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運動史系列之一】
兩段“最高指示”的由來
1955年7月，毛澤東正在運籌“三大改造”中最重要的一環，即以全面加速合作化為中心的農村社會主義改造。他在案頭看到了一本《互助合作》的小冊子——這是由當時的許昌地委書記趙天錫到北京參加黨的七屆六中全會時帶去的經驗材料。時任農業部副部長的廖魯言看到其中一篇《在一個鄉里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一文後，將其呈送給毛澤東閱覽。所謂“一個鄉”就是河南郟縣的大李莊鄉，此文寫的其實是1954年的事，那年搞合作社缺少會計和記工員，鄉里便動員在校讀書的農村青年回來：“全鄉在貧農和下中農裡面，有7個沒升學的中學生和25個高小畢業生，把兩個中學生分配到老社，其餘的全部分配到7個‘社架子’去，以便解決會計和記工員不夠的困難。”
毛澤東對此產生了興趣，即興揮毫寫下了這段名言：
“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參考。其中提到組織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參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裡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廣州日報》2008年12月26日，林霞虹、羅樺林：《麥田裡守望逝去的青春》）
這就是後來大規模知青運動時期被奉為兩大“最高指示”之一的由來，這段話後來被濃縮為“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八個字。它最初所指的大李莊鄉，在文革中隆重更名為“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據說是全國漢族地區人民公社中名字最長的。文革後知青宣傳降溫，人民公社也廢除了，這裡於是又恢復了“大李莊鄉”的舊稱。後來為了開發旅遊，當地覺得當年的榮光可用，又改名“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鄉”，簡稱“廣天鄉”。
1968年歲末，毛澤東在考慮文革中紅衛兵造反運動的善後問題。這時又有一篇報道吸引了他的注意：當年12月10日《甘肅日報》頭版刊出《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講的是“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紛紛奔赴農業生產第一線，到農村安家落戶”。據說，“上山下鄉工作開展以來，毛澤東一直苦於找不到可以用來引路的典型”。看到此文後老人家“立刻讓新華社和《人民日報》派記者到甘肅會寧縣實地核查稿件真實性，然後轉發全國。”(趙仕樞：《上山下鄉狂潮是如何形成的》，《黨史縱橫》2004年第7期)
12月22日，人民日報轉發經記者增補的甘肅日報宏文，毛澤東親自把標題中的“城裡”加一字改為“城市裡”，並在這篇《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裡吃閒飯》的文章前加了“編者按”，發表了那段著名的“最新最高指示”：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
自此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有了領袖親自發出的“動員”令，於是全國響應，舉國動員，上山下鄉從此前城裡學生的選項之一，至此發展成為規模空前的“一片紅”大潮。
幾十年來，上述分別發表於1955和1968年的兩段“最高指示”一直被當做知青運動的靈魂，家喻戶曉，舉世聞名。人們還常把兩段話中最點睛的各四個字放在一起：“大有作為，很有必要”，以強調知青上山下鄉與貧下中農相結合，改造世界觀、在農村幹革命的偉大意義。
兩個完全相反的案例
