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得志上将从早年参加湘南起义到最后离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在人民军队整整度过了60年的戎马生涯。杨得志一生屡任要职，尤其是数度“意外”的任职，更折射出他的不凡经历。
杨得志上将从早年参加湘南起义到最后离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在人民军队整整度过了60年的戎马生涯。杨得志一生屡任要职，尤其是数度“意外”的任职，更折射出他的不凡经历。
杨得志将军
取代黄永胜任八路军六八五团团长
1928年初，17岁的杨得志参加了朱德、陈毅等领导的湘南起义，并随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他身经百战，从一名普通的战士成长为著名的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长征中，他率领红一团突破乌江天险，组织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屡建奇功。1937年1月，时任红二师师长的杨得志离职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黄永胜接任红二师师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首任团长是黄永胜。1937年9月，杨得志接替黄永胜任六八五团团长。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原中央红军所部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和一一五师独立团，合计只有三个团。而在长征之初中央红军所属部队有三十余团，因此大批干部被降职使用。其中三四三旅下辖六八五、六八六两个团。六八五团由红二师改编，首任团长为黄永胜，当时未设政治委员，邓华任团政训处主任。1937年8月底，在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驰援平型关途中，黄永胜和邓华因工作发生了激烈争执。两人在中央苏区就搭档过，那时也有过不愉快的合作。
1932年底，黄永胜调任红十二军三十六师师长，师政治委员就是邓华。1933年6月，中央红军进行小师小团改大师大团整编时，红三十六师改编为红一军团一师三团，黄永胜任团长，邓华当政治委员。可是，两人个性都比较强，也都喜欢指挥军事，因此在工作中产生不少矛盾。他们的矛盾反映到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那里，聂荣臻经过和军团长林彪协商后，把邓华调往红二团当政治委员。由林龙发担任红三团政治委员，和黄永胜搭档，一直持续到长征结束。
对于在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准备迎击日军进攻时，黄永胜和邓华矛盾再起，一一五师首长林彪、聂荣臻十分重视。刚开完洛川会议的林彪在追赶部队途中闻知此事，在向延安总部请示的同时，断然决定由聂荣臻副师长去做刚从抗大提前毕业，跟随师部同时渡黄河赴晋的原红二师师长杨得志的工作，让其接替黄永胜为六八五团团长。并委托一一五师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立即赶赴六八五团驻地，宣布关于黄永胜调回师部，杨得志接任六八五团团长的决定。
在杨得志接任六八五团团长之前，还有个小插曲。杨得志的老部队是红一师，他长期在红一师工作，在红二师工作时间很短。当时，红一师被改编成一一五师独立团，杨成武任团长。就在杨得志根据上级决定，准备到六八五团上任的时候，却碰上原红一师的几位老战友，他们听说杨得志要去六八五团当团长，都有些恋恋不舍，就动员他回独立团工作，这些战友说：“这是老红一团嘛，你为什么不回来？”当时杨得志比较年轻，很重感情，听到这些话，转身就去找聂荣臻副师长，说：“我还是去独立团当副团长，六八五团的团长让别人去干吧。”“为什么？”聂荣臻耐心听完杨得志的解释后，十分严肃地说，“你去六八五团是上级命令。命令下达了就要坚决执行。前方形势这样紧张，部队在等着你，你马上去六八五团报到！”
这样，杨得志就成为八路军最早的一批主力团团长之一。到任后，他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并和兄弟部队一道紧密配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黄永胜回到师部不久，则转任一一五师独立团副团长。
接替徐海东任八路军三四四旅代旅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徐海东任旅长。他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和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后到太行山区一带休整。休整期间，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团长张绍东擅自违背中央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打“土豪”的浮财。并破坏部队纪律，勾搭上一地主家的女儿。旅首长知道后，严厉批评他，并决定整顿张团。得知此消息后，1938年2月25日，团长张绍东、参谋长兰国清以看地形的名义，带着部分干部战士携械出走，并企图胁迫他们一起叛逃。在团政工干部说服下，最后大部分人返回，只有张绍东、兰国清等少数人逃走。
