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於城市信用社、脫胎於城市合作銀行，歷經40年的風雨洗禮，城商行從無到有、從弱到強。134家城商行、36萬億元的資產規模是城商行體系帶給我們的最直觀感受，不過在前進的道路上，熱衷壘大戶、不良率攀升、內部管理薄弱等風險不斷顯現。這也引發監管機構的“敲打”，銀保監會城市銀行部主任凌敢近日撰文指出，城商行要杜絕一味追大求快的發展理念，建立完善長短結合、激勵相容、重視合規的激勵約束機制。
不良率陡升
根據銀保監會數據，截至2019年6月末，全國共有134家城商行，總資產達到36萬億元，這一數字是2003年末的近25倍，佔銀行業金融機構比例為12.78%；今年上半年城商行實現淨利潤1454億元，淨息差2.09%。在規模不斷擴張的同時，城商行也在加緊上市步伐。33家A股上市銀行中，城商行佔比近四成。
但是在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環境下，城商行資產質量面臨進一步惡化的挑戰。銀保監會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6月末，城商行不良率上升至2.3%，較一季度末的1.88%上升了0.42個百分點，這也是自2009年以來城商行不良率第一次上升至2%以上。
例如，在上市銀行中，鄭州銀行6月末的不良率處在2.39%的高位，青島銀行、晉商銀行的不良率分別達到1.68%、1.71%；非上市銀行中，截至今年6月末，吉林銀行、湖北銀行的不良率分別為2.86%和2.01%。富滇銀行截至2018年末不良率為4.25%，較2017年末增長2.35個百分點，今年3月末該行不良率升至4.3%；根據聯合資信評估有限公司的評級報告顯示，本溪銀行3月末的不良率升破7%。分析人士指出，城商行整體不良率上升至2%以上，與城商行所在區域經濟下行的影響有關。民生銀行研究院研究員李鑫表示，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不良率上升很正常，特別是城商行經營較侷限，無法在全國範圍內分散風險，所以對局部的經濟下行、金融風險更敏感。
蘇寧金融研究院院長助理薛洪言認為，不良率攀升是實體經濟持續放緩等外部環境惡化的必然反應，只要銀行自身戰略層面不冒進，不良率的緩慢上升就不會構成威脅。未來一段時期內，不良率的緩慢上升仍將成為趨勢。
內控治理混亂之憂
相較於銀行壞賬，公司治理一直是城商行改革轉型的核心。因收拾爛攤子而生，城商行“繼承”了城市信用社經營管理不規範、經營基礎薄弱等問題，金融風險事件、金融腐敗事件不斷顯現。
今年5月，包商銀行因大量資金被大股東違法違規佔用，形成逾期，長期難以歸還，導致出現嚴重的信用危機，觸發了法定的接管條件被依法接管。錦州銀行日前也引入了工商銀行、中國長城資產、中國信達等戰略性投資者，來化解銀行流動性風險。
除了公司治理亂象令人大跌眼鏡外，城商行高管接連被查也引起關注。據不完全統計，今年以來已有20餘位銀行中高層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涉及董事長、行長、副行長等職位，被查高管所在銀行包括棗莊銀行、煙臺銀行、長沙銀行、溫州銀行、徽商銀行等多家城商行。
北京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工程系教授劉澄表示，這本質上來源於城商行的改制不徹底，存在著很多的管理薄弱、用人環節的不規範等問題。如果城商行解決不好這些問題，可能會成為未來發展的重大障礙和隱患。城商行要有高起點，藉助先進的理念，學習經驗，真正地辦成服務地方經濟的規範銀行。
杜絕“攤大餅”模式
在互聯網時代，科技手段曾被視作城商行發展的重要抓手，能夠降低經營成本、可以挖掘到一些新業務。不過，部分城商行天生羸弱，金融基礎設施較為落後，未來應因地制宜建立科學經營發展機制。“城信社改制過程中，部分區域的城商行依靠行政力量推動組建，僅僅是改了名字、換了牌子，基礎薄弱，歷史包袱沉重，發展存在先天劣勢。和其他類型商業銀行相比，城商行不具備制度優勢，發展空間相對有限，競爭壓力較大，單體機構抗風險能力較弱。尤其是城商行多數位於中小城市，吸引人才存在短板，金融基礎設施較為落後，利用金融科技成本較高。”凌敢指出。
城商行在尋求突破和創新的過程中都應重新審視發展的根基，確立自己的發展方向。凌敢表示，城商行要杜絕一味追大求快的發展理念，建立完善長短結合、激勵相容、重視合規的激勵約束機制。
薛洪言表示，中國銀行業一直沒有擺脫規模導向，大才成功、大即是強的理念被很多銀行高管層奉為圭臬，城商行由於規模小，更易受到規模導向影響，一味求快求大，忽略了基礎能力的建設夯實，抗風險能力差。尤其是銀行業開展金融科技轉型以來，個別城商行藉著助貸的東風，規模增長突飛猛進，但自身風控能力、內部管理及資產處置能力跟不上，一旦出現批量性逾期，將對銀行經營帶來很大挑戰。“城商行規模小，且與區域經濟密切捆綁，切忌盲目追逐風口，應立足地方，尋找特色，突出差異化。”薛洪言補充道。北京商報記者 孟凡霞 吳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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