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治度匪中二病
从史实的角度来说，孔夫子对这两位春秋霸主的评价并没什么大错，事实就是如此。
晋文公为回国抢夺国君之位，不惜违背伦常来讨好秦穆公：在秦穆公逼迫之下，他娶了既是外甥女又是侄媳的怀嬴为妻，两人还一起生下一儿子公子乐。为了富贵，作出这样的乱伦之行，也难怪孔夫子会批评晋文公做人不够正派了！不光是如此，城濮之战时，为了将秦、齐两个大国拉入己方阵营，晋人使尽了各种权谋手段：先是把曹、卫之田送给宋国，以加深宋、楚矛盾；楚军主将子玉为此被激怒，断然拒绝了秦、齐二国的求和，把这两个大国推入了晋国阵营。整个城濮之战过程中，晋人一步步设下各种陷阱，诱使子玉进入圈套而不自觉，最终楚人遭遇了一次惨败！晋文公权谋之术应用得如此娴熟，即便是在城濮之战后一举称霸东周，在孔夫子看来也觉得不够光明正大，当然就会评价晋文公是“谲而不正”了。
与晋文公相反，齐桓公的称霸就完全不同：柯地之盟时，齐桓公被鲁人劫持而被迫结盟，事后他却遵从盟约返还了汶阳之田；北燕国向齐桓公求救攻打山戎，齐桓公立刻出兵相救；卫、邢为赤狄所灭，齐桓公又帮助这二国在黄河东岸复国；楚国入侵中原诸侯，齐桓公又联合诸侯伐楚；周惠王想废嫡立庶，齐桓公又联合诸侯稳定太子之位……。齐桓公一生，存亡继绝、“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生堂堂正正，所以孔夫子才评价他是“正而不谲”。
然而，晋文公虽然小节有亏，但他对周王室却比齐桓公要尊敬得多：城濮之战前，他替周襄王平定了王子带之乱；城濮之战后，他立刻到王室献楚捷。城濮之战中晋文公多诡谲权变，是因为晋人硬实力远远落后于楚国：城濮之战时，晋人仅有七百乘兵马，远远落后于楚国；如果不以权谋来拉拢秦、齐两个大国，晋国军队根本就无法与楚军相抗衡！因而，晋文公虽然“谲而不正”，可在大节上却并无缺失。晋文公的诡谲，只不过是在晋国硬实力严重不足的前提下，被迫以权谋之术来弥补与楚国的实力差距罢了。
齐桓公称霸之时，在“千古第一相”管仲的协助下，在齐国推动了大幅改革，组建起了三军：共计三万人、达二千一百乘的强大军队！按管仲说辞，“君有此士也三万人，……，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国语·齐语》）因此，齐桓公称霸依靠的是齐国硬实力，他根本就无需依靠权谋之术来拉拢其他诸侯国——谁敢不服从齐国，就将他打服！可齐桓公虽说“正而不谲”，他的“霸道”也无人能出其右：伐楚之后，因为郑、陈二国使诈诱使诸侯大军向东撤军、造成联军损失惨重，齐桓公一方面两度伐陈，另一方面霸道地把郑国虎牢直接赏给了告密的申侯；因为齐桓公干涉王室立太子之事，竟然迫使周惠王要联合楚人来抗齐！能“霸”到周王室之上，齐桓公“霸道”威力之大，可想而知。
此外，在孔夫子评价晋、齐两国国君时，还必须考虑到孔子本人身份。孔夫子本来就是鲁人，在他所处年代晋国霸业衰微，对诸侯越来越傲慢；齐国虽然屡屡威胁到鲁国，但却未对鲁国造成大的伤害。
公元前529年，因为遭邾、莒两个东夷国投诉，晋人悍然扣押了鲁国正卿季平子；公元前518年，又因为鲁人伏击了不告而入侵鲁国边境的邾人，晋人又将鲁国卿士叔孙婼扣押在晋国，长达一年。晋人这两次扣押鲁国卿士之举，在鲁人看来都是维护了夷狄而抛弃了“诸夏”，是不可原谅之举。
在主张华夏正统的孔夫子眼中，晋人份量是否也因此而降低？
《史记·管晏》列传中曾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然而，即便孔夫子再怎么看不起管仲，却也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齐桓公虽然霸道，却退回了鲁国汶阳之田，且长期率诸侯抗击戎狄；晋文公再怎么尊王，不但在落魄时逃入狄国求狄人庇护，晋国历次对外征战都少不了戎狄军队的协助。
光就这点而言，在华夏正统观念浓厚的鲁国，孔夫子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也就不奇怪了。
欲云谈史论今
晋文公是春秋五霸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的霸主之一。他在周天子衰微、社会剧烈动荡之时，发奋图强，“为践士之会，修朝聘之礼，纳襄冠带，翼带天子”。对内，用礼、信、义治国，开创了晋的繁荣局面；对外，击败楚国，使之长期不敢窥视中原，稳定了中原诸国。 晋文公的功业“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孔子称：“民到于今受其赐。”唯此，孔子将之与“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峪的齐桓公并举，曰：“晋文公话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正”“谲”争论
