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与英国军事实力对比
19世纪40年代清朝正规军在80万人左右，包括20万八旗兵和60万绿营兵，然而清军极为分散，驻防于全国各地，用于防止和镇压民众叛乱并维持社会治安，兼具军队和警察的功能。英国侵略军最多时有两万人，在东南沿海与清军交锋时，两方参战人数大体相当，英军有时还占优势。
军队人数不是战争中清朝一败涂地的重要因素。英国的军事战术、武器装备和人员素质已经进入热兵器时代，战争经验丰富。清朝士兵仍大量使用刀枪弓等冷兵器，他们的火器质量差，其制造技术、工艺，甚至使用方法都已过时。清朝的炮台只能对付海盗，不能有效抵御英国战舰和陆军的炮火。清军军纪废弛，指挥官和普通士兵都未经过近代战争的洗礼，强烈密集的火炮攻击能给清军造成严重的心理恐慌，进而导致溃逃。
能干忠臣林则徐的局限
林则徐虎门硝烟，英国损失极大，驻华商务总监义律游说英国国会报复中国。1840年6月下旬，英国远征军到达广州海面，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林则徐禁烟有功，但带来了战争，这是道光帝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遭革职。当时舆论和后世研究多认为，如果道光帝能任用林则徐这样有能力的主战派，清朝未必输掉鸦片战争，这又进入了本书强调的忠奸模式——如果奸小无从妨碍，忠臣能够效力， 君民上下一心，对付桀骜不驯的“蛮夷”，清军定能杀他个“片帆不归”。
能干忠臣林则徐也生活于天朝上国的文化与体制之中，傲视鄙视诸夷。林算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对是否会有战争的判断却是大错特错。战前林则徐坚信，不断出现于中国海域的军舰不过是与义律勾结的武装商船，而非英国政府派出的军队。林则徐对海战攻防的认识也未脱离已落伍之传统战术，比如加多炮台、增厚城墙、火船袭击、登舰攻敌。林以为这些手段就足以应敌，完全想象不到不到英军船坚炮利到何种程度，更不知英国陆军同样战术先进火力强大 。
林则徐作为文臣，对其军事素养当然不能要求过高，但满清其他文武大员对近代战争的理解也不比他高明。
剿敌与抚敌：谎言与现实
清朝对付外夷的策略，主要是剿和抚，所谓抚就是不使用武力，诉诸安抚和笼络。道光帝最初定下抚敌策略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英军舰于海上来往奔突，而清军要在几千里的海岸线部署防御，难以速胜，战事会长期拖延；第二、国家财力经不起消耗；第三，英方的要求在于贸易和“诉冤”。这第三点考虑大大低估了英国的胃口。
在资质平平的“万邦之主”道光帝看来，化外之邦的英夷竟然提出割让海岛、平等外交和赔偿等非份要求，不可理喻，他也就没有重视。
道光帝所能做出的妥协（恢复通商、部分赔偿英国商人损失等）最多也只达到了英国人的最低要求，因此抚敌必然失败。南下广州的钦差大臣琦善无法与英国全权代表义律达成任何有效协议，1841年1月英军攻下珠江口最靠海的沙角和大角炮台后，道光决定全力攻剿。剿夷主将奕山和杨芳意识到清朝的水师和炮台根本不敌英军，因此同琦善一样靠谎言过日子。奕山和杨芳无中生有、扭曲夸大，编造种种胜绩，道光帝完全蒙在鼓里，以为剿夷胜利在望。
为什么这些大臣不敢以真相告知道光？在当时信息闭塞和盲目自大的氛围里，天朝大多数人包括道光帝都持有近乎幻想的信念：泱泱大清只要一致对外，不可能打不过区区“岛夷”。 因此真相会令皇帝认为这些大臣要么怯敌、要么无能、甚至受敌贿赂。
早在琦善谎言欺君之前，负责收复浙江定海的伊里布就谎话连篇，但他比较幸运，并没被很快拆穿。从伊里布开始，绝大多数参与对英战事的大臣，无论满汉，都以谎言蒙蔽道光，甚至偷偷违旨，采取更为现实而非理论上天朝本应如何的策略。随着战局急转直下，大臣们的谎言一个比一个惊人。谎言掩盖不住广州城外一个个炮台接连失守，1841年5月下旬，英军陆军在广州城北越秀山架起了野战火炮，准备炮轰广州，这时奕山举起白旗求和。
奕山同意停战条件之后，英军撤离广州。想象力丰富的奕山，居然能将广州战败编织成英军前来求和，道光帝竟然会相信，奕山还因退夷有功获得嘉赏，滑天下之大稽！清朝官军虽然一败再败，实际伤亡比例并不高，因为多是炮击之下一哄而散，当然也有部分官兵和将领血战直到阵亡，比如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