张绍东曾任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七十五师长，打仗也有一套，因此很得徐海东赏识。徐海东听到张绍东等人叛逃的消息，气得顿时吐血。3月中旬，三四四旅到达山西武乡县大有镇后，立即对该团进行整顿，检讨教训、肃清影响，并命六八七团副团长田守尧接任团长。
1938年７月，徐海东与旅政治委员黄克诚率三四四旅在太行山区的町店伏击日军，仗没有打好。此时，朱德总司令亲自来检查三四四旅的工作，同时结合张绍东、兰国清等叛逃事件，他对徐海东批评得比较严厉。徐海东本来身体就不好，这时更是支撑不住，肺病复发。于是，他请求离开部队去延安治病和学习。朱德为此向延安总部报告，并提出拟让六八七团团长田守尧代理第三四四旅旅长。朱德还就此任职和田守尧谈过话。田守尧曾担任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师长，是红十五军团的一员战将，作战一贯英勇顽强。
但是，延安总部考虑到三四四旅作为当时八路军仅有的几个主力旅之一，兵力过万，田守尧资历较浅；再加上三四四旅刚发生张绍东、兰国清事件，并存在有一定的山头主义，因此没有同意朱德的报告。同时，还专门回电，陈述了另派人任职的原因，决定将八路军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调任三四四旅副旅长、代理旅长。
田守尧当时还很年轻，只有23岁，对此感到没面子，有些不高兴，旅部为徐海东送行的聚餐会就没参加。朱德见田守尧闹起情绪来，就要求旅政治委员黄克诚召开旅党委会对田进行帮助。会议开始后，与会人员沉默了好长时间，谁也不开口讲话。黄克诚是旅政治委员和党委书记，只好带头发言。他长期在红三军团工作，作为刚从外单位调来的旅主要负责人，考虑到部队之间的关系和今后的工作开展，批评得比较婉转，不够深刻和尖锐。
黄克诚发言后，朱德就发火了，站起来一个一个指着参会人员说：“你们这是什么鸟党委会，不敢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算什么共产党员！”接着他对田守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后又说：“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共产党员嘛！我们都听党中央的，不能闹情绪。”
杨得志到任后，和旅政治委员黄克诚紧密配合，率部到冀鲁豫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壮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巩固和扩大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田守尧后来担任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等职，作战勇敢，政治觉悟高，1943年初前往延安学习途中，在黄海海面遭遇日军袭击，不幸壮烈牺牲。
赶赴东北途中留在晋察冀任职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1945年10月，晋冀鲁豫军区整编部队，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与其他部队组成了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杨得志为司令员，苏振华为政治委员，下辖三个旅。杨得志为司令员，苏振华为政治委员，故该纵队亦被称作“杨苏纵队”。
1945年11月10日，杨得志和苏振华奉命率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开赴东北。在向东北进军的途中，接到中央军委命令，要他们在冀中、冀东地区担负阻击国民党军队北进的作战任务。随即他们率部展开了与国民党军的战斗。1946年3月，“杨苏纵队”就地编入晋察冀军区战斗序列，为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
1946年12月，奉中央军委命令，“杨苏纵队”调回晋冀鲁豫军区。此时，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是杨得志的老首长，他很赏识杨得志的军事指挥才能。应聂荣臻的要求，杨得志被留在晋察冀军区工作。苏振华率第一纵队部队回到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重被划归晋冀鲁豫军区后，与同一军区的第七纵队合编为新的第一纵队，第一纵队的名称还称得上是“杨苏纵队”，不过司令员改为了杨勇。
杨得志被留在晋察冀军区后，屡担重任，在解放华北的诸多战役中展现出突出的军事才能。1946年底任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1947年6月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任第二政治委员。在此前后的各大战略区中，西北野战军司令员为彭德怀，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为刘伯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为陈毅，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为林彪。和上述数位后来的开国元帅相比，36岁的杨得志也成为各大战略区野战军中最年轻的司令员。