继孔子为晋文公定下“谲而不正”的基调之后，后世学者围绕“正”“谲”二字产生诸多争论。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晋文公的“谲而不正”是指其以臣召君，不尊周王，不守周礼。 汉代经师郑玄注“谲而不正”时指责晋文公“召天子而使诸侯朝之”，并提及孔子对此的看法：“以臣召君，不可为训，故书日天王狩于河阳。”宋代刘敞更明言：“晋侯召王，以诸侯见，盖托于狩以至河阳也。孔子日晋文公谲而不正，此之谓也。”第二，晋文公用心不正表现在外交上常行诡诈，晋楚“城濮之战”即可为例。宋代的朱熹评价其：“虽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义执言，不由诡道，犹为彼善于此；文公则伐卫以致楚，而阴谋以取胜，其谲甚矣。”、赵顺孙则将朱子之意疏释得尤为清晰：“桓公责楚以包茅不贡及昭王不复二事，进次而不遂战，既服而与之盟，是仗义执言，不由诡道也。文公始则伐曹卫以致楚师之救，终则复曹卫以携二国之交，是伐卫以致楚，而阴谋以取胜也。”
第三，对晋文公的政治、外交等做全方面“谲而不正”的评判。如宋代吕祖谦从十个方面条分缕析地批判晋文公之“谲”。第四，并不认可晋文公为“谲”，曲解孔子子之言以维护晋文公。如苏轼以妇人婚配、权时变通两层意蕴注解“谲而不正”。此处“谲而不正”被曲解为晋文公不墨守成规而能够依据情势随机应变，与齐桓公可以权变却守常经形成对比：“权以济事曰谲，邹阳曰齐桓公杀哀姜于夷，孔子曰正而不谲。阳之时，师傅盖云尔。……秦穆公贤君也，文公虽辞辰嬴不害其反国，纵使害其反国，君子亦不以是乱男女之别，故曰谲而不正，以为文公可以正而犹谲，盖罪之也”
小编认为，各家所言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在评议晋文公的时候，往往仅将其与齐桓公比较，但是若要全面评价晋文公，则应该扩大比较面，将其放回真实的历史时空，与前人比较，看出演变和改良；与同代人比较，看出差距；与后人比较，看出影响。故此从晋文建霸这一漫长而日渐成熟的过程，来论定其人，辨别晋文公“谲”与“正”的政治艺术也是存在可取之处的。
谲正新议——纵向与晋人传统对比
（1）与前人对比，晋人诡诈纵横的传统应该引起注意。
在与周天子的关系上，晋人向来少有尊重，客观地讲，晋文公在一定程度上理顺和改善了周晋关系。进入春秋之后，曲沃庄伯、武公的作为，显示了晋人漠视甚至敌对周室权威的态度。鲁隐公五年春，“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随”。该年夏天，“曲沃叛王”。周桓王援助曲沃伯讨伐翼侯，不守嫡庶，自有可议，但是曲沃伯迅速背叛周天子，其漠视周王权威的态度也已跃然纸上。
“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此后，曲沃武公也一度成为周天子的敌人。“晋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诱召晋小子杀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晋哀侯弟缗为晋侯”。至鲁庄公十六年，周僖王接受贿赂，任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周晋矛盾得到缓和。但是晋人并未因此成为周室的有力辅佐，反而变成暗礁和障碍。就在晋武公接受封命的同一年，晋人扶持子国，派人攻打夷地，杀死夷诡诸，致使周朝卿士周公忌父出奔虢国。但是这一局面到晋文公时已经发生改变。晋文公对待周天子固然不像齐桓公那么尊重和虔诚 ，但是晋人传统至此已有本质不同。晋文公虽然召王至温地，但是不废朝觐之礼。晋文公虽然以武力伐原，但是毕竟没有向周天子直接开战。
（2）在与其他诸侯国的关系上，晋人险恶狡诈的传统由来已久。
鲁僖公二年，晋献公派荀息用屈地出产的马和垂棘出产的璧玉向虞国借路，虞公不听宫之奇劝谏，会同里克、荀息的军队进攻虢国，灭了下阳；鲁僖公五年，当晋献公再度向虞国借路时，宫之奇慷慨陈辞，直言极谏。
宫之奇谏曰：“晋国之使者，其辞卑而币重，必不便于虞。”虞公弗听，遂受其币，而借之道。宫之奇又谏曰：“语曰：‘唇亡则齿寒。’其斯之谓欤！”挈其妻子以奔曹。
宫之奇提倡以德安民、以德求神的思想给后人留有深刻的印象，而他对晋人传统的批判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透过宫之奇的言辞，我们固然可以看到虞公的迂腐与愚蠢，但是晋人的险恶和狡诈也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平心而论，虞公所仰仗的两个支撑，本无过错。祭祀丰洁，反映神人信孚;倚仗同宗，本为姬周制度之根基。虞公真正的不幸在于他碰到了一个跟鲁、卫迥然不同的国家，遇到了一个跟齐桓公绝然不同的君主。 所以楚国大孙伯才会说“晋人无信” ，而士会才会把晋人说成“虎狼”。了解晋人的这个传统，对于我们客观评价晋文公大有益处。晋文公立霸固然不能像齐桓公那样委曲求全、礼待诸侯，但是并未将晋国与中原诸侯的关系完全恶化。虽然晋文公插手并且扰乱了曹、卫甚至郑国的内政，但是并未谋划鲸吞这些同姓侯国。
