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莉特·塔布曼。東方IC 資料
《地下鐵道》書封
共同的開端
“是誰在船上成了我的同伴，是誰順著岩石逃走了，還有是誰被留在了船上——我無從知道；但最終，他們都迷失了。”
——《地下鐵道》
我們可能聽過這樣的故事：
15世紀歐洲商人首次登陸非洲起，這片大陸上成千上萬的人力就變成了歐洲人眼中最寶貴的財富。歐洲商船載滿火藥、兵器、朗姆酒、衣服而來，用商品換取奴隸。那些奴隸獵人抓來男男女女，用鐵鏈子將他們綁成一串，強迫他們邁上去海岸線的長征。在那裡，他們會接受一次體檢，商人們扔下那些體弱的，將年輕力壯的奴隸趕進船艙，穿過大洋，前往新大陸……
多少年後，他們的子孫不知道親人從哪裡來、是誰，也當然無從得知自己的祖先曾經如何活著漂過這片大洋。極少數的非裔美國人是幸運的，在僅存的一些文件中，他們獲悉自己的曾曾祖父曾經在哪裡做過奴隸。這也是如今美國有線電視上常出現“尋根”廣告的原因，無論是通過DNA檢驗，還是通過姓氏查找，一些美國黑人尋根發現原來自己祖先來自於尼日利亞或是剛果。隨著時間湮沒的不僅是一份份家譜，更是每個黑人家庭曾經用血肉換來的美國發展史。
美國境內南北的奴隸生活隨著經濟發展產生了差異，17世紀末期到整個18世紀，北方的奴隸數量與南方相比少非常多，大多數在農場上放羊、擠奶、喂牛。在城市裡的奴隸則在主人家做裁縫、木匠、鐵匠、麵包師等手藝活。儘管他們在生活中學習了讀寫，也有一技之長，被允許結婚，但他們往往仍不能避免成為主人虐待的對象——這一點和南部沒什麼不同。一些史學家認為，北方的奴隸比較少並非是由於北方思想開放或北方奴隸主比較仁慈，而是因為北方沒有大片的種植區域，奴隸制的收益不如南方。但也有一些史學家反對這一觀點，他們認為獨立戰爭影響了大眾對奴隸制的觀點，出現了反奴隸制的起源。
無論如何，南部的奴隸還是希望能夠向北逃離，爭取自由。尤其是1793年，加拿大通過了解放法後，奴隸交易在加境內就此終結，法律也限制了奴隸合同款項的範圍。1812年第二次獨立戰爭中，美軍與英軍的部分戰場就在加拿大，美國士兵從戰場上返回，將這個消息帶回本土——加拿大已經放棄了奴隸制，並將為逃亡的奴隸提供避風港。美國不少奴隸通過口口相傳，獲悉了這份南北差異，抓住了逃離噩夢的一絲機會，向北逃亡。
儘管可以前往北部省份和加拿大避難，但北上的道路卻異常艱辛。他們所使用的途徑，正是一條條 “地下鐵道”。
“地下鐵道”的原型最早可以追溯到1786年5月12日，在美國開國之父喬治·華盛頓的一封信件中，他寫道，“‘城裡貴格會的人幫著放了’一個從（弗吉尼亞）亞歷珊德拉逃去費城的奴隸”。 喬治·華盛頓自己就是一個在弗吉尼亞州芒特弗農擁有150個奴隸的奴隸主。同年11月20日，他又在另一封信中提起了另一位逃走的奴隸，華盛頓說，“想要逮捕他可能不會很簡單，有很多人寧可幫助奴隸逃跑，也不會抓住他們。” 這些人中包含在地下鐵道線路上運作的操作人（如塔布曼）和為他們提供住宿、運輸等幫助的人。
這些逃走的奴隸們往往不會留下自己身份和活動的書面證據，保持匿名往往能幫他們躲過追蹤。小說《地下鐵道》中也提到奴隸們無從知道自己何日出生，其實就連塔布曼這樣的被深度研究的人物，她的年齡也有三五個版本。
而現在能夠找到的證據讓史學家相信，直到南北戰爭爆發，逃離的奴隸數量一直在穩定地上升，其中很大一部分歸功於地下鐵道。
