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爱生
这实际是现代文学的一种玩法。小说中永远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叙述者是谁，也就是小说中写到的这一切是借谁的口说出来的。
可以是小说中的一个角色，比如余华的《活着》，故事是一个年轻的文艺工作者“我”从福贵那里听来并记录的。再比如毛姆常用的手法，化身为小说中的一个角色，不断从别人的口中听到新的故事并记录下来，从而推动情节的发展，《月亮与六便士》、《刀锋》都是这种写法。
可以是上帝视角，叙述者并没有在小说里出现，但他无所不知，清楚所有细节。上帝视角的小说中很少出现第一人称，读者甚至不能确定这个叙述者究竟在小说里还是小说外。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可以作为上帝视角的一个例子，讲了很多事，连深夜两个人的闲谈都讲到了，但这些事究竟是谁在讲，又是怎么知道的，读者无从推测。
也可以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比如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开头就告诉读者这个故事发生在拉曼却地区的某个村镇，地名“我”就不想提了，直接与读者进行对话，讲一个故事出来，叙述者究竟是从哪里详细知道这个故事的，他毕竟没有参与堂吉诃德的冒险，读者并不知道。
除却这些常见的技巧，现代文学中出现了一些实验性质的叙述方式。马原那样直接参与进去，带有强烈伪自传性质的叙述是一种类型。莫言这样不断指涉写作者本人，将叙述者伪装成作者之外的某人，也是一种类型。
好处是还蛮有趣的，可以增加一些陌生感，玩法新鲜，看到了会觉得跟平常读小说作品感受不太一样，还有就是使作品中的故事和现实生活形成互文关系，拓展作品的时空维度。没什么坏处，但确实也没什么用，花活儿而已。像纳博科夫在《普宁》里那样，通过构建一个环形形式，“变”出两个叙述者，让读者搞不清楚故事究竟是谁讲的，就高明得多。这实际上是八十年代作家们所带有的时代印记，都是读马尔克斯、略萨、阿斯图里亚斯过来的，吸收了现代文学（至少是浅层）的养分，有文体革新的冲动，这么多年用习惯了，也就这样了。
莫言不太擅长构建文本形式，他是语言狂欢型的作家，靠不断挖掘讲述的冲动来完成作品。证据是他的小说后半部通常都很乏力，结尾更是一塌糊涂，说明他动笔时并不清楚故事会在哪里结尾。不妨看一下《生死疲劳》，“莫言”那小子又出现了，他的“作品”也出现了，又来，就有点腻。结尾一塌糊涂，还不如郭敬明。
锻彰趣义
莫是个对前三十年有仇恨的一个人。常常以写真为名造谣污灭前三十年。明明是吃的胖胖的穿的好好的(有照片为证)，硬说吃不饱穿不暖。以自己说事，迎合西方口味得了什么奖，激起广大百姓强烈不满，群而骂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