（3）为后人视为榜样和典范
昭公三年，郑国的游吉到晋国去，为少姜送葬，梁丙和张趯拜见他。面对知己，子太叔不禁真情流露，对晋平公君臣轻用诸侯之力、贪得无厌、征召无度的行为深感痛心。在游吉充满怨忿的言辞中，
晋文公、晋襄公成为与平公截然不同的正面形象:“昔文、襄之霸也，其务不烦诸侯，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君薨，大夫吊，卿共葬事。夫人，士吊，大夫送葬。足以昭礼命事谋阙而已，无加命矣” 。不但郑国人有这样的评价，晋人本身亦将文公视为难以企及的高峰。鲁昭公九年，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面对周天子使者詹桓伯的指责，叔向要韩宣子认清一个现实，那就是晋国历代君主当中，只有晋文公称霸采取了最为合理的途径:“文之伯也，岂能改物? 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来，世有衰德而暴灭宗周，以宣示其侈，诸侯之贰，不亦宜乎!”。
由此可推论，在晋文建霸的整个历程中，他的很多行为都是符合儒家道德的。故此从晋文公建霸的过程来论定其人，全面可靠。
谲正新议——横向与儒家传统对比
一、忍辱负重
重耳从僖公二十三年遭蒲邑之难出奔，亡命十九年，辗转八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至卫、卫不纳；至曹，遭曹共公羞辱。之后，颠沛流离于齐、楚、秦等国。公元前636年，秦穆公送重耳入曲沃，晋人奉之为君。
晋文公忍辱负重、流离失所的艰难处境正是儒家所赞赏的。孔子为寻找施展报负的机会，四方奔走。中途曾遭匡人围攻，绝粮于陈，受尽权贵捉弄，但他矢志不渝。孟子继孔子之后，把这种人生磨难看成尤为可贵的东西。他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认为历经磨难后人会更坚强，更有成就。晋文公流亡期间普遍考察了各国政治，了解了列国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这些为他日后制定内外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举贤
公元前655年“骊姬之乱”起，晋献公派寺人披杀公子重耳。重耳率私属狐偃、赵衰等弃蒲南逃。楚王评价重耳身边这批人说:“其从者肃而宽,忠而能力。”晋文公正是依靠这批贤士建霸的。若干年后叔向论文公得国的基础时说：“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于献。好学而不贰，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余、子犯以为腹心，有魏犨、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弥笃。惠、怀弃民，民从而与之。献无异亲，民无异望，天方相晋，将何以代文？” 晋文公举贤勇于破格摧升。公元前632年,中军元师郤卒于军中。因下军佐先轸善谋略、素有战功,晋文公在军前连升他五级，破格提拔为三军元帅。不久，先轸在城濮之战中创下以少胜多的战绩，显示出他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
儒家非常重视举贤。仲弓问孔子何以为政，孔子回答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琳晋文公先后任郤谷和先轸为三军元帅，无不经过认真考察。后人称晋文公“以《诗》、《书》以选将”，可见其用人之慎。
三、立信
公元前633年，晋文公勤王有功，周襄王割徽内温、原、阳樊等八邑以益其封。原本是周卿士原伯贯的封邑。为阻止晋文公得到原，原伯贯在原制造谣言，说晋文公得到阳樊后把城民都杀光了。原民惧，誓死不降。晋文公与原民相约，晋军只持三日粮，三日攻城不下，即解围而去。第三天夜里，有原民逃出城来见晋文公，说原民已识破原伯贯的诡计，准备第二天夜里献城。要求晋文公再等一夭。晋文公谢绝了。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黎明，即解原围。原民为晋文公之信所臣服，建降旗于城楼，缒城以追文公。原伯贯不能禁止，只得开城出降。后人将晋文公纳王示义，伐原示信评为晋文公建霸第一功。晋文公的信还表现在赏罚分明上。如对功臣介之推，虽隐尤赏。对违军令纵火烧毁禧负羁家宅的颠颉，虽其有随从流亡之功，亦诛不赦。
晋文公执著追求的“信”为儒家所乐道。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五軏，其何以行之哉?”子贡问政，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必不得已，先去谁后去谁。孔子曰兵、食可先后去之，唯信不能去。因为“民无信不立”。晋文公和儒家在对“信”的追求上不谋而合。