生來為奴
“過去買賣年幼孩子的事兒還很少發生，你還能知道你的孩子在哪裡、如何死去。”
——《地下鐵道》
塔布曼就出生在一個這樣的奴隸家庭。從現在僅有的記載中可以知道，她的外祖母被從非洲帶到美國來做奴隸，家族裡其他人無從可知。她是家裡9個孩子中的老五，父親本·羅斯是一個木材檢查員，負責監督奴隸主湯姆森在東岸的木材生意。主人湯姆森是一個種植業者、成功的商人，在一生中奴役過超過40位非裔美國人。
根據法律，奴隸生下的孩子生來為奴。塔布曼和她的母親，以及兄弟姐妹一樣，從出生開始就歸湯姆森的兒子愛德華所有。1824年，塔布曼大概兩歲的時候，他們全家被迫骨肉分離，母親和兄弟姊妹搬出了種植園，住到了10英里外的一個小村子去。儘管與父親分開了，但塔布曼和兄弟姐妹始終與種植園附近的黑人社區保持著聯繫。這份聯繫一直支撐著她度過顛沛流離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
黑人家庭往往如此，不斷擴充人口，卻一則無法留下孩子的性命，二則免不了在孩子長成後骨肉分離。塔布曼的家庭越來越大，又添了4個弟妹。她在後來回憶時曾談起她的母親在主人家的一個“大房子”裡工作，被迫把孩子們留在木屋裡，而自己5歲就得開始照料弟弟妹妹。這種普遍地“留守兒童”導致很多黑奴子女死於意外和疾病。
主人也常常將塔布曼租借給“臨時主人”，其中不少非常殘忍。她當時還不過是個孩子，卻要整日忍受一個情婦的鞭打，身上的傷痕在80年後仍清晰可見；在美國東北冰冷的冬季，她也被迫要在冰水裡設置麝香鼠陷阱——這導致她常常生病，總被退貨給主人。一旦母親把自己照料到病好，她就會又被送出去。因為自己農場太小，用不上那麼多奴隸勞動，家裡其他的人也被奴隸主布勞德斯一再送走。
《地下鐵道》小說中一句不起眼的話道盡黑人女奴的辛酸：
但現實情況比這更加殘酷，塔布曼的3個姐妹都被其他州的奴隸主買走，徹底地與家人分離。其中兩個姐姐甚至被迫與自己的孩子分開。一次次地與家人分離，給她的童年造成了強烈的恐懼與孤獨的陰影。
是否真有救贖？
“他能榨出每一分錢來。當黑人的血液等同於財富時，這個有經驗的商人知道怎麼在血管上扎個洞。”
——《地下鐵道》
塔布曼的母親也是生來為奴，但她的祖母曾經留有遺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45歲時從奴隸主布勞德斯處恢復自由。等塔布曼的母親45歲時，布勞德斯卻殘忍地拒絕履行義務。失去3個姐妹更讓塔布曼的全家都感到憤怒。布勞德斯拿賣掉他們3人的錢來買了更大的土地，擴充農場。
宗教一直是美國黑奴尋求解脫的途徑。每到週日，奴隸主也會帶著他們上教堂。可以想見，在暗無天日的生活中，信仰成為了一線光。
到了1834年和1836年期間的深秋，塔布曼被送到隔壁的一家農場當幫工。有天晚上，她跟著農場的廚師去當地乾貨店買食物。在商店，一個奴隸監工衝出來，追趕一個叛逆的企圖逃跑的奴隸少年。塔布曼用自己的身軀擋住了監工的道路，惱羞成怒的監工隨手從櫃檯抄起一個秤砣，朝著塔布曼砸下去。秤砣砸碎了塔布曼的頭骨，把頭巾的碎片都砸進了腦子裡。那一次差點要了塔布曼的命。70年後她和一個朋友說起那段往事，劫後餘生的她被迫回到田裡勞作。
“我回去幹活的時候，汗水和血水混著滾下我的臉龐，直到我什麼都看不見……”
