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干政之祸，以东汉、唐、明三朝为甚，而为患最深、流毒最广者非唐朝莫属。从唐肃宗开始，宦官掌管禁军（即神策军），并由此操控皇帝废立、生死，俨然成为帝国的“太上皇”，军国重事若无宦官首领的首肯，根本无法实施。中晚唐的皇帝大多沦为阉竖的傀儡，因不顺其意而遇害者，竟然有四位之多，由此可见宦官气焰嚣张之极。
中晚唐时期，专制朝政、飞扬跋扈的大宦官为数不少，其中得宠时间最久、最凶残狠毒者，非仇士良莫属。仇士良历事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五朝，干涉朝政20余年，先后杀害二王、一妃、四宰相，委实凶悍无比。仇士良一生作恶多端，最后却能得以善终，究其原因，是他参透了能长期得宠的“秘诀”，这“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仇士良历事五帝，干政20余年，嚣张至极
仇士良入宫时间不明，顺宗在位时侍奉太子李纯（即唐宪宗），属于后者的心腹宦官。宪宗登基后，对心腹加官进爵，仇士良被任命为内给事，不久又外放为平卢、凤翔监军，由此步步高升。
从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到唐文宗大和年间（827-835年），仇士良数次出任内外五坊使。每当秋季来临之际，仇士良便借助放鹰走狗的机会，在民间四处勒索、胡作非为，搞得地方上乌烟瘴气（“元和、大和间，数任内外五坊使，秋按鹰内畿，所至邀吏供饷，暴甚寇盗。”见《新唐书·卷二百零七·宦者上》）。
仇士良从唐宪宗时代开始受宠
在宪宗、穆宗、敬宗三朝，仇士良虽然宠遇不衰，但却并非宦官集团的头号人物，属于他的时代，要等到文宗朝（826-840年）才正式到来。
文宗虽然依靠大宦官王守澄、梁守谦上台，但内心深处却一直想铲除宦官集团，夺回军政大权，为此提拔李训等人为心腹，并制定铲除宦官集团的计划。太和五年（835年），文宗设计将王守澄免职、赐死，而将仇士良提拔为左神策中尉。至此，手握禁军的仇士良成为宦官集团的新首领。
然而文宗并不想制造另一个“王守澄”，他之所以提拔仇士良掌管禁军，不过是权宜之计，待局势稳定后，马上便会向其“开刀”。就在王守澄被杀的同年，李训等人以左金吾卫中庭后面的石榴树上夜降甘露为由，请求文宗派仇士良等宦官探查是否真实，但暗中早已埋伏下大批士兵，等到仇士良等人一到，便大开杀戒。
文宗铲除仇士良未果，反而受到他的挟持
然而仇士良等人抵达左金吾卫中庭后不久，便发觉伏兵，于是急忙返回，并挟持了文宗。随后，仇士良指挥神策军大肆屠杀参与其事的“贼党”，凡与己不合者必屠戮之，一日之间将政敌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
在这场大变故中，四位宰相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同时遇难，其他遇难的公卿及被株连之人，数目竟多达一千余人，使得朝堂为之一空（“士良因纵兵捕，无轻重悉毙两军，公卿半空。”见《新唐书·卷二百零七·宦者上》）。
“甘露之变”后，仇士良彻底掌控军国大政，文宗则沦落为傀儡皇帝，最终竟郁郁而终。文宗驾崩后，宰相李珏、杨嗣复准备拥立太子李成美即位，但仇士良自认为与李成美关系不睦，竟然颁发伪诏，拥立文宗之弟、颍王李瀍为帝，是为唐武宗（即位后改名李炎），时在公元840年。
仇士良扶持唐武宗即位后，更加飞扬跋扈
武宗登基后，仇士良升任骠骑大将军，封楚国公，更加飞扬跋扈，凡武宗信用之人，无论公卿还是内侍，都要进行迫害铲除。不仅如此，仇士良还诬陷杨贤妃（文宗宠妃）、安王李溶（武宗之弟）、故太子李成美，怂恿武宗将三人赐死，实在是嚣张至极。
武宗虽然靠仇士良上位，但内心深处同文宗一样，对宦官干政深恶痛绝，待皇位稳固后，便开始着手削弱仇士良权势的工作。会昌二年（842年），仇士良被降职为内侍监、知省事，失去对禁军的指挥权。次年（843年），心灰意冷的仇士良告老还乡，同年病故，侥幸得以善终。
仇士良在离开长安前，曾向自己的党羽们传授如何驾驭皇帝、邀宠固位的两条“秘诀”：“不能让皇帝闲着，应该时时以奢靡享乐之事来诱惑他，使皇帝闭目塞听，沉溺于宴乐中，没工夫处理政务，然后我辈才能得志；千万不要让皇帝接近学者，否则皇帝一旦知晓前朝的兴亡，内心便会有忧惧，接着就要疏斥我辈了。”此言一出如醍醐灌顶，让仇士良的党羽们佩服的五体投地。
仇士良的“秘诀”让其他宦官佩服至极
士良之老，中人举送还第，谢曰：“诸君善事天子，能听老夫语乎？”众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众再拜。引文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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