1947年夏天，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揭开了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在华北战场，解放军连续进行了正太、青沧和保(定)北战役，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但是，解放军一时难以围歼其重兵集团。广大指战员迫切希望打大歼灭战，一改华北局势。10月，晋察冀野战军在杨得志的指挥下，采取围城打援的办法，在河北定县发起清风店战役，全歼敌军1.7万余人，生俘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罗历戎以下高级军官10名。这次战役创造了在华北平原战场大规模歼敌的纪录，是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极大地扭转了华北战局。
同年11月的解放石家庄战役，是杨得志戎马生涯中的又一经典之作。石家庄位于平汉线和陇海线相交处，是国民党军联系各战略要地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战前，杨得志作为野战军司令员，积极深入部队，发扬军事民主，广泛听取指战员的意见。战役发起后，晋察冀野战军及地方部队一起仅用6天时间就歼灭了石家庄守敌2.4万人，拔掉了蒋介石楔在华北解放区中的这颗钉子，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石家庄战役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大城市的先例，为后来各个解放区战场进行城市攻坚作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48年5月，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军区下辖两个野战兵团。徐向前兼任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在平津战役中，杨得志率部围困、攻克新保安，全歼守敌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的“王牌”第三十五军，完成了毛泽东提出的“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略意图。平津战役胜利后，杨得志率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改编）参加太原战役，继又率部进军大西北。
对越自卫反击战临阵换将
1979年1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对调，杨得志出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当时，为打好对越自卫反击战，王必成已率部进行了2个月的作战准备，临阵换将，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杨得志当时正在北京开会，于1978年12月31日晚突然接到中央军委通知，前往人民大会堂连夜开会，并被临时授命。
杨得志接受中央军委的任命后，深感责任重大。1979年元旦一大早，他就出门先后拜访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老帅，向他们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和决心。老帅们很了解杨得志，对他指挥作战的能力也很放心，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1月2日，杨得志又去副总参谋长杨勇家探望。杨勇当时协助邓小平主持总参谋部的日常工作。杨勇认为这次作战任务非“老杨哥”莫属，并表示总参一定尽全力支持杨得志。
1月3日，杨得志乘专机先飞回武汉，以最快速度处理并交代了军区的一些重要事务。1月7日上午，又乘专机飞赴昆明军区，与王必成进行工作交接，并听取了情况介绍。为了尽快熟悉情况，杨得志当天下午就去昆明军区前进指挥部视察，听取了前指领导关于对越作战准备情况的汇报，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才结束。
这次自卫还击作战是人民解放军在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形上的首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前并没有太多的经验，任务非常艰巨。杨得志在指挥部根本就坐不住，决心亲自到边境上去深入了解情况。他从1月8日起，带领军区几位领导和军区机关有关部门人员连续到各个攻击地点勘察地形，听取部队汇报，研究作战情况，修订作战计划，昼夜连续地紧张工作。1月14日，杨得志又亲自陪同杨勇、何正文副总参谋长等领导到实地勘察了边境形势。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
开战前，杨得志在昆明军区做了大量的战役准备工作，开战后又日夜关注战局，运筹兵力调配。他本来就有严重的胃病，多日的高度紧张和疲劳，加上云南海拔较高，杨得志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2月25日夜里，杨得志频繁腹泻便血。到了26日凌晨，已是失血过多，呼吸也很微弱，医生报了病危。26日上午，中央军委派解放军301医院专家组乘专机飞抵云南，将其秘密接回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治疗。27日，杨得志的病情刚刚基本稳定，还未脱离危险期，就催着秘书把电话架到了病床前，以便随时与前线联系。医生不让他多讲话，他就让秘书不断地汇报前线的情况。
