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儒家经典《四书》之一，有“儒家《圣经》”或“中国《圣经》”之称。作者曾参，是先秦儒门五圣之一，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

当代著名生命学家、东方生命研究院创立人潘麟先生撰写的《〈大学〉广义》，是生命科学系列经典之一，2015年8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中，先生以其清净圆满之心性发人所未发，以其深邃高远之觉照见人所未见，不仅系统地阐释了儒家“成德之教”的特色、内涵与当代价值，而且创造性地阐释了儒家“内圣外王”之理想如何得以成立及其先天根据等，首次深度而透彻地阐明了《大学》之“三纲”的内涵与意义，因而此书成为中国学术界百年来“新儒学”思潮中又一扛鼎之作。

潘麟先生撰写的《〈大学〉广义》，在“生命与国学”头条号专栏连载中，敬请关注。

致知在格物

朱子新编《大学》于“传”之第五章下，以“按语”方式补入一段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致也。”因这一段语在后世影响很大，学者视此补语等同于《大学》原文，故有必要对此补语略作疏解：

朱子将“致知”之“知”理解为主观的、主体的认知功能，和依此认知能力通过五官所获取到的各种外界信息与知识。如此理解“致知”之“知”，则其“知”即为通常意义上的“经验知识”和“经验智慧”，为感官所感知的外在之知识、后天之知识、耳目见闻之知识、经验之知识、形而下之知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知识（只有很少部分涉及到生命科学知识）、逻辑支配下的事物的结构性知识、对经验的归纳与综合之知识。将“物”理解成与感官相对的外界之事事物物。如此意会“格物”之“物”，其物则为形而下之事物、与感官相对之事物、纯客体之事物、时空内有限之事物、现象界之事物、实然（堕性）之事物、心体性体处于离其自己阶段内形成之事物（佛家谓之缘起缘灭之事物）。

因为朱子如此理解“致知”之“知”与“格物”之“物”，那就不难理解朱子将“格物”之“格”字训为“至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朱子《大学章句》）物的运行、变化以及物与物之间各种关系，谓之“事”。古来皆将“事”与“物”二词联用为“事物”，也时常将“事物”简称为“事”，或“物”。依朱子之解，格物即是尽可能深入地，或尽可能全面透彻地“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此“心”不是孟子所谓的“本心”和“四端之心”。孟子所言的“本心”和“四端之心”是良能、良知之心，是心体之心，是先验智慧之心，是性体本有自明之觉心，是绝对之心和形而上之心。朱子此处所言之心，是经验之心，是后天之心，是感官认知之心，是相对之心和形而下之心。朱子之心可成就经验知识和经验智慧，依此知识和智慧，可成就人文文化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但不能成就自律道德下的德化人生和圣贤境界。在后天心灵依于感官和经验智慧而认识到的“物莫不有理”之“理”，是外界事物的形构之理、材质之理、形而下的物理，而不是形而上的超越之理、存在之理、心性之理、生命之理、绝对之理、解脱之理、觉醒之理。

“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格物，是逐物格将去；致知，则是推得渐广。”“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但物格于彼，则知尽于此矣。致知、格物，只是一个。”“格，谓至也，所谓实行到那地头。如南剑人往建宁，须到得郡厅上，方是至，若只到建阳境上，即不谓知至也。”（朱子《语类》）由此而明，“惟于理有未穷”之“理”为现象世界之物理，是经验的、材质的、相对的、感官的、形而下之理。“故其知有不尽也”之“知”是形而下的见闻之知、经验之知。因现象世界变幻无穷、缘起缘灭，永无尽头，若欲穷尽现象世界所有事物的全部形构之理、材质之理，事物与事物之间复杂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庄生所言之“知”与朱子所意味的“致知”之“知”为同一之知，皆为后天形而下的经验之知、耳目见闻之知。此知只能成就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能实现人生之终极关怀和生命解脱，故“殆已”。

朱子像

“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朱子论《大学》曰：“此一书之间，要紧只在‘格物’两字，认得这里看，则许多说自是闲了。”（朱子《语类》）“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这是朱子著名的“即物穷理”一说之来源，其意为：在我们已经了解和掌握的事物之理（形而下之物理）的基础上，（合乎逻辑规律）不断地推究其根源，简言之，以已知推求未知，“以求至乎其极”，即不断地格物，不懈地推究、思维、观察、演算、分析下去。——这正是庄生所言的“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朱子认为他的“即物穷理”之说直承《大学》“格物致知”之教而来，是《大学》承其先，他只是当然地继其后而已，故而有“是以《大学》始教，云云”。问题在于，自《大学》开始，是不是如此这般地教导后人？陆王回应曰：“非是。”我们的回答亦曰“不然”。