东南沿海清军连战连败
奕山极其幸运，英军从广州撤出，先后遭遇疾疫流行和两次台风，而义律因违背英国外相巴麦尊的训令被撤职，新任全权代表璞鼎查8月才赶到澳门，因此奕山的谎言得以维持3个月之久。然而璞鼎查带来新使命，决定北上给清朝更沉重打击，逼其接受上面提及的屈辱条款。
福建和浙江的封疆大臣颜伯焘和裕谦都是深孚众望的主战派官员，他们也确实有时间和资源加固厦门、定海（广州谈判期间被英军归还）和镇海等地的防御，然而他们仍是屡战不敌、丢城失地。英军武器装备固然先进，但他们的战术手段也行之有效屡试不爽——以舰炮正面攻击炮台和城市，陆军从清军侧后登陆，建立野战炮兵阵地，与海军联手合击。
纵使有琦善、奕山等人多次失败的战例在前，颜伯焘和裕谦及其手下的文臣武将仍然充满自信，不将英夷放在眼里，故而以大体相同的防御措施应对英军，然而还是一败再败。为何如此？在本书作者看来，一个深层的原因是清朝的官绅士子深受宋明理学的影响，相信制胜不在器物，而在“人心”，有脱离实际的倾向，技术、装备、战术等器物都不足为道，过度强调“理”性和“人心”。在激励人心上最努力的是两江总督裕谦，定海之战他手下三位总兵和多数兵勇壮烈牺牲，裕谦本人也自杀殉国。
道光帝为挽救败局派出扬威将军奕经，命令多省派军支援浙江。1842年3月10日，浙东反攻打响，但这场准备了四个月的反攻居然在四小时之内全部瓦解。战前战后，奕经和他之前的官员一样大肆捏谎，编造胜绩，推卸责任。
道光帝重新考虑妥协，不过他打算先剿再抚，由奕经主剿来获得谈判筹码，胜后则由新任钦差大臣耆英主抚（实际就是妥协谈判）。英国人已失去耐心，决定给清朝致命一击。1842年7月，英军驱舰进入长江，拿下长江和大运河交汇之处的镇江。清廷震惊，清朝北运的漕粮镇江一地占据三分之一，失去镇江，京粮告急。英军更进一步，直逼中国南方最重要的城市南京。此时道光帝放弃一切剿敌幻想，决定妥协，令耆英与英国交涉可以“便宜从事”。
南京条约：多米诺骨牌启动
南京条约无疑是一份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经济社会角度来看，中国开始被强迫纳入世界贸易体系，此后中国传统的生产模式遭到西方商品的冲击，沿海地区的民众生活大为受损。然而从更长期的角度看，南京条约客观上却也促进中国与世界发展趋势接轨，摆脱封闭落后的循环。
清朝无人具备国际常识、理解近代国家主权和外交规则，璞鼎查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抓住机会与耆英谈判，签订了一个比南京条约对中国主权更具破坏的虎门条约，而耆英还认为是为清朝挽回利益。通过虎门条约清朝损失的重大权益包括：（通商口岸）的关税自主权，对英国人的司法审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以及英舰进出通商口岸权，这些权益的丧失为日后中国与西方列强交涉埋下了各种定时炸弹。
美国、法国趁火打劫，派出军舰威胁恫吓，与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其实两国当时都不能与中国开战。此后，比利时、丹麦、瑞典和挪威等欧洲小国也毫不费力地攫取了英法美在华的条约权利。
鸦片战争后不久，日本也被迫向西方列强开放门户，但日本知耻后勇，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并反过头来欺凌曾经师从的文明。清朝却依旧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没有任何改变，清军将士的热血空洒白流！而当时或剿或抚的一众清廷大员包括林则徐，在战后也没有人深刻反省，寻找新思路。
幸好，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魏源、徐继畲和梁廷枬能“放下天朝的架子，平静地看待另一种文明”，他们的著作成为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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