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薔 1967年12月出生於北京，1985年發行首張專輯《東京之夜》後，兩年之間推出15張唱片總銷量超過兩千萬，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掀起了一股狂熱的“迪斯科熱潮”。1986年成為首位登上美國《時代週刊》的內地女歌手。
張薔（左）與母親登上《時代週刊》。
2013年張薔推出專輯《別再問我什麼是迪斯科》。
1984年張薔燙了標誌性的爆炸頭，去年她在推出新專輯時復刻了當年的造型。 圖/視覺中國
她曾是內地唱片銷量紀錄的保持者，也是首位登上《時代週刊》的內地女歌手，最紅的時候，音像公司拿一套四合院換她一張專輯。那是1987年，她尚不滿20歲，卻已經結結實實地火了三年，在同齡人中，在整個音樂界裡，沒有對手。
改革開放後的八十年代，人們對文藝作品的渴求，註定了一些人要走上時代的舞臺，在風口中，成為激盪。張薔是其中的佼佼者，她毫不費力地取得了一個歌手能取得的一切，隨後又毫無徵兆地退隱，在時代背景與個人命運的因緣際會中，張薔本性裡對自由和美的追求，讓她的人生與音樂成為時代的孤品。
製造浪潮的女孩
首張專輯起印60萬張，一售而空
在張薔的記憶裡，改革開放後最明顯的變化是可以穿得好看了，人們戴著彩色耳環走在大街上，似乎宣告著一個新時代已經來臨。
在此之前，美是一種集體意志，在個人生活中長期缺位，更與感受無關。她一度羨慕三十年代的舊上海，十里洋場中的女性，體態婀娜，風情萬種。
中學時代的張薔已經顯露出與眾不同的特質。她是學校裡唯一穿紅皮鞋上學的學生，不僅是校內的焦點，也成了校外的重點關注對象。放學路上，會被社會青年“截”。
當時社會青年並非貶義，詞意中性，僅限字面。在通訊方式並不發達的年代，年輕人交友方式幾乎只能如此，她害怕也很得意。
對於中學時代的張薔來說，美只是模仿，但是對美的嚮往，則是本能，似乎她天生對那些浪漫的、唯美的事物有著更強的感受力。她曾因為受到一部愛情電影的感動，回家對著鏡子狂練接吻，但總覺得缺少點神韻。第二天上學，她用課本擋住自己，對著教室牆繼續練，同學問她為什麼面壁，她說，練親嘴呢。
那部電影的女主角在張薔眼裡美得如同一隻豹子，電影場景有現實中不存在的華麗，所有人都穿得很好，像《了不起的蓋茨比》裡的生活。那時她有很多想穿的衣服，商店裡買不到，只能跟母親一起手工製作。
張薔的母親是中國電影樂團的小提琴手，她的古典音樂底子就是源於母親。中國電影樂團除了音樂演出外，還要為各類電影、電視、紀錄片、專題片錄音，樂團裡常有國外唱片作內部資料，張薔和母親會把最新的音樂翻錄。同時，家裡的“海外關係”也為她提供了大量音樂，這些是她最早的音樂啟蒙，而張薔接觸到的唱片封面、國外電影、雜誌也在影響著她的審美。
因為母親工作的緣故，張薔看的聽的，都是國外的演出和音樂，她漸漸篤定了自己未來要走的路——當歌手，並且與眾不同。下定決心後，張薔很快離開了學校，那時，沒有任何人會想到，這個十幾歲的女孩，會在隨後的日子裡開創一個新的浪潮。
成為歌手的經歷異常順利，當然，這也是個被講述過多次的故事。1984年，張薔母親的院團同事告訴她，雲南音像想簽約一批年輕歌手，知道張薔唱得不錯，可以去試試。