她被送回了奴隸主那裡，奴隸主想把她賣掉，然而她實在病得太厲害了，沒人想買她。“他們誰都不想為我付6個便士。”那次受傷讓她餘生都受顳葉癲癇折磨，也讓她更加寄託在宗教信仰之上。
一個“地下鐵道”的代理人托馬斯·加勒特後來這樣描述塔布曼：
“我從來沒有見過任何人，任何人種的人，像塔布曼一樣篤信上帝的聲音，篤信上帝直接與她的靈魂對話……她對最高權力的信任是如此偉大。”
為了孩子而逃離
“無論在田野，在地底下，亦或是在一個閣樓房間裡，美國都一直是她的典獄長。”——《地下鐵道》
從1850到1860年之間，塔布曼多次返回馬里蘭，通過“地下鐵道”，解救了數百位奴隸。
經過了一段漫長的恢復期後，塔布曼被一個叫約翰·斯圖爾特的商人從布勞德斯處僱傭，重新回到了她父親曾居住的那一塊區域。最終，布勞德斯同意塔布曼自己掏錢為自己“贖身”，說是贖身，其實她每年仍需交給布勞德斯60美元的費用。通過父親和父親所在的黑人社區，以及自己在碼頭的工作，她開始慢慢了解了黑人水手的秘密交流網絡，成了那個水手的男性世界的一部分。
在這張地下網絡中，他們能通過，從巴爾地摩的造船廠開始，往特拉華州、賓夕法尼亞州、新澤西州傳遞消息。他們知道哪兒安全，更知道哪兒危險。塔布曼在這裡，學會了如何利用這個網絡，如何偽裝和欺騙，也逐漸瞭解了奴隸制的可怕——她說過，“奴隸制，是最靠近地獄的事兒了。”
塔布曼從小出生的那個種植園社區，以及她逐漸成長過程中得以重新融入父親生活的社區，對她最終成為“地下鐵道”的領頭人物息息相關。黑人之間產生的特殊的抱團效應，甚至一種“階級鬥爭”感情是“地下鐵道網絡”產生和發展的大時代背景。理解這種獨特的僅存在於奴隸之間的聯繫，也是塔布曼此後聲威大震的最重要一環。
1844年，塔布曼嫁給了一個至少比她年長五歲的男人——約翰·塔布曼。約翰是自由身，他的父母並不是奴隸。但因為哈莉特仍是奴隸，兩人的結合並不受法律保護。他們的孩子也生來就是布勞德斯所有，甚至不屬於他們兩人。只要布勞德斯願意，這些孩子隨時可能被賣走。約翰·塔布曼本可以與一個自由身的黑人結婚，他們居住的那個縣上的9000個黑人中，有大約一半是自由身。但愛情讓他選擇了哈莉特，放棄了作丈夫和父親的權利。
布勞德斯在1849年死了，他死後手裡所有的奴隸都隨時可能被賣掉。塔布曼聽說了自己即將被賣的消息立刻逃走了，這次她並沒能帶上約翰和孩子們。之後，她便在北部聽說約翰不願意過來，反而在當地找了另一個自由身的女人結婚，還生下了孩子。塔布曼不願放棄來之不易的自由，也不願回到馬里蘭來為婚姻而戰。
我幾乎可以感同身受，現實生活中到達費城的塔布曼是如何強烈地思念著自己的親人，又如何堅信自己可以成為拯救身邊朋友的燈塔。她回到馬里蘭，第一個去找自己的父母。她的父母儘管還算不上年邁，但多年的勞作已經讓他們無法長距離逃跑了。她用一匹老馬做了一架破爛的拖車，僅有兩塊木板，一塊讓人坐在上面，一塊掛在下面搭著腿。
此後這輛車穿梭於種植園之間，將一批批的黑奴送往車站。塔布曼會在路上吟唱著一首歌：
“黑暗與荊棘是必經之路， 朝聖者會找到方向； 但為了無盡的生命啊， 這都是值得忍耐的苦……”
這歌聲成了她的符號，在黑奴中廣為傳播，成就了他們的聖徒摩西之歌。
從1850到1860年之間，塔布曼多次返回馬里蘭，通過“地下鐵道”，解救了數百位奴隸。與此同時，她費盡心機尋找自己失散被買賣的親人，包括兄弟姐妹和他們的孩子。在一個已經相當健全的地下鐵道網絡下，她成了該網路最成功的一位操作人。
