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被称为“六朝古都”，实际上除了三国东吴、东晋、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南朝陈六朝以外，五代时期的南唐亦建都金陵，只不过南唐是一国而非一朝。今天我们在南京博物院中可以看到部分来自南唐二陵（即

烈祖李昪及其皇后的钦陵，中主李璟及其皇后钟氏的顺陵）的出土文物，比如下图中的舞姬俑和伶人俑：

这些展品中，有一种器物的造型特别“吸睛”。南京博物院分别称其为“人首鱼身俑”、“人首蛇身俑”和“人首蛇身俑”。这类陶俑在其他地区的博物馆中极少见，几乎可以称之为南京博物院的“特产”。其中人首鱼身俑的造型是这样的：

人首而鱼身鱼尾的形象如此特殊，颇具神秘感。这种造型的陶俑在帝王陵墓中也非常少见，只有南唐二陵出土，它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一）仪鱼：唐宋间的昙花一现

1963年，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发表《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大汉原陵秘葬经》收录于《永乐大典》，是一部完整、非官修的地理葬书。成书时代虽然较晚，但书中记载的古代葬俗可能保存了一些唐宋旧制。徐苹芳研读之后认为，唐宋墓葬中出现的人首鱼形俑就是《大汉原陵秘葬经》中的“仪鱼”，或者是《宋会要辑稿》记永定陵明器中之鲵鱼。

受此观点影响，很多学者直接以“仪鱼”来称呼人首鱼身俑。虽然由于可靠资料缺乏，徐苹芳的观点尚且存疑，但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仍把墓葬中呈人首鱼身状的神怪俑暂时称之为“仪鱼”。

就目前考古发掘所得来看，出土仪鱼并不算多。2013年时，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见“仪鱼”与葬俗传播》总结说全国只有三十多所墓葬中出土有仪鱼，共计47件，其中有10件出自南京的李璟陵。除了北京隋墓的一件仪鱼系出自扰土（很可能是原墓葬被破坏）以外，均出自墓葬之中，可以肯定

它是专为随葬所制的明器。

隋代大业元年（605年），仪鱼即出现于河北地区，唐代时流行于河北道与河东道（主要是今陕西长治），多出现于中下阶层的墓葬中，南方则极少发现。晚唐五代时期仪鱼在北方消失了，传播到南方后，在江苏和福建等东南地区比较流行，并开始出现于高等级墓葬。到了宋代，只有江西、湖北和四川等地有零星发现。

仪鱼的造型分为两类，一般把仪鱼分为流行于河东地区的A型仪鱼和流行于河北地区的B型仪鱼。北京隋墓中的早期仪鱼即为鱼身笔直的A型仪鱼，不过它在唐代流行的地区是河东地区而非河北地区。A型仪鱼在五代时期传播到南方地区，并在南唐达到了它的最高峰。

同为A型仪鱼，外观和精细程度的差别也很大。在徐苹芳札记中有五件仪鱼的图片，分别为：1、江西彭泽宋代刘宗墓出土；2、山西长治北石槽二号墓出土；3、南唐李昪陵出土；4、山西长治唐代王深墓出；5、南唐李璟陵出土。可以看出制作最精细的还是南唐二陵中的两件。

B型仪鱼的身体呈倒“S”形，表现为鱼身扭动状。出土B型仪鱼的墓葬主要分布在河北地区，目前南方从未发现过这一造型，可见基本没有向南传播。

北方发现的仪鱼都为陶质，受到地区工艺传统的影响，五代时南方墓葬中出现了木质的仪鱼，宋代景德镇地区还有瓷质的仪鱼。不过南唐以后，仪鱼的影响就不很大了，已经出土的47件仪鱼中，宋代的只占5件，宋代之后墓葬中就再也不见仪鱼，它完全退出了墓葬用品的行列。

（二）鱼崇拜：仪鱼的文化根源

人鱼结合的图像，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前的半坡人面鱼纹彩陶盆，这件陶盆目前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一彩陶盆实为瓮棺葬的棺盖，鱼可能是该氏族的图腾或神灵，图案意义应该是丧葬后的灵魂安慰与引导。之后，人鱼结合图像又出现于马家窑文化的鲵鱼纹彩陶瓶上。不过这一类人面、蛇身、双爪足的鲵鱼纹究竟来自何种生物，目前还存在争议。只能笼统认为这一纹饰以水生动物为原型，是原始崇拜的对象，具有神秘的力量。

先秦著作《山海经》中，陵鱼和氐人都是人面鱼身。《海内东经》中说，“陵鱼，人面，手足，鱼身，在海中”，《海内南经》说“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可见分布的地区、外部特征不尽相同。氐人是“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的后代，“能上下于天”，身份近于神灵或巫师。有学者认为，下图汉代画像石上的人面鱼身形象即为氐人，是仪鱼的直接来源。

此外，汉画像石的鱼车出行图等主题中有数量甚多人面鱼身形像，这类鱼车出行图中乘坐于车上的尊者，有认为是河伯的，有认为是墓主的。由于汉画像石本质上是一种丧葬艺术，无论是哪种，都说明鱼车出行、人面鱼身形象乃至于鱼的形象对于丧葬都有特殊的意义。

