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9年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对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大为下降，女真族的后金政权开始强大起来。1627年，后金君主皇太极遣兵入侵朝鲜，朝鲜被迫与后金议和，与后金结盟。但是，当时朝鲜由亲明的西人派执掌政权，依然保持与明朝的关系，收留明朝战败逃至朝鲜的将领，对后金持敌对态度... ...
1636年至1637年之间的“丙子虏乱”，皇太极部队的铁骑就再次到访朝鲜，并虏获了朝鲜的君主李湨和他的哥哥李溰，之后，这两兄弟在京城做了很长时间的俘虏。此时，具有高度发达的儒家文明、以“小中华”自居的朝鲜则成了大清朝的附属国。朝鲜虽然屈服于清朝的统治，但是，朝鲜人对清朝非常反感，称呼清朝为“胡虏”。
后来，这两人被多尔衮召见，不久的1644年11月9日，这两人被遣返回了朝鲜，清政府还很友好的减少了朝鲜每年需要进贡的货物数量。第二年，在大清朝做了很久人质的的世子终于返回本土，跟随世子回来的清朝使者要求朝鲜的李氏家族出城叩拜迎接，于是，有些忠于明朝的朝鲜臣子对清朝心怀怨恨，不知什么缘故，之后，李湨在宫中被人毒害。
李家人都讳莫如深，因怕被多尔衮降罪，都心照不宣的只字不提，上奏给多尔衮只说是因病身亡。
李湨在清朝当了十年的人质，目睹了明朝灭亡和清朝兴起的整段历史，了解朝鲜同清朝的政治格局。李湨去世的事，多尔衮难以置信，但是，朝鲜那边一口咬定是因病暴毙身亡，他也没有办法。为表纪念，多尔衮追封李湨为朝鲜世子。
为了缓和两国关系，清朝释放了人质，减少了每年的岁贡。之后爆发的两场战争，使得这些政策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甚至，朝鲜因此对清朝深恶痛绝，民族仇恨的种子也被深深的埋下了。本来对于朝鲜来说，明朝灭亡清政府上位，是一个很好的改善对外政策的契机，但是，有一些反清分子利用朝鲜民族的仇满心理从中挑拨，成了两国关系缓和的毒瘤。
并且，朝鲜视清朝为“犬羊之国”，把清政府比喻成不法的入侵分子，蔑视清朝皇帝，甚至，他们的内部公文都使用的是崇祯年号。在清末，朝鲜依旧有少数人在使用崇祯年号，不难看出朝鲜民族的内心对于清朝是很抗拒的。朝鲜的大臣们认为：“朝鲜族几百年来，为大明朝效力兢兢业业，明神宗对朝鲜人民有再造之恩，有情有义，如再生父母。”
甚至，李朝孝宗一直把复兴明朝当做自己的任务，并提出要北伐，他对群臣说：“这是最好的报答明朝的机会。”李朝孝宗首先进行了北伐前的准备工作，扩充军队准备作战。每个军队都增添了很多人，都城御军增加后有两万多人，禁军也有一千多名，统一改为骑兵，并增加了大炮攻坚部队。还计划增加一万名都监军，两万名御军，但是由于财政紧张这些计划未能实行。
李朝君臣确信“胡人无百年之运”的儒家格言，李氏群臣认为地震、彗星等都预示着清朝灭亡，并对所有反清势力抱以重望，暗中准备联合这些人一起讨伐清政府。台湾的郑成功向日本表达自己想要与其合作伐清复明的意图，朝鲜自然很看好日本和郑成功的合作，甚至，想要派兵前往支援。
但是，朝鲜对于清政府来说，只不过是弹丸之地，朝鲜财政支撑不足，军事力量薄弱，北伐之路坎坷，实施起来难度很大。再说，清朝刚刚崛起，顺治和康熙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全国上下一片和睦景象，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一片大好趋势，朝鲜族所期盼的清政府覆灭的愿望也一直没有实现。
再后来，台湾地区也被清政府统一，明朝最后的残存势力也消失不见了，从而，影响中原、朝鲜、日本三国的一切不确定因素也全都消失，自此，朝鲜的北伐计划也落下了帷幕。可以说，朝鲜没有实际的参加过中国的内部战争，也没有成功的和日本合作侵入中国领土，冒犯正处于繁盛时期的清政府强权势力。
从另一方面想，虽然，朝鲜的反清复明的计划没有成功，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没有“引火上身”。北伐虽然没有顺利进行，但是，使得原本经济羸弱的朝鲜更加脆弱，清朝与朝鲜关系也进展缓慢，朝鲜的反清分子不想肯定在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是大有作为的，甚至，全面拒绝了外来的中国文化。
在明朝灭亡后，朝鲜王室还一直在举行各种追思明朝的活动，不忘焚香望阙之礼。在明朝灭亡六十周年的时候，肃宗甚至以太牢祭祀崇祯皇帝，又设立“大报坛”祭祀神宗皇帝。可以说，这种祭祀明朝皇帝的活动每年都会举办，一直到朝鲜李氏王朝的结束。朝鲜虽然痛恨鄙视清朝政府，但是，每年要进贡的物品并不会少。
朝鲜的反清复明的计划也都是在暗地里策划，就连北伐都没有见光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清政府更是丝毫没有察觉这些异样。但是，两国之间的交往一切都是以利益为大，加之，清政府一直在为两国友好努力，做了种种措施，台湾被清政府收复后，中国与朝鲜的关系自此进入稳定时期。这里，我们反观朝鲜与清政府的政治问题，依旧可以给我们今天的外国邦交带来启示。
『《朝鲜王朝实录》、《宫中残酷史：花儿的战争》、《丙子虏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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