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三月的一天陝西省臨潼縣零口公社西段大隊發掘出了一個不一般的“古物”，這是一件青銅器，似乎非常古老。
造型上看呈圓形，有侈口、獸首、雙耳垂珥、鼓腹、圈足器身下還連鑄著方型底座，器身上刻著上古時代的饕餮紋，整個青銅器全高28釐米，口徑22釐米，重7.95千克，內部還刻著銘文。
這件青銅器的發現舉世矚目，它就是我國目前所知的西周時期出土的最早的青銅器——“利簋”，原藏於臨潼縣文化館，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一、利簋簡介
“利簋”內底部鑄有銘文4行32字，保存了武王伐商的珍貴歷史資料，是國家首批64件禁止出國展出珍貴文物之一。簋音gui上聲，是先秦時期的食器，本字隸定為“皀殳”經籍通常寫作“簋”。
自宋代以來，都將“皀殳”稱作“敦”而將“敦”稱作“彝”，被稱為“簋”的實際上是“盨”。到清代金石學家陳介祺才開始分辨出真的“簋”，而直到近代學者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才將從宋代開始就含混不清的幾種青銅器分清楚。
簋在先秦時期除了作盛放煮熟的黍、稷、稻、梁等飯食之外還作為禮器使用。尤其是在西周時期，按照周禮所規定的，簋在祭祀和宴饗當中以偶數組合並奇數組合的鼎一起配合所使用，規格上看天子用九鼎八簋，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元士用三鼎二簋，出土的簋也多以偶數組合被考古所發現。
從考古發掘的情況上來看，簋最早出現在商代中期，到商代晚期逐漸增多，西周時期簋的數量非常多，這和青銅器冶煉技術的進步密不可分。西周早期的簋的造型和商代差不多，到中期之後變化開始越來越大而且造型也越來越豐富，到周代晚期又逐漸趨於定型化。
現今發掘的周代青銅簋有很多，諸如利簋、令簋、免簋、天亡簋等都十分知名。按青銅器命名的習慣和原則，由於“利簋”原是被周王室賜給“右史利”的銅而由“右史利”所打造因此命名其為“利簋”。由於利簋發現在西周最早，所以還享有西周第一青銅器之名。
二、利簋的銘文
利簋的製造人“右史利”右史是他的官職名，利是他本人的名字，關於這個人我們在史書中找不到有關他的信息，但從銘文記載的情況上看，應當是參與牧野之戰的隨從人員，從官名上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利應當是周人專門負責記事的史官。
利簋上鑄刻的銘文即是我們所知的金文，因為刻在青銅器上而得名是中國最早的文字之一。刻有四行32字，有說33字的疑是將首字拆成武王兩個字來解讀了，根據金文閱讀順序我們一點點看這篇只有32個字的銘文都記載了什麼大事。
利簋銘文的第一個字寫作“珷”是周武王發的專用字，後世學者受王國維、郭沫若等人觀點影響也多認為諸如利簋所見“珷”等王號應該是生稱諡號，故而周初王號生稱在學術界影響深遠，但亦有學者對此提出不同的意見，這裡我們暫不詳述了。
利簋銘文據學者隸定現已經被識讀，為方便閱讀直接選取譯後銘文，部分通假字原字未列入其中，全文如下：
珷徵商，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夙又商。辛未，王才管師，易又吏利金，用乍旜公寶尊彝。
其實從譯文上大致上可以看出利簋銘文具體寫的就是王如何賜給利金作器的背景。我們深入著一點點解讀，第一句就提到了一個很重要的線索，就是武王伐商的時間，這一天在甲子“氵龺”，“氵龺”通朝指清早。
所以很顯然武王伐商在西周早期青銅器裡就記載了是在甲子日清早這一天，而《尚書·牧誓》中提到的“時甲子昧爽”，昧按馬融解為天未旦，《說文解字》也解釋昧爽是旦明也，所以“時甲子昧爽”指的也是甲子日的清晨，這和利簋記載的“甲子朝”一樣也是符合王國維先生提出的二重證據法。