幾十年過去了，現在我們回顧這兩段話所由來的兩個事件：1955年的大李莊鄉案例和1968年的會寧縣案例，卻發現兩者存在極大的差異，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認為這是兩個完全相反的案例。
在大李莊鄉，回鄉“大有作為”者是一些讀過書的年輕人——“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可以說就是“知識青年”，但他們並不是城裡人，甚至也不同於後來所說的“回鄉知青”，因為他們同時也就是“貧下中農”——“全鄉在貧農和下中農裡面，有7個沒升學的中學生和25個高小畢業生”。這其實很正常：1955年離“新區土改”結束才3年多（回鄉故事實際發生的1954年離土改過去僅兩年），那時的年輕人多是在土改前的“階級”狀態下成長的。而土改後出生的“貧下中農子女”到1968年也許已經“忘了本”而需要接受階級的“再教育”了，但在1955年他們中最年長的也都還只是幼兒，連上學受教育的年齡都沒到，更何談畢業後接受“再教育”了。
換言之，大李莊鄉案例的主角就是32位讀過些書的青年農民。其實，1968年後在城市的職業中也一樣，那時“讀過些書的青年工人”也就是工人階級了，沒有人認為他們還需要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但是讀過些書的人去務農則不一樣，他們就算務農到老似乎也還是“老知青”，表現再好也就是“先進知青”，沒有人認為他們就是“貧下中農”。不過，在1955年還不是這樣，那時青年農民如果土改時定了貧農或下中農成分（土改時雖已有僱農、貧農、中農，又分為下中農、上中農的劃分，但“革命階級”一般說的是“貧僱農”，“貧下中農”的說法是合作化時才興起，到1960年代“四清”時才成為農村“革命階級”的官方稱謂的），讀了書也還是貧下中農，《互助合作》這本小冊子並沒有稱他們為知識青年。毛澤東的按語雖然把他們稱為“知識分子”，也沒有提到什麼接受再教育、與工農相結合、改造世界觀之類的意識形態話題。
1954年，農村還處在“過渡時期”，農民本身正在經歷從個體小農到合作社的“社會主義改造”，甚至還是“改造”的初期。毛澤東這時的名言是“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而不是接受農民的“再教育”。同時，當年中國人口中城市人口只佔百分之十幾，“一五計劃”剛啟動，工業建設正大規模起步，就業並不困難，城裡人和“農村戶口”間的戶籍壁壘也尚未形成，至少尚未固化，城鄉關係相對正常。那時的農民，尤其是讀了點書的農民被招工進城的機會還不少。所以，近年來學界出現的關於發動知青運動兩大動機——迫於就業困難的經濟動機，還是改造知識青年成為“共產主義新人”的意識形態動機——究竟哪個為主的爭論，而這一爭論用在大李莊鄉是有點滑稽的。因為這兩大動機在1955年都並不突出。大李莊鄉那32名“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的回鄉，既不是因為就業無門，也不是因為這些本身就是貧下中農的人還要接受什麼“改造”，而就是為了新辦合作社的記工員與會計需求。小冊子對大李莊鄉案例的介紹以及毛澤東的批示，基本上還是就事論事的。如果說有什麼意識形態的“宏大敘事”，那也就是為了推進合作化而已。
而1968年的會寧縣就不同了。首先，會寧縣那篇文章的核心其實非常明顯地就是為了解決城裡人（“城鎮居民”）就業無門的困境，這從《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裡吃閒飯》的醒目標題就可以看出。這些人留在城裡只能“吃閒飯”，成為“國家負擔”，所以要動員他們下鄉——這就是該文的核心邏輯。正如文章作者後來概括的，這篇文章講的事就是：
“使職工家屬走革命化的道路，走大慶家屬之路，減輕國家負擔，決定動員全區職工家屬和閒散人員到當地農村參加勞動生產（也有種說法是幹部下放勞動），去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全區（會寧縣所屬的定西地區）各縣以不同的形式進行了動員安置。”（《人民政協報》2012年8月9日，黃建祥、趙平：《“我們也有兩隻手 不在城裡當死狗”是誰說的？》）
所以，如果說大李莊鄉案例與“安置就業還是意識形態改造之爭”無關的話，那麼會寧縣案例就是一個典型的“安置就業”的例證。