張薔在北京錄製了小樣寄過去，隨後，對方邀請她去雲南錄音，半個月時間，第一張專輯《東京之夜》誕生，張薔拿到1400元唱片酬勞，在月工資兩位數的時代，這筆錢稱得上鉅款。
專輯上市後出乎意料地爆紅，起印60萬張一售而空，隨後加印了250萬張，她的聲音開始出現在大街小巷，商店裡都在放她的歌。隨後，雲南音像決定以六倍的酬金再與張薔簽約一張專輯，她差點成為被一張專輯成就的萬元戶，但財務上已經完全自由了，“在哪兒我都是大戶，沒有比我有錢的，我們團（中國電影樂團）也是我最有錢。”張薔舉例，“相當於把我們團所有編制（的收入）全給我一人，就這麼牛。”然而這還僅僅是個開始，到她出國留學前換外匯時，現金已經需要用行李箱來裝，一次可以換完一條街所有的美元。
很多“老人”嫉妒張薔，對她非科班的出身頗有微詞，張薔不以為然，“沒辦法，人就認我，買我的賬，誰嫉妒都沒用。”那時雖然她剛剛離開校園一年，但已對自己、對職業有著超越年齡的認知，她明白一個歌手的價值是由市場決定的，而不是某個人或某個單位。
那時大家沒有版權意識，一首公認的好歌通常可以聽到數個版本。在首張專輯《東京之夜》中，張薔選擇的翻唱作品多是自己喜愛的，選歌的標準是節奏明快、曲調優美、律動感強，能讓人快樂的歌。如今看來，《東京之夜》整張專輯的製作和編曲都非常簡陋，但張薔的聲音在那個時候已經可以帶給人們足夠的驚喜。
對歌手來說，聲音的辨識度是重要的先決條件，張薔的嗓音既甜膩、浪漫、性感，又摩登、失真、虛幻，因此她的歌曲已不僅僅是一種抒情，同時也在延展人們對音樂、對生活的想象。一位與張薔年齡相仿的資深歌迷說，那時候張薔的嗓音是又乖又壞，又風流又純情，所以年輕人都喜歡她，好聽，來勁。
或許還有一點別的原因，在這張專輯裡，多數歌詞是敘事形式，口吻是少女式的，語感類似日記。在大家表達感情仍顯羞澀的日子裡，張薔歌裡直白的快樂和憂傷，於很多人的心靈都是明晃晃的存在，甚至還有一絲挑逗禁忌的快感。
隨後，張薔在兩年內接連推出15張專輯，總銷量超過兩千萬，留下無數首被傳唱的金曲，徹底成為潮流的主宰者，“最輝煌的時候，音樂圈我說什麼是什麼，我唱什麼全國人民聽什麼。”
她的形象也有了更多的變化。漁網襪、露背裝、高跟鞋都不再是畫報上的圖片，而是她生活中的實用品，張薔有大把機會把它們穿出去，尤其在迪斯科舞會上，她總是最吸引人的那類女孩。這期間還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她在1984年燙了標誌性的爆炸頭，終於在一年多之後，等來了有定型功能的摩絲，她再也不用隔幾個月就去重新燙一回了。
我的黃金時代
有個叫莫言的青年要和我合作
張薔說自己在最紅的時候選擇離開，沒有一點遺憾，因為成名之路太過順利，也就不那麼珍惜。“我屬於一步登天的，不像很多歌手住地下室，好不容易混到了這一步。我的起點很高，上來就錄音。走過短暫的穴，當時我也不怎麼選擇走穴，因為一張專輯已經掙了人家好幾年的錢。”
那時演出市場火爆且混亂，到處是穴頭，穴頭又到處攢人演出，很多穴頭不靠譜。張薔說，以前唱搖滾的遇到這種情況最多，唱完穴頭跑了，樂隊連回來的路費都沒有。
這種不靠譜的事沒有在她身上發生過，她最開始走穴便跟著著名的穴頭郭傳林，也是後來締造了黑豹樂隊的經紀人，同行的有全國最火的演員劉曉慶，張薔很多穴都是跟劉曉慶走的，兩人住一屋。
