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春秋》观发微
张立恩
西北师范大学哲学系
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四月初一日壬寅
耶稣2019年5月5日
作为宋学之集大成者，朱熹遍注群经，然独于《春秋》未有成书，是以清季以降，论《春秋》者多以朱熹《春秋》说在《春秋》学史上地位不高。如周予同称：“朱子之在《春秋》学史上，实无地位之可言。”
晚近，随着经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深入，学界对朱熹《春秋》说之评价有所改观，如宋鼎宗指出，朱熹《春秋》说“予后儒之影响，极其深远”，而曾亦、郭晓东则反思周氏之说，以其说“稍嫌武断，殆未深考南宋以后《春秋》学之主流也”。诚如其所言，朱熹《春秋》学于后世《春秋》经说实有不容忽视之影响。而对于其《春秋》学之认识，首要的就是其《春秋》观。
在这一问题上，宋鼎宗、赵伯雄、罗军凤等前辈学者多以朱熹主《春秋》为史，无一字褒贬之说，然此说实有未尽之处。朱熹在《朱子语类》及《四书集注》中皆有论及《春秋》之语。综考其语，可见其《春秋》观。
反思汉唐《春秋》学主流
众所周知，褒贬凡例之说肇端于公榖，造极于两汉，流播于晋唐，实为由汉至唐《春秋》学之主流。
晋人范宁（字武子，339—401）《春秋榖梁传序》论其效曰：“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巿朝之挞。”即便是崇尚以事说经之左氏古文学，亦不摒弃褒贬经说，晋人杜预（字元凯，222—285）《春秋左氏传序》称：“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
东汉以降，公榖式微，左氏独兴。晋唐《春秋》学者在继承左氏古文学史学趋向的同时，亦承继其褒贬方法，最为典型的个案即极为推崇《左传》的刘知己（字子玄，661—721），其既称“夫子所修之史是曰《春秋》”，而又以“《春秋》之所书本以褒贬为主”。中唐时期，以啖助、赵匡、陆淳师徒为代表的新《春秋》学风潮兴起，解经“杂采三传，以意去取”。
宋儒延续其风，如孙复、刘敞、程颐、胡安国等人虽擅逞意说经，但在解经方法上，亦皆不废“例”法，是以《四库总目》称其“名为弃传从经，所弃者特《左氏》事迹，《公羊》《榖梁》月日例耳。其推阐讥贬，少可多否，实阴本《公羊》《榖梁》法”。
对朱熹而言，以褒贬说经则有厚污圣人之嫌，他说：“今人看《春秋》，必要谓某字讥某人。如此，则是孔子专任私意，妄为褒贬！”“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是以在教导弟子如何读《春秋》时，朱熹明言“只如看史样看”，并在《语类》卷八十三中反复申明《春秋》无褒贬、据实直书的观点。
其之所以采取这一立场，是因为在他看来，“圣人光明正大，不应以一二字加褒贬于人”。基于上述立场，朱熹在三传当中尤重《左传》，主张“《春秋》之书，且据《左氏》”，因为《左传》“据实而书”，于史事见大义。
然而，朱熹并不接受左氏家以孔子为史家、《春秋》为史书的观念。按照左氏家如杜预《春秋左氏传序》的说法，《春秋》“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则《春秋》是史书，孔子是史家，但这与朱熹对孔子和《春秋》的理解是相冲突的。
对朱熹而言，孔子是理想人格化身的圣人，而《春秋》为经是无可怀疑的，此由其在《语类》中对《春秋》之为经的反复申说即可看出，且其明言《春秋》大义在于“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
可见，在朱熹眼中，《春秋》是经，但可以像看史那样去理解《春秋》。他认为这一说法的理论根据在于，“圣人据鲁史以书其事，使人自观之，以为鉴戒尔”，“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
再度认同褒贬说
朱熹反对以褒贬凡例解《春秋》，而褒贬凡例说的实质是将经文用语的差异视为孔子个人意志的体现，所谓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那么，对褒贬凡例说的摒弃也就意味着否定了经文之辞与孔子意志的关联。因而，对朱熹而言，证成《春秋》为经就成为一个严重的理论问题。
实际上，朱熹也意识到了这一理论风险，所以当其弟子蔡元定（字季通，1135—1198）以充分发挥了文辞褒贬风格的朱熹自己的著作《通鉴纲目》为例质疑朱熹有关《春秋》的上述说法时，朱熹又表示《春秋》确有孔子之意，所谓“圣人虽有意，今亦不可知，却妄为之说，不得”。
而在回答另一弟子徐兄有关《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时，朱熹则承认《春秋》为孔子“写出鲁史，中间微有更改尔”。而在注解孟子所云“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时，朱熹还引用了《公羊传》中“其辞则丘有罪焉尔”一语，并注称：“盖言断之在己，所谓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者也”，表现出将圣人之意与经文语词相关联的意图。
不仅如此，在注解孟子所谓“《春秋》，天子之事”时，朱熹先引述胡安国《春秋传》的解说，而后下己意：“愚谓孔子作《春秋》以讨乱贼，则致治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也。”
而胡安国的注解是继承了汉儒赵岐（字邠卿，约108—201）以孔子为“素王”的说法，所以朱熹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为公羊家所称道的“素王”之说，所以清代今文家皮锡瑞（字鹿门，1850—1908）称赞“《孟子》之言与《公羊》合，朱子之注深得《孟子》之旨”。由此可见，朱熹并未完全放弃以褒贬说经。
事实上，朱熹确曾声称：“《春秋》本是严底文字，圣人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贬。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款司，极是严紧，一字不敢胡乱下”，并在分析僖公二十八年经文“晋侯侵曹，晋侯伐卫”“楚人救卫”时指出：“其辞皆圣人笔削，要来此处看义理。”
综上，朱熹基于对圣人观念的重新理解，提出《春秋》无褒贬，据实书之的观点，但因这一理论无法证成《春秋》之为经，因此，他又表现出对文辞褒贬说经的某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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