其次，會寧縣與大李莊鄉案例的故事主角身份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說是截然相反。如前所述，當年大李莊鄉“回鄉”的是讀過些書的農民，而會寧縣“下鄉”的卻是未必讀過書的、包括文盲在內的“城鎮居民”。大李莊鄉回鄉的32人都是青年，而會寧縣下鄉的“城鎮居民”則有老有小，其中最突出的典型——據說就是講出“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裡吃閒飯”這句名言的王秀蘭，竟是個不識字的老太太。
據《會寧縣誌》：“時年54歲並身有殘疾的王秀蘭率全家於1968年7月到河畔公社落戶，成為轟動全國的有名人物。……1979年2月王秀蘭全家返回縣城仍為居民，同年6月病故。”
而更詳細的地方資料說：
王大娘名叫王秀蘭，1915年生，會寧縣五十鋪河西坡 （今甘溝鄉）人。王秀蘭是一個家庭婦女，沒文化不識字，39歲丈夫去世後一直含辛茹苦的撫養幾個孩子。……1965年王秀蘭當選為會寧縣城關鎮枝陽巷居民組長，工作積極，吃苦耐勞，經常積極參加街道居民的公益活動。……1968年5月會寧縣城關鎮召開城鎮居民上山下鄉動員會，她作為居民組長，首先響應號召，表示要帶頭下鄉。當時50多歲的王秀蘭在動員其兒媳下鄉時說：“貧下中農在鄉下勞動，為社會主義建設出力，我們也有兩隻手，為什麼一定要住在城市裡吃閒飯，靠別人養活？”這個動員會開罷不到10天，她就帶領全家人到當時的河畔公社九二大隊四百戶生產隊(現白草原鄉一帶)安家落戶,參加集體農業生產勞動。（郭忠慶：《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檔案界”網站）
近年來當地人寫的另一篇資料，價值觀已有所不同，但事實描述還是基本一致且更詳細：
1968年，會寧縣城的城鎮居民下鄉落戶運動，作為“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影響幾乎遍及全國各地。而帶頭下鄉落戶的城鎮居民王秀蘭，成了當時國人皆知的風雲人物。
據記載，1915年出生的王秀蘭，家居會寧縣城，是一個純樸老實的家庭婦女，文盲。1965 年，她當選為會寧縣城關鎮枝陽巷居民組長，工作積極。
1968年5月，會寧縣城關鎮革委會千方百計地動員城鎮居民下鄉到農村去。其主要做法有四種：一是“刮颱風”與“清理階級隊伍”攪在一起，將一些列為批鬥對象的居民強制到農村落戶。二是採取硬逼硬趕的辦法，對部分思想不通或有實際困難的居民，採取註銷戶口，停止糧油供應，停職停學，強行拆房等行為，逼迫其離城。三是通過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從思想上“動員”城鎮居民到農村去。四是樹“典型”。由此，縣革委會的人想到了王秀蘭。屈於當時的政治形勢壓力，王秀蘭違心地報名下鄉，來到會寧白草塬四百戶村落戶。同時和王秀蘭一起報名的還有王慶一等4 戶居民。其中，王慶一是普通工人，他說：“我們也有兩隻手，何必在城裡‘拉死狗’”。“拉死狗”是會寧縣城人常說的話，意思是“無所事事”。
1968年6月26日，會寧縣城關鎮革委會將7名“刮颱風”的批鬥對象及家屬第一批強制下放到農村，隨後動員城鎮居民下鄉掀起高潮。縣革委會為此還成立了會寧縣城鎮人口上山下鄉安置領導小組，號召全縣知識青年和城鎮居民向王秀蘭等5戶居民學習，“到農村去，到農業生產第一線去。”截止當年12 月上旬，全縣已有178戶932人分別下放到13個農村公社去參加農業集體生產勞動。
(任重，會寧籍甘肅省作家協會會員：《會寧紀事 （三）：光陰好比打牆的板——我們也有兩隻手》)
撇開王秀蘭的豪言壯語是否“違心”不論，這裡講的事實與主流資料一致：當時會寧縣動員下鄉的對象是“城鎮居民”，樹的5個典型，第一個就是這位“王大娘”，其他幾位現在也可以查到：一位就是上文提到的王慶一，他據說是“普通工人”，因工廠在文革中停產而賦閒（失業）。還有“高中畢業知識青年王永強和只有14歲的女青年羅蘭芳，未提及學歷，按其年齡頂多是小學生。最後是高玉蘭，“她雖然下鄉才幾個月時間，但由於各方面表現好，已被社員們評為標兵”。但如今可查的所有的報道都沒有提到她的學歷，也沒有說她是“知識青年”（如王永強那種），而按當時的形勢，即便甘肅日報初次報道忘了說，人民日報發表修改版時已經定調宣傳知青下鄉並且要求增補材料，她如果是知青就絕不可能忽略這一身份，所以在無法查閱原始檔案前我只能估計她也是一般家庭婦女。
