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財經無忌
即使確認過眼神，但要江蘇人承認自己的“落後”並不容易。在來到南京的100多天後，這位62歲的華中科技大學博士，號召自己的新同事們要來一場“思想大解放”。
5月4日，江蘇省委機關報《新華日報》頭版刊出“蘇言”的署名文章，要求全江蘇上下《以思想大解放推動發展高質量》。
事實上，早在4月的最後一個工作日中，有關圍繞思想大解放的討論動員已經部署——在一場全省黨委中心組學習會上，省委書記婁勤儉強調“要動員全省上下興起思想大解放的熱潮”。
在很多人熟悉的語境當中，將“解放思想”或者說“思想大解放”融入到全社會動員的範疇上，難免會想起上世紀90年代那次著名的南巡。
也就是在那次，這個國家最有權勢的老人，走到哪說到哪，號召大家要“解放思想”，甚至拋出日後看來頗具爭議的“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等這樣的論述。
不可否認的是，正是在那次“解放思想”的鼓舞之下，很多當時改革的難點和熱點問題迎刃而解——至少在當時，很多關係得到了理順。
而現在，經濟大省江蘇要提出“思想大解放”，並且要在“全省上下興起思想大解放的熱潮”，我們不禁要問：江蘇之前的思想是哪裡還不夠解放？作為經濟發展排頭兵，江蘇遇到了什麼問題？一直奔在趕超老大廣東的路上的江蘇落後了嗎？
1、
科技幹部婁勤儉問診江蘇開出了自己的藥方。
最為引人關注的兩條是，在經濟發展上，認為江蘇存在“‘大而不強’、‘結構不優’‘發展粗放’等突出短板問題”，而高層看重的“生產性服務業、樞紐經濟”發展不足。另一條是，在區域協調發展上，作為省會城市的南京“首位度不夠”。
從數據上來看，江蘇的經濟發展看上去依然強勁。去年江蘇的GDP首次突破8萬億元，在全國僅次於廣東，增速也達到了7.2%。雖然增速不及隔壁浙江省的7.8%，但畢竟浙江去年GDP才剛突破5萬億，體量不一樣。
這也是為什麼，江蘇的很多幹部會覺得委屈。因為從數據來看，江蘇一直是中國經濟的“優等生”，但事實上，從輿論關注的情況來看，這兩年江蘇似乎並沒有像浙江這樣被看好，在這一波的互聯網經濟熱潮中，南京甚至蘇州，和杭州、深圳相比，幾乎都不是媒體報道中的寵兒。
反而是這幾年，由於蘇州的一些大型外資工廠撤離，形成了一個個的負面，彷彿這些曾經被推崇的明星企業，在一夜之間成為了“倒黴蛋”——這是一出現代版的“以前看月亮叫人家小甜甜，現在叫人家牛夫人”。
2、
“大而不強”、“結構不優”、“發展粗放”成了江蘇經濟急需解決的“三座大山”。
但事實上，這三座大山，從目前來看，是由江蘇經濟的基因決定的。
去年江蘇GDP達到了8萬億，佔大頭的還是製造業，江蘇製造業在全國佔比甚至都超過14%。曾經蘇州引以為豪的高新技術產業，如果我們深究下去，也只不過是高級版的“來料加工”——無論是和深圳強大的科創能力和金融科技實力相比，還是和杭州蓬勃的互聯網創新經濟相比，蘇州少了很多的內生性和延展帶動能力。
“現在看我們的製造業，總體處在一個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這中低端主要的一個表現就是，產業的層次還不夠高，另外就是高端的產品供給能力還不夠強，第三個方面就是技術創新的能力也還不夠強。”江蘇省省長吳政隆說，吳是南京人，早年去美國哈佛短期進修過，秘書出身。
吳政隆所說的製造業的問題，恰恰就是目前蘇南或者說蘇州製造業面臨的轉型難題——作為跨國公司的工廠，蘇州除了收穫了財政收入和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最近十年鮮有大的成就，而曾經這座城市的競爭對手是深圳。
就在不久前，江蘇派出了一個龐大的“人才工作團”，前往深圳取經，據說前後會有將近120多人前往，這也是江蘇首次在省級層面組織專業的人才工作者集中赴外省培訓。
信號的意義很明顯，如果按照現有的產業結構和人才模式，要讓江蘇經濟出現質的變化，無疑存在較大的難度——唱的戲不一樣了，臺上的演員都要換了，試圖讓這些演員重新回爐唱新戲，顯然是不可能的。
3、
可以大膽猜測的是，江蘇省和南京市難得地達成了一致，那就是提升南京在江蘇的“首位度”。事實上在過去，由於江蘇省情的因素，南京是江蘇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教中心，但卻不是經濟中心——蘇南還是江蘇稅收的大糧倉。
“大內鬥省”是江蘇民間最常被說起的一個話題，蘇南人瞧不上南京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經濟不行。南京甚至被人戲稱為“徽京”——安徽的省會。
這些情況或多或少江蘇省和南京市的主政者都難免聽到或者看到，於是一個新的任務被擺到了桌面，那就是提升南京的首位度。
從政治上來說，這也無可厚非，作為省會城市的南京，已經被定位為長三角地區及華東地區唯一的特大城市，這是《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明確過的。
“在南京工作，我們要理直氣壯講首位度、全力以赴幹首位度，名副其實爭首位度。”今年兩會期間，南京新任市長藍紹敏說。
從目前的公開報道來看，交通特別是高鐵建設，將是南京提升“首位度”的一個重要抓手。
目前江蘇已經明確“三個轉變”，即推動省域綜合交通網由“井”字方格網，向以南京為中心的“米”字形放射結構轉變；推動由全省“多中心”，向“省會南京中心樞紐”轉變；推動南京由“單純側重接軌上海”，向“主動輻射帶動和接軌上海並重”轉變。
這幾年高鐵建設帶動的城市圈經濟發展是有目共睹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高鐵資源的傾斜在未來甚至堪比土地資源——在過去土地是產業經濟的重要資源，而對於數字經濟或者新經濟來說，高效交通帶來的效率往往更吸引人。
4、
南京的提升，則意味著另一些城市需要收下黯然的餘暉，這是無可否認的，無論是否願意面對。
現在南京正在用低姿態來蓄能。
早在今年2月份，南京市委市政府召開了全市對標找差創新實幹推動高質量發展動員大會。省委常委、南京市委書記張敬華在會上用相當長的篇幅，清醒客觀地分析了南京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對照“首位度高的省會城市”的要求，與武漢、長沙、合肥等城市相比，南京在全省的首位度有待大幅提升；對照廣州、蘇州等改革開放前沿城市，南京的經濟結構還不夠優、經濟能效還比較低；對照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與上海、蘇州、杭州等城市相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還不高，城鄉差距還較大，發展不均衡的問題還比較突出；對照南京的資源稟賦，與深圳、廣州、杭州等城市相比，南京的科教、區位、文化等優勢沒有充分挖掘和發揮……
隨後一場對標找差距的活動在南京上上下下各級部門和區級政府展開。有意思的是，在南京的11個區級政府中，有7個區直接對標找了杭州市轄區。而在職能部門中，發改、經信委、科委對應找的是北上廣等，而城市建設有關的環保、城管、人社等部門依然對標的是杭州。
顯然，隔壁的杭州是南京下意識追趕的目標。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南京的對手還有江蘇省內的城市，無論如何要想從和蘇錫常的競爭中突圍而來，靠一個江北新區可能夠了，也可能還遠遠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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