張薔走穴的價格是八塊錢一場，而且是合同先行，她也是最早受到合約保護的歌手，當時那種不算規範的合約，是後來很多合約的雛形。她的唱片合約也經常多出一個條款，在唱片發行前，不得參與其他唱片的錄製工作。張薔遇到最糟糕的走穴是現場沒有麥克風，她拿著開會用的大喇叭唱的歌，不過，這對很多常年走穴的歌手來說，並不是一個值得記住的片段。
生活對她始終是寵愛的，就像歌迷對她的態度一樣。那時她在舞臺上不與觀眾互動，報幕員報完幕，她便直接上去唱，一句話不說，“我那會兒比較害羞，沒有什麼親和力，比王菲還酷呢。但是我唱的音樂形式他們接受，我是來展示自我的。”
在首體的一場拼盤演出中，張薔倒數第二個出場。那會兒的場館演出文化是國罵，觀眾都跟球迷似的。當晚每個演員上臺都會被攻擊一番，直到報幕員說出張薔的名字，罵聲變成歡呼聲。等張薔唱完，觀眾開始向場地內扔鋼鏰，“像一場閃著銀光的雨。”張薔說，扔下來的鋼鏰最大面值是五分的，大多都是一分二分的，但是數量實在太多了，她記得她和伴唱周曉鷗在演出後每人都撿了一帽子的錢。後來，周曉鷗和當時伴奏的鼓手二毛組建了紅極一時的流行搖滾樂隊——零點樂隊。
沒有演出的時候，張薔常帶著周曉鷗、二毛、吉他手大毛去飯店吃好的。那時喜歡來找她玩的還有常寬和欒樹，有一次欒樹在她家唱了首自己寫的歌，張薔對欒樹說，你將來一定會成功，這個歌好聽。
在如今的公眾印象中，是摩登天空與新褲子樂隊把張薔和搖滾樂聯繫到了一起。但將張薔早期的音樂和生活完全鋪開，可以看到中國搖滾樂和原創音樂萌芽狀態時的寫照。她說自己從未與搖滾圈走得很近，但在當時，能感覺到欒樹、丁武、高旗、常寬這些後來的樂隊主唱都已顯露出才華。她印象最深的是崔健，籤合同時會告訴對方找他律師談，張薔覺得他還挺狂，還找律師，有事不都找片警嗎？
張薔出道後，經紀人一直是她的母親。許多歌迷會找上門來，母親幫忙接待，曾有一個山東口音的青年經常來，張薔母親也是山東人，便多了點親切。男青年說自己是寫東西的，希望以後可以合作。張薔說對這個人最深的印象是送他出門時，總覺得他的背影看著很辛苦。除此之外，她只記得名字，因為特別，男青年曾向她母親解釋過，莫言就是少說話的意思。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張薔想起自己也曾認識一位同名的寫作者，便上網搜了照片，發現真是曾經認識的那個文學青年，感慨道，怎麼這麼老了！
在張薔身上，很難看到年代感，她永遠是現在時的狀態，一切都顯得自然而然。即使她現在的音樂被貼上覆古標籤，可代表的卻是時髦的風格。她喜歡的東西一直沒有本質上的變化，因此懷舊對她來說，是毫無必要的抒情。從1984年走紅，到1987年忽然遠赴澳大利亞留學，中間的三年時間，是她自己作為歌手的黃金時代。但對張薔來說，黃金時代也存在很大的問題——當時所有的路都不是很好，不適合穿高跟鞋。
不如跳舞
去迪斯科舞會是種享受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迪斯科風潮，還沒有真正成為大眾娛樂活動，絕大多數人對迪斯科的瞭解僅僅停留在磁帶上，去舞廳跳迪斯科，是少數人的生活。
那時舞會稀缺，能跳迪斯科的舞會更少，誰有舞會的信息，或者有混進舞會的能力，都可以成為現實生活裡的資本。