“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我们坚持不懈地观察一物，分析一物，思维一物，“用力之久”，就会怎么样呢？“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这只不过是将此前散乱的知道串连起来，由点及面，由面及体而已，只不过是此前分析、思维和演算所得的知识，在量累积到一定程度时自然地发生的质变，即由演算上达于综合，由零散上达于系统，由部分上达于整体，由分析上达于归纳，由感性认识上达于知性认识而已。“量集与质变”“演算与综合”“零散与系统”“部分与整体”“分析与归纳”“感性与知性”等等，皆属于经验知识和经验智慧之范畴，“一旦豁然贯通”是经验层面的贯通，是同层面的贯通，并非异层之飞跃，也非后天返还先天的贯通，更非下学而上达的贯通。此处甚为吃紧，学者不可不辨。

“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之“心”是感官的感知功能，是后天之心，是经验主义的见闻之心，是现代西方心理学所言的认知之心，佛家曰“识心”或“执著心”。此“全体大用”是经验之心的全体大用，不是先天本有之心体的全体大用。若是先天之心体的全体大用，那是生命的终极圆觉，是圣贤之化境。“无不明”之“明”同样是经验层面的明白，是由量累到质变时的明白，是由零散到系统时的明白，是由部分到整体时的明白，是分析到归纳时的明白，是感性到知性时的明白。此类明白可以成就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创造与发明，牛顿遇苹果落地而发现万有引力即属此“明白”。朱子不懂后天的感性、知性内的“明白”，与心体、性体彰显发明的开悟，有着本质上的差异，断不可混为一谈。这是朱子学最为惑众之处。

朱子曰：“格物是梦觉关。格得来是觉，格不得只是梦。”（《朱子语类》）致知格物确为圣道之关键、迷悟之骨节。但仅依朱子所言之“格物致知”为“即物而穷其理”，故注重对外界一事一物之考察，如此之觉，不是心性本明之觉，而是后天经验之解悟。此解悟只能成就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之发明创造，只能成就外在的解脱，不能成就生命科学所言之内在的解脱，与儒者追求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之至善化境，与佛家追求的证悟大般涅槃、获无上正等正觉，与基督教追求的道成肉身等，相去不可以里程计也。依朱子“将心与理，折而为二”（将“心”理解为经验主义的“认知之心”，将“物”理解为形而下的“客体之物”），如此之“觉”，诚如阳明所言“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支离破碎”，故属于外觉，在此觉知下所发现的真理，是经验真理、形构真理、外延真理、客观物理，不是内觉。惟内觉所发现、发明之真理，才是先验真理，才是内容真理，才是生命真理，才是解脱真理，才是心性本有之理（性理而非物理）。外觉之觉，最多属于理悟、解悟，而非生命证悟，故此觉绝非东方儒佛道等文明体系中所追求的终极之“正觉”“道德”“明德”“至善”之觉。

王阳明生于朱子之学极盛的明代。“有明学术，从前悉数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黄宗羲《明儒学案》）在朱子盛名之下，起初王阳明也是朱子学之追随者，顺着朱子学所言的“致知”之“知”是指后天经验知识，“格物”之“物”是形而下的感官相对的外界客体之物，一路探究下去，于是就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阳明格竹”事件。据阳明先生名著《传习录》载：“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这里意思，却要说与诸公知道。”——大家都说要遵循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但能够身体力行的并不多。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实实在在地践行过：有一年，我跟一位钱姓友人一起讨论通过格物致知来做圣贤，决定先从自家花园亭子前面的竹子格起。我的朋友对着竹子想穷尽其中的理，结果用尽心思，不但理没格到，反倒劳累成疾。于是我自己接着去格竹子，坚持了七天，结果同样是理没有格出来，自己反生了一场大病。并以此认为自己和朋友没有做圣人的能力。自从我在贵州龙场驿大悟儒家圣贤心性之道后，方才明白“无心外之物”的道理。所谓“格物”，无非是反躬内省，逆觉体证，挣脱种种束缚（超越一切）后的直下醒悟即是。

现在我们来看看阳明是如何理会“致知”和“格物”的：

“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扩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良知明觉者也；“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大学问》）

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发，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之事，格之必尽。夫天理则吾事亲之良知，无私欲之间，而得以致其极。知致则意无所欺，而可诚矣；意诚则心无所放，而可正矣。格物如格君之格，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古本大学旁释》）

格物是止于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传习录》）

潘麟先生《〈大学〉广义》（连载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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