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上的魏延，其才干、智勇和功勋已是无可怀疑的了，那么，他最后究竟背叛蜀汉没有呢？
众所周知，魏延是在诸葛亮去世以后，与丞相长史杨仪发生火并时失败被杀的。对此，《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得十分清楚：
（建兴十二年）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魏延的意思很明白：第一，诸葛亮虽然去世，但北伐事业不能中断，应当由他继续“率诸军击贼”。这虽然有自视甚高，对诸葛亮死后的困难估计不足的成分，但与“背叛”二字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第二，论官品地位，论功绩威望，都应当由他负责统率全军，现在却要他听从一向与他水火不容的杨仪的号令，他心中实在不服。但是，这与“背叛”也根本不能划等号。
如果魏延当时真的要背叛蜀汉，他可以有三种选择：其一，率领本部在前线倒戈，投降司马懿，这可以说是易如反掌。其二，按兵不动，等杨仪率大军撤退以后，割据汉中，独树一帜，观望形势，待价而沽，如同当年的张鲁一样。凭着他多年镇守汉中的威望和实力，这也是不难办到的。其三，重施刘备夺取刘璋地盘的故伎，制造借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回成都，篡夺蜀汉政权，然后再来对付杨仪一军，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魏延并没有选择其中任何一条路，他仅仅主张由杨仪等人护丧还葬，而由他率军继续北伐，不要“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其心洞然可见，哪里是要反叛呢？
当杨仪不理睬魏延的主张，径自率大军南撤之时，魏延长期郁积的对杨仪的不满爆发了。在盛怒之中，他率兵抢先南归，与杨仪争相上表朝廷，互相攻击对方为叛逆。最后，双方在南谷口刀兵相见，魏延失败，被马岱“追斩之”。所以，陈寿在《三国志·蜀书·魏延传》中做了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
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诸葛）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但是，不管怎么说，像魏延这样一个身经百战，勋劳赫赫的大将，在矢石交飞的战场上迭经风险而不死，到头来却死于“自己人”的刀下；这还不算，当马岱提着他的头去报功时，狷狭阴狠的杨仪竟然“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这实在是一场悲剧！
这场悲剧的责任应该由谁承担？
我认为，主要责任应该由魏延自己承担。对此，《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得也十分清楚：
延每随（诸葛）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
看来，魏延是一个刚强威猛，颇有点自高自大的人物，既有勇于任事、不畏艰难的优点，也有桀骜不驯、任性而行的缺点。在蜀汉立国之前和建国之初，上有刘备这个雄主统驭，左右有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等大将并立，魏延还不可能目中无人，他的缺点较多地受到控制，而他的优点则较好地得到发挥，在无数次的拼杀鏖战中建立了累累功勋。随着刘、关、张、马、黄、赵等人相继谢世，诸葛亮独力支撑蜀汉大局，魏延成了开国元勋中硕果仅存的大将，地位越来越高，资格越来越老。这时，他那刚而自矜、目中无人的毛病就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了。他以西汉王朝的开国元勋韩信自许，一心要自领一军，与诸葛亮分道而出，建立吞强魏、复汉业的盖世奇功。而且，他也确实提出过直出褒中，奇袭长安的妙计。但是，诸葛亮没有采纳他的妙计，对他分兵的要求也总是“制而不许”。这就使他常常感到不那么得志，对诸葛亮颇有牢骚，甚至认为诸葛亮过于胆小，“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只是由于对诸葛亮心存畏惧，他还不得不有所顾忌。另一方面，同僚们对他处处让三分，惟独杨仪却偏偏不买他的帐，老是同他争长论短，这当然要引起他的不快，久而久之，双方竟“有如水火”。“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三国志·蜀书·费祎传》)因此，当诸葛亮病逝，由杨仪统兵撤退，要他断后时，他再也按捺不住不满的情绪，竟然失去了理智，忘记了大敌当前，三军新失统帅，亟需加强团结，稳定军心，却非要同杨仪见个高低。不管魏延可以举出多少理由，这种先小忿而忘大局的行为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当然也是不得人心的。所以，尽管他一向“善养士卒”，到了这个时候，却是“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魏延传》）魏延一下子成了孤家寡人，只好带着儿子逃跑，终于丢了老命。半世威名，毁于一旦，铸成了千载悲剧。
魏延死后七年，即后主延熙四年(241)，蜀人杨戏著《季汉辅臣赞》，给魏延下了这样几句评语：
文长刚粗，临难受命，
折冲外御，镇保国境。
不协不和，忘节言乱，
疾终惜始，实惟厥性。
这段赞语，肯定了魏延“折冲外御，镇保国境”的功劳，叹惜他不能善始善终，指出根源在于他那“不协不和”的性格。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所以，人们有理由说魏延并未背叛蜀汉，但也同样有理由说他的悲剧是咎由自取。
