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家佛樂
絲綢之路傳來的佛教音樂
作者：田青，中央文史館館員、音樂學家
講到“絲綢之路”，中國人首先會想到西漢時期中國偉大的探險家張騫，他奉漢武帝之命出使西域，把這條實際上早已被商人與僧侶們走出來的路正式“開通”。
但是，“絲綢之路”帶給中國以及世界最大的影響與收益，卻不僅是物的交流，更多的是心的交流和文化的交流，比如佛教的東傳與亞洲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音樂交流。
眾所周知，“絲綢之路”上的音樂交流在歷史上曾極大地促進了沿線國家和民族的音樂文化的繁榮，構建了歐亞大陸的音樂版圖。中原漢文化與以西域為主的各民族文化的交流，直接促成了唐代文化的高度發達，並深刻影響了東亞的許多民族的音樂文化。
比如隋唐燕樂，無論是“九部樂”還是“十部樂”，其中所包含的“西涼樂”“龜茲樂”“天竺樂”“康國樂”“疏勒樂”“安國樂”等，都體現了“絲綢之路”繁盛時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頻繁與巨大的成果。
隨著歷史的變遷和文化的發展，今天中國的民族民間音樂已經與那個時代的音樂文化相距甚遠，除了琵琶、嗩吶、管子、二胡等外來樂器在全面華化後繼續流行外，幾乎看不到當年“絲綢之路”上音樂交流對現實的影響。
張騫從“絲綢之路”上帶回的最重要、也是唯一的禮物，是一首樂曲。《晉書•樂志》中有一段重要的記載：
“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
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俱存，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
根據這段記載，當時張騫曾在長安傳授他滯留西域時所接觸到的“胡曲”，但只有一首《摩訶兜勒》。漢政府的首席音樂家李延年根據這首“胡曲”創作了“二十八解”軍樂，一直到後漢時還用來給邊將揚威，“萬人將軍”方可使用。但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俱存，只能找到《黃鵠》等十曲了。
“摩訶”在梵文裡是“大”“偉大”的意思；“兜勒”，有人懷疑是蒙古語中的“道”，即“歌”“曲”的意思，如蒙語中的“烏日圖道”“潮林道”。依此說，“摩訶兜勒”可解釋為“大麴”。
周菁保更懷疑兜勒即吐火羅，認為“摩訶兜勒”可解釋為“吐火羅地方流傳的一種樂曲”。“兜勒”的另一個解釋是人名。吳支謙譯《佛說義足經》中有《兜勒梵志經第十三》一品。
假如《摩訶兜勒》是這樣一首內容的音樂，歷經兩千多年的風雨，還有可能尋覓到它的影子嗎？
1984年，王耀華曾專門考察此問題並發表了《福建南曲中的【兜勒聲】》。“南曲”即泉州南音，是中國最可靠的流傳至今的古代音樂，2009年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
在清咸豐年間刻本《文煥堂指譜》中，許多重要的音樂歷史信息和古曲的面貌被比較完好地保存了下來，例如，在其三十六套“指譜”中，有許多與唐《教坊記》中記載的唐代曲名同名，如《舞霓裳》、《後庭花》等。更珍貴的是指套中還有一套是【照山泉•兜勒聲】《南海觀音贊》。
《南海觀音贊》是保存在南管指套中的一套佛曲，包括其主體部分的“讚詞”和最後的“結咒偈語”。《南海觀音贊》以【寡北】門頭演唱，唱奏時通常會加入鐃鈸、響鐘、木魚等法器，較異於一般南管樂曲的唱奏，是典型的佛曲風格。
其使用的曲牌【照山泉•兜勒聲】中的“兜勒”二字，更為目前中國音樂文字所僅見，雖然南音的老藝人都不知“兜勒”二字作何解，也不知其來歷，但其讚美觀音菩薩的內容卻無可懷疑地說明這是一首佛曲。
當然，南音中的【兜勒聲】是否就是張騫帶回的那一首《摩訶兜勒》尚須繼續研究，但從“絲綢之路”上傳來的佛教音樂曾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的音樂，併為中國音樂的繁榮做出巨大的貢獻，卻是毫無疑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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