四、变革
孔子极富变革精神。他率开私学之风，打破了官学排斥广大人民的现象，使更多的人有受教育的机会。孔子痛恨殉葬制度，他骂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无疑是一位改革社会弊政陋俗的勇士。晋文公亦是一位具有变革意识的政治家。回国后，面对父兄留下的弊政，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场变革。他在用人制度上打破了宗法观念，大胆任用异姓，并破格提拔。在军制上一改传统的国君统军制为元帅统军制，充分调动将士的作战积极性；易两军为三军，增强军队作战能力。在经济上冲破祖宗旧制，学习别国经验，发展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在短短八年间调整了生产关系，改进了生产工具,“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带来了“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繁荣景象。 “毫无疑问，在晋文公在位期间，晋国的社会经济曾得到长足的发展。⋯⋯以晋国方兴之国对楚国‘素饱’之众，周旋五月而终于战败楚军，这是晋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客观标准。”晋文公的变革全面提高了晋的综合国力。
五、用谋
《论语·述而》记载：“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日：‘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时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孔子认为两军对垒，有勇无谋不足取。唯善用谋、谨慎行事，才能获胜。这正是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大获全胜的原因。
马骕评晋文公曰:“于信义以服民,用《诗》、《书》以选将，计成谋定，奋志决策，先挟必胜之势，而后用兵焉。”
城濮之战前，晋拘楚使宛春。“私许复曹、卫，曹卫告绝于楚。”分瓦解楚同盟壮大自己的力量。晋文公坚守“退避三舍”之诺既避开了楚军之锋又壮了晋军威灭了楚士气，使晋军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战斗中，晋文公分晋军为二部。下军胥臣率一部“蒙马以虎皮”击溃楚右师—陈蔡军队；下军栾枝佯败，诱楚帅子玉深入，然后与中军夹击子玉。晋上军狐偃、狐毛击败楚左师。子玉收回战前“今天必无晋矣”的狂言，收兵退回楚国。晋大获全胜。城濮之战创造的避实击虚、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等战术为兵家所贵。晋文公用谋致胜正是孔子推崇的“临时而惧、好谋而成。”
小结：
综上所述，晋文公赖以建霸的忍辱负重、立信、举贤、变革、用谋等与孔子身体力行的儒家道德一致。孔子论人全面、客观，当不会因“以臣召君”一点而忽略晋文公的这些贤德。另，张守节《溢法解》云:“施德为文”，“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文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民曰文”、“憨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按，“文”的一层主要含义是“惠民”、“憨民”。后世溢晋文公以“文”，恰如其分地评价了晋文公稳定中原、施惠于民的功劳。樊孔子虽未许晋文公以仁，但对这样一位对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君主，必定是持赞赏态度的。后儒因孔子诘晋文“不正”而否定晋文公，甚或羞谈。此亦失之偏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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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回答您的问题。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不难理解，意思是说齐桓公行事为人多正直而晋文公处事多诡辩。其实，我们不妨换个角度理解：为什么孔子对齐桓公本人及其霸业如此推崇？
孔子的成长
