至開元天寶之交,徹底廢除了折衝府體制。

而此時唐代的軍事制度也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原本的“義務兵”基本上被“職業兵”代替,從軍不再是為了“榮譽”和“仕途”,而是成為一種謀生的手段,而且是養活全家的手段。

到了安史之亂前後,武人晉身的封賞濫惡,已經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按照《資治通鑑》卷219的記載:

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徵,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註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才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這種官爵的泛濫,直接造成的結果,並不是軍人地位的上升,而恰恰是安史之亂前後,大唐王朝愈演愈烈的“清濁之分”,即已經不再把朝廷的名爵當做衡量地位高低的標準,而是當時的貴族階層,以及社會主流輿論,完全將“出身”視為區分地位高下的基準。

這種情況下,儘管職業化的官兵們仍有資格穿著三品以上官員的紫袍招搖過市,收穫的卻不是豔羨,而是“成功人士”的白眼。

換句話說,“大唐盛世”中的軍人們到了安史之亂前後的時期,其社會地位與他們擁有的力量完全不匹配,我們不能否認大唐正統王朝具有的倫理號召力,但是,對於日益遊民化,社會地位越來越低賤的軍人群體而言,這個“盛世”只在需要他們出命打仗的時候把他們當做“人”看,這不僅是社會地位的問題,在軍食、賞賜等方面,也是如此,所以,職業士兵們最終走向了“拿錢辦事兒”的行為邏輯,經常會“養寇自重”、“肆意劫掠”,以他們的“戰爭技藝”來獲取,騙取,甚至是脅迫來得到封賞。

具體到安祿山的反叛,則要考慮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唐代供軍費用的嚴重“西高東低”,哪怕是在戰事並不激烈的劍南節度使,每個編制士兵的費用也是東北方向,范陽節度使士兵的3倍。

而安祿山本人之前兼任了一系列與“供軍”有關的使職,說明其在唐玄宗的信任和倚重下,以更少的財政資源厚養了三鎮,或者至少兩鎮的鎮兵,這些人作為長期居住在邊塞的邊兵和邊民,無疑與他們真正的“衣食父母”建立了深厚的人身依附關係,這種將領與軍隊的人身依附關係,在安史之亂後仍舊可以看到,比如幽州節度使朱泚入朝,就帶了一部分幽州兵,而他統帶這部分兵馬的權力也由朝廷的正式任命所認可。

綜上所述,唐朝的邊軍跟著安祿山造“大唐盛世”的反沒什麼奇怪的,而且這部分軍人的主力,也並非某些人所臆測的都是“胡兵胡將”,其主體就是唐朝當年的經制軍人,很多就是漢人。


劉三解


想要知道為什麼,就要從當時藩鎮軍隊的狀態來看。唐玄宗時期大唐開邊戰爭不斷,一開始這一切還在皇帝本人手裡掌握著,唐玄宗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一時間好不痛快。



可是到後期,由於貪戀美色,整天跟楊貴妃膩歪在一起,唐玄宗這個人就廢了,他逐漸不過問朝事,導致整個帝國陷入一種失控狀態,遠在邊陲的藩鎮軍隊更是如此,很多將領為了個人利益隨意向國外發動戰爭。好在那時候大唐國力強盛,邊陲烽火連天的時候,內地仍然過著舒服的小日子。



將領們對外作戰為的是名利,對小兵來說僅僅是為了利了。公元750年,高仙芝藉口石國無藩臣之禮,率安西軍征討,石國上下知道打不過只得投降。可惜高仙芝此行的目的不是降服石國,而是看中了石國的財富,唐軍對已經投降的石國大肆搜刮,將錢財捋掠一空,並且俘虜了石國國王。第二年高仙芝將石國國王進獻給唐玄宗,因戰功被封為右羽林大將軍。而奪取的財富,大多被手下的軍人們瓜分。



正是有以上好處,軍人們非常願意打仗。可是不要忘了,當時天下最富庶的國家就是他們所在的大唐帝國。

大唐有多富呢?杜甫是這樣回憶安史之亂前的大唐的: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富庶的大唐)

所以,當安祿山舉兵反叛的時候,這些驕兵悍將所看到的不僅是平步青雲,還有數不盡的財富美人。這比攻打北方遊牧民族所獲要多的多,值得去拼命!

當時記載,叛軍每破一城,都大肆劫掠婦女、財貨,男子壯者荷擔,老弱則被殺死。

最關鍵的是,內地承平日久,根本不是這些藩鎮軍人的對手。面對唾手可得的財富,誰會拒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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