为何从远古到汉代时期，人们都乐于在墓葬中表现鱼的相关形象？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对鱼的生殖崇拜，祈求开枝散叶、多子多孙；二则由于先民们曾经以鱼为图腾、为神灵（比如河伯）而产生的原始信仰，可能会认为鱼类形象能够镇邪祛恶

；三则在唐宋时期，民间广泛流传着鱼引升天的故事。“子英乘鲤”见于西汉刘向《列仙传》，记载说子英养一赤鲤，“一年长丈余，遂生角，有翅翼”，后背负子英升仙。《太平广记》记载秀才白幽求曾在海中见仙人乘鱼或乘龟而行，亦记载唐人张镐之妻为道家女仙，后乘鲤升天而去。最著名的莫过于“琴高乘鲤成仙”的说法，《太平广记》引自《列仙传》：

“琴高者，赵人也，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琢郡间，二百余年。后辞入涿水中取龙子，与诸弟子期曰：‘皆洁斋，候于水旁，设祠屋。’果乘鲤来，坐祠中，旦有万人观之。留一月余，复入水去。”

唐代时，有许多诗人在诗歌中援引“琴高乘鲤”典故，可见这一传说的普遍影响力。皮日休说“琴高坐赤鲤，何许纵仙逸”（《太湖诗。投龙潭（在龟山）》），李白诗云：“赤鲤涌琴高，白龟道冯夷”（《九日登山》），陆龟蒙言：“东游借得琴高鲤，骑入蓬莱清浅中”（《高道士》），岑参道：“愿得随琴高，骑鱼向云烟”（《阻戎泸间群盗》），刘禹锡云：“羽化如乘鲤，楼居旧冠鳌”（《浙西李大夫述梦四十韵并浙东元相公酬和斐然继声》）。唐人对于乘鲤成仙的说法津津乐道，这是仪鱼出现在葬仪之中的文化基础。

此时再来看汉代画像石，就能感到也许汉代时鱼就已经和乘人升仙有所联系了。田春分析了唐宋时期仪鱼与汉代画像石人首鱼身形象（即氐人）的联系，他认为二者只有两个区别，第一，前者立体而后者平面，第二，前者卧姿而后者站姿，并举汉代徐州十里铺汉墓画像石中的一幅人鱼图像为例来说明二者之间具有直接的相承关系。二者在图像构成、应用场所、功能作用上都很相似，大约都有辟邪消灾和引导升仙的意义。

田春的观点颇有可取之处。但它为何单单流行于河北和河东地区，在唐末五代传播到南方地区之后又在北方消失等等情况，则需要更深一步的探索。

（三）南唐仪鱼：变在佛道消长间

南唐二陵中的仪鱼，其内涵应当与唐代河东道、河北道中的仪鱼相似，其主要意义在于两点：

第一，镇墓。出土仪鱼的墓葬，往往也伴随出土墓龙（单人首蛇身俑、双人首蛇身俑）等其他神怪俑，且摆放位置较为接近，似乎是一组镇墓的固定搭配。在北朝崔博墓葬中只有人首蛇身俑和匍匐俑，朝阳市中山营子村唐墓只有仪鱼与人首蛇身俑，都没有镇墓兽，大约仪鱼与人首蛇身俑即充当了镇墓兽。河北南和唐代郭祥墓中，仪鱼等几种神怪俑被摆放在镇墓兽之后，似乎表明了它的镇墓驱邪作用。

为何会以仪鱼、墓龙镇墓，有可能联系到鱼蛇之类的“不瞑目”特性。唐代高僧怀海禅师在《敕修清规·木鱼》中说“鱼昼夜常醒

，刻木像形击之，所以警昏情也。”唐代人将锁做成鱼形，用于宫门、屋门，称为鱼钥。沈佺期“气冲鱼钥九关开”（《奉和立春游苑迎春》），王维“鱼钥通翔凤”（《奉和圣制十五夜然灯继以酺宴应制》），说的即是宫门鱼钥。唐人丁用晦《芝田录》曰：“门钥必以鱼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义”， 仪鱼、墓龙可能有警醒不倦的意义。

第二，引导升仙。在出土仪鱼中有一个特殊现象，即仪鱼颜色往往为红色。河北文安麻各庄唐代董满墓（673年）仪鱼，身呈浅红色；山西长治范澄墓（660年）仪鱼，周身涂红；山西长治唐王深墓（679年）仪鱼，身绘朱彩；山西长治北石槽三号墓（704年）仪鱼，红色，福建漳浦县唐墓，身涂白色再朱绘细部。凡此种种，不能不使人想到前文所叙的“琴高坐赤鲤”故事。此外，山西太原南郊金胜村3号初唐墓所出A型仪鱼，头上有角，“鲤有角，龙也”，《秘葬经》记公侯卿相墓中于棺东安置仪鱼（虽然实际上仪鱼布置位置比较随意），东方为青龙之位，也隐约说明了仪鱼与升仙之间的联系。