我们先来说说孔子，孔子生于鲁国，长于鲁国，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鲁国生活。鲁国是西周建立初期周公旦的封地，在当时是西周重要的方国，但是发展到春秋末，鲁国已经被边缘化，齐、晋、楚、秦等大国的崛起使得鲁国更加显得渺小。
但是虽然鲁国国小，但却是保存周礼最完整的国家，“周之最亲莫如鲁”，鲁国在当时是著名的礼仪之邦，时人也尽称“周礼尽在鲁矣”。孔子就是长期受到鲁国文化的熏陶，使得他对礼教极其看重，而制定周礼的周公，更是成为了孔子心目中的偶像。
孔子生于春秋末，这时候齐桓公和晋文公的霸业早已经结束，而此时孔子在自己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上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并提出仁政和以人为本的思想，而关于齐桓晋文两者的评价也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认知之上。从这方面来理解，齐桓公本人及其的称霸历程更贴合孔子的思想认知和政治主张。
对内治国方面
齐桓公在坐上齐国国君的位置后，不计前嫌重用管仲为相，管仲在各方面进行改革，使齐国大治。仔细分析管仲在齐国的改革会发现，管仲各方面的改革思想其实完全契合孔子后来提出的仁政思想，管仲的改革其实就是先期儒学思想的萌芽。管仲以仁施政，以德教化，以这个方针为主导的思想不仅填补了当时治国思想方面的空白，更为后来孔子创立儒家思想精髓提供了在实践上成功的佐证。
当然这种政策和治国方略不仅得益于管仲的魄力和先进思想，跟春秋时期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周王室日渐衰微，此时的周王室已经不能用礼教和武力来约束各诸侯国。虽然各国据地自立，但是此时大规模兼并类战争并没有频繁发生，同时也没有极强势力的出现。各个国家在面对外部的威胁并不是很大的情况下，使国家大治尚是各个诸侯国家在努力追求的目标，只是遍寻不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理念。
这时候齐桓公支持下的管仲改革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个时机，率先将以仁、德为主要施政方向的治国战略实施下来，而且在齐国收到了非常良好的效果。 齐桓公用人不疑，全力支持管仲布德施仁进行改革，这使得齐桓公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升。
尊王攘夷与和平称霸
在国家治理方面取得成效后，齐桓公开始走向他的称霸之路。同样，齐桓公对外称霸过程中的做法也是孔子所推崇的。其中，尊王攘夷的核心主张就是孔子认同齐桓公的最重要的因素。
其实，尊王攘夷旗帜的提出也是由当时的具体形势决定的。当时中原诸国陷入纷争，周王室无力协调，西北方戎、狄等少数名族部落趁机侵扰，使得中原地区及中原文化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而攘夷必须以尊王为前提，只有以这个前提为基础，才能团结起各诸侯国，一同对抗外族入侵。所以，不管目的是攘夷而需要尊王，还是本身目的就是要尊王。总之，尊王之举又一次迎合了孔子的思想主张。
孔子曾经说过 ，“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谋也”。尊王攘夷的战略是孔子认可并推崇的。而这个战略背后渗透出来的和平战略思想更是孔子毕生所追求的。
从齐桓公霸业的过程来看，他非常善于运用联盟作战，而这个作战联盟以和平为为目的，以不战而称霸，既起到尊王的目的，又起到助弱抑强的效果，同时还换来中原地区各国的和平相处。这种称霸方式不仅与孔子的儒家思想相吻合，更是当代中国所一直采取的外交策略。
最后回到题面上，对比孔子对齐桓公和晋文公两者的评价，孔子认可齐桓公不仅仅是认可他本人，更是认可他的治国政策和称霸方式，某种意义上来说，孔子认可的是齐桓公称霸过程透露出的含有自己思想影子的主张。
而晋文公同样作为春秋霸主，并没有孔子所说的那样不堪，他也曾励精图治、任用贤能治理国家，也曾有尊王之举来匡扶周室，只不过对当时格局和后世的影响力确实没有齐桓公作用大。同时，先入为主的代入感，往往让我们只顾其一，不及其二！
小宋拾趣
因为孔子缺德到随便评价别人，还三观不正，喜欢哗众取宠。好人在他眼里是坏人，坏人在他眼里是好人。
《论语·子路》中亦有：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译】子贡问孔子说：“全乡人都喜欢、赞扬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还不能肯定。”子贡又问：“全乡人都厌恶、憎恨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也是不能肯定的。最好的人是全乡的好人都喜欢他，全乡的坏人都厌恶他。”
人人都说好，孔子却说不好，只能说明孔子不是人；人人都说坏，孔子却说不坏，只能说明孔子更坏！