從“地下鐵道”到“間諜人生”
“她告訴他，自己不懂在那裡為何，在那裡作何。她只知道自己不願再逃。”
——《地下鐵道》
1850年12月，塔布曼第一次直接參與了救援任務，救出了母女3人；
1851年，她救出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和另外兩個男人。 同一年年底，她救出了11個人，次年，9人；
1854年聖誕節前後，她救出了4個家人在內的6個人（可能還有兩個匿名人士）；
……
越來越多的奴隸主怕她、恨她，4萬美金懸賞抓住她。但塔布曼膽大心細，在幫助奴隸逃亡的路上，採取嚴格的軍隊制度，決不許任何人拖後腿。她南下19次，竟從未被抓住。一路上，她總能找到願意為他們提供避難的好心人。她把所有的積蓄都用在了這個事業上，只要能錢能管用地方，她都大方的使出來，甚至僱人把那些尋奴啟事的廣告撕掉。
塔布曼在19世紀50年代末期的多次反奴隸制演講中提到，自己曾經8、9次往返南北，救出了50到60人。但從現在已有的馬里蘭和加拿大的旅行記錄中，我們已經能找到13次記錄，認為她曾南下19次。她也為另外60—70人提供了通往“自由之路”的詳細指示。
塔布曼對美國廢奴的貢獻絕不僅限於地下鐵道。
1858年，她在加拿大見到了約翰·布朗。後者舉行了廢奴武裝起義，試圖展開一場針對解放黑人奴隸的運動。該事件直接導致美國南北矛盾升級，是一年後美國南北戰爭的導火索。
塔布曼在那次見面中，將她對美國東部“地下鐵道”的所知傾囊相授，為他的計劃提供建議，並答應他為該地區的逃犯提供幫助。約翰·布朗希望塔布曼能一起加入襲擊，但塔布曼當時剛好生病，沒能參加。 不過，她用另一種方式加入了南北戰爭：在戰爭中有三年時間，她都在佛羅里達和卡羅萊納做護士，照顧傷員。
塔布曼，一個矮小的女人，總是帶著頭巾，缺幾顆門牙，長得並沒有什麼明顯特徵。這使得她很容易就混進了叛軍領土，成為了詹姆斯·蒙哥馬利上校指揮下的一個間諜。
她潛入南部，收集信息，掌握了待解放區域的棉花倉庫、彈藥庫和奴隸的位置信息。
根據她的信息，蒙哥馬利上校在南部沿海進行了多次突擊。而三年來的所有這些工作，塔布曼只得到了兩百美元的酬金。她需要自己製作餡餅、薑餅和啤酒來支持生活。
戰後，她返回紐約上州的奧本縣與家人生活在一起，餘生都致力於幫助黑人融入自由生活。
結語
“把女性頭像換上20刀”運動已經持續了好些年，目標是在2020年——女性投票平權百年的時間點，在這個頻繁使用的面額紙幣上換一位女性臉孔。
2016年4月20日，美國財政部宣佈將取下20美金紙鈔上的傑克遜總統頭像，換成了這個出生年份都不詳的黑人女性：哈莉特·塔布曼——這位解放黑奴運動領袖在問卷調查中遠超埃莉諾·羅斯福、羅莎·帕克斯。她在美國民眾心目中，有著比羅斯福總統之妻、美國第一夫人還高的認知度。
認識美國黑奴的歷史是理解當代美國社會發展的很重要因素，然而侷限於地理的差距、時空的距離、有限的材料，大多數奴隸都化為了那個龐大陰影的一部分 。從一本《地下鐵道》中，從小說裡16歲黑奴少女科拉的逃離與成長，或有一窺原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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