3月中旬，对越作战部队分批回撤。3月16日，对越作战部队已全部撤出越南境内。杨得志在医院再也躺不住了，坚持请求要回昆明亲自迎接指战员们归来。军委领导最后同意了他的请求，派专机带上301医院专家组，陪同杨得志再飞昆明，迎接凯旋的将士们。
接任解放军总参谋长
1979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调整三总部、各大军区以及全军其他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由于邓小平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还兼任着总参谋长，事情太多，因此中央决定，邓小平不再兼任总参谋长，并在此次军队领导干部调整中统筹考虑总参谋长接替人选。
经历了建国后的历次运动和“文革”后，赫赫有名的军中“三杨”在人民军队中的地位更加突显。在酝酿总参谋长接替人选的过程中，“三杨”先后进入中央高层的视野。相比之下，杨成武和杨勇都有长期在总参谋部工作的经历，杨得志则一直担任军事主管，没有担任过参谋长职务，在“三杨”中年龄也最大。不过，最终杨得志是后来居上，“意外”接任解放军总参谋长。
对于此次调整三总部、各大军区以及其他各大单位领导班子，中央明确由军委副主席聂荣臻负责牵头。当时的杨成武离京任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已逾两年。他不参与总参的日常工作，工作重心在福州军区。在那时军队高级干部年龄都比较老化的情况下，聂荣臻认为杨成武年龄不算大，身体还比较好，并有长期在总参谋部做领导工作的经验，比较熟悉军队的情况。因此他认为杨成武重回总参谋部工作比较合适。这一时期，叶剑英对杨成武的工作也给予很高评价：“杨成武在总参20余年，比较熟悉毛主席、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政策、意图，并任过代总长，比较熟悉参谋业务。”他认为杨成武适合于总参谋部的工作岗位，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对于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对于军队安定团结，对于国家的安危都是比较有利的”。但是，由于杨成武长期在军队中枢机关总参谋部工作，“文革”初期还担任过代总参谋长。尽管“文革”期间杨成武也遭到过残酷的迫害，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和“文革”时期的军内问题不可避免有这样和那样的牵连。因此，当时军内对杨成武作为总参谋长接替人选的异议较多。
在酝酿总参谋长接替人选的过程中，邓小平广泛征求党内、军内一些老同志的意见后，认为杨勇打仗不错，团结同志，主持总参谋部时工作认真负责，拟由他接任总参谋长，并准备将总后勤部部长张震调任第一副总参谋长，协助杨勇主持总参谋部工作。当时，军委一位领导还找张震谈话，向他说明了军委决定调他任第一副总参谋长，协助杨勇工作的意图。
就在军委的决定即将准备付诸实施之际，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杨勇在主持总参谋部日常工作期间，为人耿直，比较坚持原则，得罪了一部分人。有些人不愿意看到杨勇顺利接任总参谋长，于是关于杨勇的流言蜚语多了起来，一些匿名告状信也寄到了军委等有关部门。面对出现的新情况，军委对总参谋长人选又有了新考虑。
此时，邓小平十分重视总参谋长接替人选问题。经过他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老帅的反复协商，终于确定下来新的总参谋长接替人选：杨得志。在酝酿杨得志作为总参谋长接替人选时，很多同志都谈到，杨得志是我军有名的战将，从一名普通战士逐级成长为大军区司令员，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为人正直，能团结同志，善于联系群众，领导作风民主，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总参谋长人选。
1980年2月中旬的一天，邓小平专门约见杨得志，向他传达了中央让他接任总参谋长的决定。2月20日下午，总参谋部召开所属部局正职以上领导干部大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主持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邓小平免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杨得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从1980初至1987年底，杨得志担任总参谋长职务历时近8年。他是建国后人民军队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总参谋长，也是最后一位任总参谋长的开国将军。任职期间，他深入学习领会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为开创新时期军事工作新局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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