顯然，五個典型中只有一個是知青，最出名的一號典型文盲老大娘王秀蘭則“知識”（指學歷身份）與“青年”都無從談起。所以，當時甘肅定西搞的這場運動根本就不是什麼“知青運動”，而只是一場強制壓縮城鎮人口的運動。當時甘肅定西會寧省地縣三級，運動搞得雷厲風行。據說定西地區搞得最厲害的靖遠縣已經趕走了50%的城市（應為城鎮）居民，會寧次之，40%的城裡人被送往農村，“下去的人雖不是最多的，但工作比較紮實。”這麼做的動機其實就是為了壓縮“吃閒飯”者，“減輕國家負擔”。不但根本沒有提到學生的思想改造與結合工農等等，也完全沒有“縮小城鄉差別”之意——據當事人回憶，當時掌權的定西軍分區司令員孫繼力在向記者介紹情況時就“性格直爽”地說：“定西是個窮地方，城市和農村差別不大，城裡住的，大部分也是農民，下與不下區別不大。”
兩個典型都沒成為“知青模範”
總之，1968年的會寧縣與1954年的大李莊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大李莊鄉回鄉的就是“貧下中農”而不是他們的子女，當然更不是城裡學生。而會寧縣“下去”的全是城裡人。大李莊鄉回鄉者並不是出於就業壓力，而會寧縣這個壓力當時似乎非常嚴重。
然而這兩個典型，卻也有兩個一致的地方：第一，都不是一場城市學生上山下鄉的運動，第二，都不符合“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與工農相結合”的意識形態主題。
大李莊鄉故事的主角不是城裡人，會寧縣故事的主角不是學生，他們都與毛澤東為會寧那篇文章發出的“12.22指示”（又稱12.21指示，因為這一“最新最高指示”是21日晚廣播發表，22日見報的）所說的“城裡幹部和其他人……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不是一回事。而且，大李莊鄉的主角雖然讀過書，在當時也可以說是知識青年或知識分子，但他們同時自己也是貧下中農，談得上接受什麼“貧下中農再教育”？
而會寧縣的王秀蘭老大娘不僅不是“知識青年”，自己在“舊社會”也是“苦大仇深”的貧寒人家，她還用得著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且不說她並沒有接受過學校“教育”，又何來“再”乎！另一個典型王慶一本身就是個“普通工人”，工廠垮了被“精簡”下鄉在當時也算是慣例，但工人階級接受農民的“再教育”，能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對的上嗎？
無怪乎這兩個典型雖然在後來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中膾炙人口，毛澤東為這兩件事分別發出的兩段“最高指示”更是被奉若神明。但是，兩個典型的當事人後來都沒有成為上山下鄉運動中的“知青模範”。大李莊鄉後來最出名的知青模範薛喜梅，是1968年才來這裡插隊的鄭州市“下鄉知青”，而會寧縣當時五個典型中唯一的知青王永強後來籍籍無名，整個會寧縣後來也沒有出過具有全國影響的“知青模範”。
當然，這不是說那些主角們後來沒有當先進、模範的，但他們都是以別的身份，而不是以“知青”身份出名。會寧縣的王大娘後來當過全國人大代表，到北京見過毛主席，卻沒有在各級“知青積代會”上露面。而大李莊鄉當年回鄉的32人，後來出了好幾位基層幹部，有的如黃髮娃、邱振甲等還當過勞模和人大代表，但他們也是作為農村基層幹部，作為“老支書”、“老村長”而不是作為“先進知青”獲得這些肯定的。作為“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知青的頭面人物，是後來來此插隊的那些城裡學生，而不是他們。
（本文刊發時刪去註釋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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