“那會兒玩北京迪斯科的都得有背景的，不是說隨便沒點關係，拿護照就能進的。”張薔說當時北京有幾個著名的地方，外交公寓、西苑飯店、麗都、崑崙飯店，在裡面跳舞的都是最時髦的年輕人。
非迪斯科的舞會中，北冰洋汽水是奢侈品，但在迪斯科場所裡，大家喝可樂和進口的橙汁。對張薔來說，那時候參加迪斯科舞會，是至高無上的享受，“音樂都是麥當娜，大屏幕那種，可帶勁了，一到我喜歡的我就上去，不喜歡了我就回來喝水。”
參加迪斯科舞會的女孩會暗中攀比，彼此較勁。常有一些被張薔形容為假酷的女孩，永遠叼著煙，見人就翻白眼，後來都陸續嫁到了國外，還有另一些女孩，幾乎都在九十年代選擇了下海經商，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剩下的，也是最少的，便是張薔這種單純去享受音樂的。
蕾絲絲襪是當時迪斯科女孩的標準裝備，棕色是罕見的頂配，即使在舞會上，也不太容易見到，張薔是唯一穿漁網襪去的。男孩的眼神是女孩之間勝負的體現，經常全場都看她一個人。
“男孩子看你吧，總有一種惡狼式的、渴望的眼神，那就是我們心裡想滿足的東西，是我們想要的。這就是迪斯科文化，你要證明你很有吸引力”。
她只希望認識漂亮的男孩，“那種斯文的，個高腿長，白白淨淨，看起來沒有什麼攻擊性的。”如果需要現實作為註腳，就是費翔、劉文正那樣的長相。
八十年代的迪斯科文化裡，男孩長得漂亮就是核心競爭力，有沒有錢不在考慮範圍內，人們也沒有這些概念。當時她有一個非常符合自己審美的男朋友，兩人總去高檔場所消費，大多都是她買單。
那時認識她的人太多，在公共場合、甚至公交車上都會被陌生人截，要跟她磕終身。張薔說消費高的地兒人少，因此不容易起衝突，男朋友屬於斯文型，戰鬥力不強。她遇到過特別野的社會青年，撇腿坐在自行車上，手裡握著鏈子，車把上還蹲著一隻猴，這些也發生在八十年代。
倒帶40年
1 改革開放後最想去哪裡看看？去了嗎？
張薔：那會兒最想去的地方應該是美國吧。我也向往過，還翻出衣服，想著到美國後穿哪件。那會兒我聽的音樂很多都是美國的。所以我就想看看到底是什麼樣子。但是到現在我都沒去過，也不想去了。
2 那時哪部文藝作品對你產生的觸動最深？
張薔：文學我記憶中好像是《雷雨》。電影的話，像山口百惠演的《絕唱》，還有《永恆的愛情》《卡桑德拉大橋》，這些都是我們改革開放後看到的電影。音樂方面，是日本的佐田雅志，他唱的最著名的歌曲叫《男子漢宣言》。當年在上海，看完他的演出，年輕男女都特興奮，不想回家，必須到小館子裡繼續聊音樂。但是我當時沒在上海，是我同學跟我說的。
3 還記得改革開放後，買的第一件以前想買而買不到的東西是什麼嗎？
張薔：那時候特渴望一個眼影盤，就是那種有很多顏色的，地攤上17塊錢一個，廣州進口的。後來在友誼商店看見過，等我有了經濟條件時，又看不上了。
4 當時有什麼夢想？
張薔：那會兒我的夢想是進歌舞團，當一個真正的歌唱演員，端一輩子鐵飯碗。但是一直沒實現。當時我想進廣播樂團，正好張政是團長，我和他關係挺好，他說你來吧，結果滿北京找我的檔案找不著。不知道誰給我弄丟了，所以一直沒機會進入體制內。
採寫/新京報記者 湯博 人物攝影/新京報記者 朱駿
閱讀更多 新京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