不过，我们还应该看到，对于魏延善始而不能善终的悲剧，身为统帅的诸葛亮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首先，诸葛亮对魏延的使用确实不像刘备那么放得开手。刘备在世时，虽然手下良将众多，却一直把魏延视为特达卓异之才，委以方面之任，让他长期镇守汉中，屏障益州，可谓用之不疑。而诸葛亮呢，尽管北伐时良将寥寥，可与魏延颉颃者几乎没有，但他对魏延总是不那么放心，既不认真考虑魏延的重要建议，也不愿让魏延分兵而进。这种颇有保留的用人态度，自然要使心高气傲的魏延感到不快，不能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可悲的是，诸葛亮与魏延并无私怨，他的忠诚勤谨、光明磊落、严于律己、赏罚公平，都是举世公认的；他也比较注意选贤任能，培养了一些人才。但是，可能正是由于他律己甚严吧，他在衡量和使用人才时，不知不觉地比较偏爱那些稳重温驯、谨言慎行的人；而对那种颇有才干而锋芒毕露的人，对那种优点突出缺点也明显的人，对那种好提意见时有牢骚的人，总是不那么喜欢，往往不能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长处，对魏延就是如此。对于最高统帅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片面性，也是诸葛亮不及刘备之处。
其次，在处理魏延与杨仪的矛盾问题上，诸葛亮虽然“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三国志·蜀书·杨仪传》)，却一直未能采取妥善措施，眼看着二人由日常意气之争发展到尖锐对立，“有如水火”的地步。尽管他在主观上“不忍有所偏废”，但由于魏延常在前锋迎敌，而杨仪一直在身边办事，对二人倚重的程度实际上还是有所不同。特别是在他临终之时，如果把魏、杨二人叫到一起，晓之以大义，托之以后事，二人的矛盾即使不能涣然冰释，至少也可以暂时缓和一下。遗憾的是，诸葛亮仅仅把杨仪、费祎、姜维等人找来安排后事，却把魏延排除在外，只是留给他一个“断后”的命令。既然魏延身为第一号大将，这样做显然是不大妥当的。魏、杨矛盾的激化，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今天，我们越是敬佩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就越是为他没有处理好魏延问题而惋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魏延的悲剧多少反映了蜀汉政权人才不盛，难乎为继的悲剧。（待续）
作者简介：沈伯俊，1946年4月生于重庆，原籍安徽庐江。197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1980年参加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收研究人员考试，以四川省文学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历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南开大学教授、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理事、四川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系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四川省专家评议（审）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长期研究明清文学，主攻明清小说。主要著作有：《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合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三国演义辞典》（合著，巴蜀书社1989年6月）、《校理本三国演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巴蜀书社1993年11月）、《三国漫谈》（巴蜀书社1995年2月）、《三国演义》评点本（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三国演义》新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2月）、《罗贯中和〈三国演义〉》（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三国漫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西游记》校注本（岳麓书社2002年8月）、《图说三国》（主编并撰文，成都地图出版社2004年3月）、《沈伯俊说三国》（中华书局2005年12月）、《赏味三国》（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6年8月）、《神游三国》（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6年12月）、《三国演义大辞典》（中华书局2007年7月）、《罗贯中与〈三国演义〉》（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7年11月）、《你不知道的三国》（文汇出版社2008年1月）、《三国志通俗演义》校注本（文汇出版社2008年4月）、《三国演义（名家批注图文本）》（凤凰出版社2009年6月）等。校点《后水浒传》、《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等6部明代小说。选编《〈水浒〉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94年3月）。发表学术论文210余篇，短评、札记、随笔等230余篇。其中，《三国演义辞典》已在日本出版日文版，在韩国出版韩文版；《三国漫谈》亦在韩国出版韩文版；几种《三国》整理本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沈本《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代表了新时期《三国演义》版本整理的最高水平”。被国内外同行誉为“权威的《三国》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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