人人都说你好又怎么样，俺孔蠕偏说你不好，这显得俺多牛B！因为你没达到俺蠕家制定的道德标准——俺蠕家的道德标准是多么伟大光荣正确啊！
可是道德标准是非曲直本没有一定之规，尤其在崇尚个性和宽容的今天，过多的强调泾渭分明，自己口不择言却事事苛求于他人也是不道德的，只能使得善人、凡人手足无措，反而纵容了道德败坏的恶行，所以可证明孔子就是缺德的玩意！
所有的儒家信徒都继承了孔子的这一基因，整天站在缺德的至高点，还高举道德的大旗，对别人说三道四评头论足！
猛哥厉史
我是五色土聊历史，我来回答：
这句话没有什么褒贬之意，只是描述了他们两个人的特征，是说晋文公诡诈有余，正直不足， 而齐桓公是正直有余，而诡诈不足。
先看一下晋文公重耳：
少年时期的重耳好学不倦，谦逊有礼，才17岁就结交了数位贤士，而且各个卓尔不群，对他未来成就霸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据说重耳奉父命出使翟国时，身上的一块贵重玉佩不翼而飞，而他并没有责怪当地的官员，也不向别人提起这事，这位官员后来把这个事一传十，十传百的传了出去，说重耳并无半点官架，和蔼和亲，是个好公子之类的。另外重耳还经常施舍钱财给乞丐，常常接济特困人群。
在古代，最好的传播方式就是口头微信，加上重耳的外貌与众不同（和南唐后主李煜是一样的都是重瞳子），一时间他的声望一浪高过一浪，17岁就有了“网红效应”。不管是自我炒作，还是发自内心，总之这些潜在的特质，使他离成功更近，所以晋国许多人才都愿意跟着重耳。
就是在重耳走背字儿，逃亡在外的时候，这些贤才宁可抛家舍业，也对公子重耳不离不弃。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待时机成熟后杀回晋国，夺回政权。一个人如果没有人格魅力，又如何能吸引天下有才之士跟随左右呢？
另外，退避三舍的故事，大家想必都知道，从公子重耳和楚成王的对话，就能看出公子重耳对人性的把脉是多么的精准。在双方地位不平等的情况下谈判，重耳敢于表现出他的野心和霸气，使得楚成王很不高兴，即使这样楚成王也不能杀掉重耳，如果他杀掉了重耳，就会影响他的威德，对未来想要称霸天下的人，是不会这么做的。
然后再看一下齐桓公小白：
公子小白流亡在外，当时有鲍叔牙跟随， 后来公子小白装死骗过了公子纠，抢先回到了齐国，当上了国君，他想任命鲍叔牙做宰相，然而鲍叔牙却说他自己不适合，但有一个人特别适合，然而他是公子纠的人，只有此人能够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齐桓公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采纳了鲍叔牙的意见，这个人就是在公子小白回国途中，差点没把他射死的管仲。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齐桓公对鲍叔牙的信任和对管仲的包容，这一切都源于他要称霸天下的雄心。
管仲确实是一个匡世济时的良才。他认为君主要创建霸业，首先要能识贤、用贤，要防止小人的渗入。他建议齐桓公起用隰朋，宁越等五个人，同时悬榜国门，号召国人献计献策，招纳四方志士。在管仲的主持下，齐桓公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因地制宜，发展渔业，使齐国富强起来，为最后称霸尊奠定了物质基础。
为了扩大影响，他兴兵伐鲁，大获全胜，占领了鲁国的遂邑。后又归还战争中夺取的土地，各国诸侯认为他是一个可信的贤德之君，愿和他同盟，使他的声誉鹊起。齐桓公派遣使臣朝拜刚继位的周僖王，赢得了周天子的欢心。他召集各国诸侯到北杏开会，被推举为盟主，后又在幽地与宋、鱼、卫曹等八国歃血为盟，齐国称霸的局面终于确立，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
不过在管仲去世后，齐桓公没有听从管仲的临终忠告，重用了易牙和竖刁等小人，导致国政逐渐衰落，在位43年后，齐桓公因病被不孝子困饿而死，死后67天才下葬，当时尸体已经生蛆了，一代雄主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一生。
从以上可以看出，晋文公重耳更注重理性，更懂得识人，他深知没有权谋和诡诈，是无以驾驭天下的。而齐桓公小白相对偏于感性，他跟着管仲可以称霸天下，他跟着易牙和竖刁，却被活活饿死，可见他定力不足，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可见，作为国君有一个理性的头脑，有一个成熟的内心，有一双识人的眼睛是多么的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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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不同阅历，晋文公和齐桓公的成长轨迹