歲指歲星也就是我們今天稱的木星，鼎這裡作當、正當的意思將。古人發現歲星十二年一周天，所以用歲星紀年，而歲星是否當位也被古人視為判斷吉凶的徵兆，“歲星所在，利以伐之也”可以看出伐紂當天是做過一定程度的“占卜”的這與武王初次出征復還可相印證。
而這和後的一句由於晦澀古奧，扞格難通，各家在句讀、解讀等方面分歧極大，聚訟紛紜，至今猶莫衷一是。這裡為求解釋清楚採用李學勤先生等人的觀點來解釋。
按此說克昏夙又商指的是在一夜之間佔有了商，克指能夠，昏夙是黃昏到天亮，又通有指佔領，商在這裡應該指大邑商。連上前文利簋的銘文上半篇內容講了武王伐商在甲子這一天的早上到了商郊牧野，觀天象木星處於合適的位置所以發動了討伐商人的戰爭，經過了一夜的最終佔領了商王國。
這和《史記·周本紀》中所描繪的內容也正好印證，同時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在天文上對於歲星的推斷牧野之戰應當發生於公元前1044年1月9日。
利簋銘文的後半部分相比於前半部分就很容易理解了，辛未這一天，正好是甲子日後的第八天。武王在管師，金文裡才通在，管師是地名現據學者考證可能是河南省鄭州市。
易通賜作賞賜之意，又通右吏通史，又吏即是右史是利的官職，先秦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說法。最後一句乍通作，旜公是利的祖先，利做這個簋就是為了祭祀他的。用作譚公寶尊彝是周代金文中的典型辭例，大多數青銅器都以用作某公寶尊彝做結語。
所以後半部分的內容翻譯過來就是克商後的第八天武王在管師這個地方賞賜給當時擔任右史的利一塊銅，之後利用這塊王賞賜的銅鑄造了這個簋用作祭祀祖先旜公的禮器。到這裡關於利簋銘文就全部解釋完了。
三、有關利簋的其他問題
在解讀利簋的過程中也出現了許多其他的問題，諸如我們之前提到的在“歲鼎克昏夙有商”這七個字上學者們就在句讀。解讀等方面有不同的看法。
有解釋成“歲鼎克昏，夙有商”的，還有解釋成“歲鼎克，昏夙有商”的還有我們前面提的“歲鼎，克昏夙有商”，可以看出句讀的不同對於這句話的理解也有不同的差異。
再者就是前面提到的“生稱王名”的問題，因王國維先生以及郭沫若先生在學術界的地位，他們所支持的這一觀點在很長時間裡被作為學術共識，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才逐漸有學者對此說法提出異議。
例如就有學者指出宜侯夨簋、史牆盤的銘文，既有對前代先王的稱呼，又有對時王的稱呼，而前者都稱王號，後者則僅稱王，那麼利也有可能是在武王去世後的成王時代鑄造的這個簋，而武王克殷二年卒更是為這種情況添加了更多可能，所以珷這個字很可能是武王死後的諡號而非生稱。
對於西周初期是不是真的“生稱諡”以及相關問題還需要學界更多的研究和證明。
當然從總體上看利簋的發現對整個中華民族的意義都是非同一般的，像歲星的記載和夏商周斷代工程通過天文曆法聯繫起來探尋具體時間，與古籍相印證的歷史細節等等，還有就是在古文字學上也對金文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可以說利簋對於中華民族有巨大的意義。
利簋是先民古樸冶煉技術的結晶，是傳承者中華民族千年文明的珍寶，更是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象徵。
《尚書詮釋》、《尚書今古文註疏》、《商周古文字讀本》、《史記》、《中國青銅器》、《春秋左傳注》、《利簋為成王世作器考證》、《論生稱諡及諡法起源問題》、《西周銅器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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