不过，南唐时期帝陵中的仪鱼应该还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南京南唐二陵共出土仪鱼13件，其中李昪（889-943）钦陵后室出土3件，李璟（916-961）顺陵前室出土10件。两位帝王下葬时间相差不到二十年，但仪鱼的外形已经发生了比较重大的变化：

李昪钦陵仪鱼，戴道冠式帽，鱼身脊骨突出，鱼翅不显著。

李璟顺陵仪鱼，都不戴帽，鱼身脊骨不突出，鱼翅显著。

年代早于李昪钦陵的寻阳长公主墓也出土有仪鱼，虽然与李昪钦陵仪鱼的材质不同，但也戴帽。那么，戴帽或者不戴帽，究竟在表达什么？

李昪钦陵仪鱼头部形如道士，而李璟顺陵仪鱼形如光头僧人。这很可能意味着在943年至961年间，南唐的宗教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短短20年间，统治阶层的宗教倾向从崇道到信佛，这才导致了仪鱼形式的变更。

南唐是五代十国中较为强大的国家，建国之时，自命为继承李唐正统，而李唐王朝为了表现自身应天顺命，竭力将皇室与道教教主老子联系起来。高祖李渊以老子为祖先，太宗、高宗也肯定了道教的优先地位，高宗还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有唐一代，唐皇室都通过尊崇道教来提高皇权，南唐李昪亦如此。当时南唐大刮崇道之风，道士大受宠幸，得以出入宫廷。著名道士聂师道有一位弟子王栖霞隐居在茅山，李昪请他到金陵，以访询为政之道。李昪之死，与好道服丹有很大关系。陆游在《南唐书》中说：

“烈祖尝梦得神丹，既觉，语左右，欲物色访求。而守冲(潘扆)适诣宫门，献丹方，扆亦以方继进。烈祖皆神之，以为仙人。使炼金石为丹，服之多暴怒。群臣奏事，往往厉声色诘让。尝以其药赐李建勋，建勋乘间言曰：`臣服甫数日，已觉炎燥，此岂可常进哉?'烈祖笑曰：‘孤服之已久，宁有是事?’谏者皆不从。俄而疽发，遂至大渐。临终谓元宗曰：‘吾服金石求长年，今反若此。汝宜以为戒也。’”

李昪虽然不是佛教徒，却并不排斥佛教，他能够包容佛教并为政权服务。陆游《南唐书》中亦说，李昪大造宫殿之后，为工匠役夫死者作无遮大斋七会，以求荐福。到了李昪晚年，也许是对道教方术发生怀疑，也可能是受江南佛教流行影响，他将“形态衣着似须菩提”的溧水大兴寺桑树生木人迎置宫中，奉事甚谨（见陆游《南唐书》）。从此佛教正式进入南唐宫廷。

除了末子景逷，李昪诸子俱崇佛。李璟即位后，金陵佛教空前繁盛。李璟喜好高僧相往来，迎请文益禅师到金陵入报恩禅院传法，后住清凉寺并圆寂于此，谥号大法眼禅师，法眼宗由此得名。他广建佛寺，把少时在庐山所建的读书台捐为寺院，赐名开先寺，国危时还专门去开先寺听绍宗禅师说法。受李璟影响，百官都崇佛茹素。

李璟因国势衰颓，为谋后路而迁都江西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北宋建隆二年（公元 961 年）抑郁而终，遗命留葬洪州。而继任者李煜不忍，将其移葬金陵。李煜大肆奉佛，其虔诚比李璟尤胜。百官亦争相与僧人交接，顾闳中所画《韩熙载夜宴图》里，由于韩熙载喜佛，僧人段德明亦在夜宴贵客之中。马令《南唐书》说：“南唐有国，兰若精舍，渐盛于烈祖、元宗之世，而后主即位，好之弥笃，辄于禁中崇建寺宇，延集僧尼。”

因此，南唐的佛道势力消长正是在李昪和李璟之间。愈加崇佛的李煜为李璟建陵，将道士相仪鱼替换为僧人相仪鱼，也就可以理解了。

（四）尾声

宋代以后，人首鱼身俑就再未见于墓葬之中，但它是否就此消亡，还不能确定。

在内蒙古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中分别藏有一件辽代（907-1125年）白釉鲛人龙首提梁壶（大英博物馆称之为人首摩竭形壶）。内蒙古博物馆藏品系1976年出土于巴林左旗乌兰套海苏木辽遗址，大英博物馆藏品来自内蒙古林东窑，1937年入藏。两壶外形极相似，均为少女头像，有鳞有翅，脊上有莲瓣型壶口，头的后部与鱼形尾之间有桥形提梁。大英博物馆中国馆馆长、汉学家霍吉淑在《大英博物馆中国简史》中认为，美人鱼并非中国传统形象，这个具有羽翼的造型可能与唐宋时期壁画中佛教飞天形象有较密切的关联，她们都有祥和的面容和紧扣的双手。

不过，当第一眼看到这两件人首瓷壶时，如果不考虑它很可能已经是日用器而非明器，我们会感到它是唐宋时期仪鱼的继承。也许在将来会有更多的仪鱼资料出现，届时我们对仪鱼的规格形制、功能作用、文化内涵就能有更深的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