在说到霸主的时候，人们常常以"齐桓晋文"作为霸主的代表和楷模，其实就二人的性格来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晋文公从逃亡到复国用19年的时间，从狄、卫、齐、曹、宋、楚、秦一共经过了七个国家和地区，这些流浪的经历磨练了晋文公的心智，让晋文公从一个天真烂漫的贵族公子成长为一个洞穿人情事故的政治家。
在狄人部落待过一段时间，将要去齐国的时候，他说：等我25年，如果还没消息你就改嫁吧！她老婆就说：我今年已经25了，再等25年不死也人老珠黄了，还想嫁给谁呢？我还是等你回来吧！
到了讨伐郑国，秦国擅自撤兵导致晋国差点与秦国兵戎相见的时候，他说："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这一段"不仁不知不武"的言辞虽然给自己一个下坡路的美化救场但是也是晋文公成为政治家的见证。
而齐桓公则不然，虽然有短暂的流亡经历并没有饱尝人情冷暖，即位后又有管仲的全力辅助，齐桓公的霸业有一半是靠管仲的努力获得的，可以说管仲正是齐桓公的灵魂。没了晋文公似的流亡磨练，齐桓公的短板显现出来，重用竖刁、易牙、开方导致齐国内乱。
齐桓公称霸的口号是"尊王攘夷"，所以齐桓公在这个前提下帮助燕国打击戎狄、扶持异姓国家卫国建国，这是被孔子以及后来的儒家所赞赏的"兴灭国，继绝世"的行事风格；晋文公因为曹国和郑国的怠慢而大兴问罪之师，比起齐桓公的作为，晋文公的格调显然不高。
孔子对政治观点-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周天子威权下移。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自大夫出"再到"陪臣执国命"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孔子对这种僭越现象深感不满并且屡屡提出批评。
《左传·僖公28年》：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晋文公打败楚国以后，乘着战胜之威命令周襄王接见自己，在孔子看来这是一个恶劣的榜样所以要记载在史书上，要警示后人。
孔子的理想主义-军事只是小节，以德服人才是根本
总体来看，齐桓公时期虽然九合诸侯，但是并没有爆发高强度的战争，即使是兴师动众讨伐楚国也是适可而止，这种"以徳绥诸侯"的做法是很符合孔子的口味的。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而且，对于一国之君沉迷于军事、炫耀武力的行为很不感冒，孔子更希望以"礼"来规范世界秩序，所以一旦看到掌权者热衷于武力的时候，孔子很生气，然后就开溜了。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
点评：齐桓公作为春秋五霸的开创者必然要善于装点自己的形象，为后世留下以下可以效法的榜样。到了晋文公时期，诸侯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虽然也是打着"尊王攘夷"的幌子，但是追求利益显然要比追求名声要来的实在，随着战争的加剧，人们对道德的要求越来越低，正谲之分已不再那么清晰，晋文公也更多地和齐桓公并列成为霸主的标杆形象了。
金锣山读史
这句话出自《论语.宪问》，原文如下：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晋文公善于搞权诈而为人不正道，而齐桓公为人正道而不善于搞权诈。那么孔子为什么会这样说，朱熹在《论语集注》里有这么一段话可以大体上说明，原文如下：
晋文公，名重耳。齐桓公，名小白。谲，诡也。二公皆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虽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义执言，不由诡道，犹为彼善于此。文公则伐卫以致楚，而阴谋以取胜，其谲甚矣。二君他事亦多类此，故夫子言此以发其隐。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晋文公名字叫重耳，而齐桓公叫小白。这两个人都是一代诸侯盟主，主张抵御外族尊崇周王室的人。虽然说都是这样，但是两个人的心理不一样，齐桓公讨伐楚国，但他的理由是楚国不尊王室，是属于正道；而晋文公攻打楚国却用计谋讨伐卫国为借口，是属于权诈的行为。另外二人其它事也是如此，所以孔子才这样说。到了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孔子判断二人的标准就是自己的儒家思想为基础。
孔子的儒家思想主张有“义”和“礼”，而这个“义”就是做事要合乎道义，它是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而这个“礼”就是周礼，也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他继承了西周以来把礼作为治国之经纬的思想，认为礼是治国之本。
结语：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孔子认为晋文公做事权诈不符合道义，又不尊重周王室是不符合周礼，而齐桓公做事正直又尊重周王室合乎周礼，满足自己的思想主张，所以他就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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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在说晋文公善于搞权谋之术但是却不走正道，晋文公强大的时候当时可以跟晋国对抗的国家只有楚国，但是打楚国需要一个理由，所以晋文公就不断的挑逗楚国的盟友郑国继而激怒楚国，两国交战晋文公又耍阴谋诡计赢了楚国，所以晋文公是谲而不正。
而齐桓公每一次出兵都是为了维护周天子的尊严都是正义之师，最后打楚国也是因为周天子莫名其妙死在楚国，齐桓公才出手的，并且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之下国内发展欣欣向荣，不得不说齐桓公有识人之明还有容人之量，所以孔子说齐桓公就是正而不谲。
但凡正道创立的国家一般延续的时间都长，但是耍阴谋诡计创立的国家一定会自取灭亡的，例如汉高祖刘邦发起正义之师创立国家，汉朝延续了四百余年，而元朝是用暴力获得统治，延续时间不超过百年，这都是明证啊。
婉兮历史
意思是：晋文公善于搞权诈而为人不正道，齐桓公为人正道而不善于搞权诈。
齐桓公是春秋首霸，在管仲的辅佐下，曾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在争霸天下的过程中，齐桓公打的是“尊王攘夷"的旗号，名义上都是维护周王尊严。当时，西北的戎狄不断进犯中原各国，齐桓公出兵帮助燕国、卫国、邢国打退异族人侵，保卫了华夏文化。
齐桓公还曾组建联军讨伐楚国，理由是楚国不尊王室，而且周王莫名其妙地死在楚国。孔子认为，齐桓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合乎道义的“正派"之事。
晋文公，内政治理成功后，便开始对外争霸。当时，齐国衰落，能与晋国抗衡的是南方的楚国。晋文公与楚国开战缺乏正当理由，于是通过打击楚国盟友郑国的手段挑逗楚国。
并且，大败楚国也是不用堂堂之阵，而是用了诡谋。战胜楚国之后，与诸国会盟，竟然以亚召君，欺凌天下共主。这大概就是孔子批评晋文公，说他谲而不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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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孔子对齐桓晋文的评价是否公允，但其阐述的政治思想却是极有价值的。他认为，一个国家或政府，如果在政治上采用阴谋诡计，而不重视道德仁义，这个政府的合法跬就大打折扣。如果这个基础不牢，政权也很难长久，最终必将导致败亡。
综观历史，不能不说孔子智慧深邃，目光独到。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先后兴起过许多王朝，这些王朝的政权，有的是靠正道创立的，有的则是靠诡诈取得的。夏桀无道，商汤吊民伐罪，创立商朝。商汤得天下走的是正道，所以国运绵延600多年。
秦朝建立以后，以严刑苛法荼毒天下百姓，引起秦末大乱，汉高祖刘邦起兵讨伐暴秦，是为义举。秦灭之后，与项羽逐鹿中原，最终创立汉王朝。这个政权的创建，走的也是堂堂正正之路，所以汉朝统治长达400余年。
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不但把汉人看作低等人歧视压迫，而且剥削相当残酷。朱元璋参加义军，得天下也为正道。所以，尽管昏君众多，明朝还是存活了270多年。由此可见，这些以正道得来的江山，基础都很牢固。
贵极登峰
此言出自《论语》，意即“晋文公善耍权谋且为人不正派，齐桓公为人正派且不耍权谋。”
晋文公重耳在春秋五霸中排第二。他即位后重用贤臣实行通商宽农、明贤良、赏功劳等政策，使晋国力大增后，开始对外争霸。因无正当理由对楚国宣战，他故意攻击楚国盟友郑国以激怒楚国，又率齐宋秦等国联军用诡谋战胜楚军，后召齐宋等国践土会盟成就霸业。晋文公以权诈取胜，以诸侯身份召集诸侯国君会盟称霸，无视周王存在，故招致孔子差评。
齐桓公小白在管仲辅助下，“尊王攘夷”，九合诸侯，力保华夏不受异族侵犯。他还组建联军，讨伐不尊王室且令周昭王死于楚地的楚国。孔子认为他所行之事均符合正道且光明磊落，故予以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