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CWM50）學術成員、社科院副院長、學部委員、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 近日在“2018崇禮（夏季）中國城市發展論壇”上強調，面對穩中有變的經濟形勢的變化，切忌掉入慣性思維的陷阱。
在談到中美貿易爭端時，高培勇指出，在過去五年我們已經逐步形成對於經濟形勢的基本判斷和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格局，而中美貿易爭端所帶來的經濟形勢的變化是否到了足以改變我們對經濟形勢的判斷和宏觀經濟政策佈局的地步，是我們今天面對一系列新挑戰、新問題時應首先回答的一個問題。
在談到近期圍繞經濟形勢變化提出的減稅和擴大基建投資兩方面政策建議時，高培勇認為，無論是減稅還是擴大基建投資，事實上都體現為對積極的財政政策該怎麼認識的問題，雖然字眼相同、表達相同，但是基本目標和基本行動路線相對於十年之前所發生的變化，不是小變化，而是大的變化。“積極”二字在十年前是以擴張來定義的，但在今天不能繼續用擴張來定義積極財政政策。
對於下一步應追求的發展目標，高培勇認為，目前已提出的一些發展目標都很重要，都是我們發展必須追求的。面對經濟形勢的新變化，更重要的是要保持定力，認清目標後，將重點放在具體實施路徑上。
CWM50學術成員、社科院副院長、學部委員、
經濟研究所所長 高培勇
我在這裡表達一個基本的觀點，即面對穩中有變的經濟形勢，切忌滑入慣性思維的陷阱。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要表達這樣一個基本的看法？近一段時間，特別是在7月6號中美貿易爭端正式開啟之後，我們一直面臨兩個問題：
1.隨著中美貿易爭端的開啟，我們的宏觀經濟形勢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該怎麼去看？
2.面對中美貿易爭端所帶來的經濟形勢的變化，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該做怎樣的調整，來實現經濟目標？
說到經濟形勢變化的時候，大家集中於外部環境，如7月31日中央政治局研討經濟形勢時，用了一個表述，即：外部環境明顯變化。大家手頭拿到的這次會議指南，用的是如下表述，即：外需面臨超高不確定性。也就是說當談到宏觀經濟形勢判斷時，大家聚焦於外部環境和外需，當談到宏觀經濟政策該做如何調整時，提出基本主張就是擴大內需或適時擴大內需，包括今天會議的主題“城鎮化”也被視為最大的內需或第一內需，首當其衝作為擴大內需的對象。
這樣一種判斷，讓我們一下子想到了十年之前，大約也是在這個季節，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持續發酵，並且波及中國。在那樣一種背景條件下，我們也主要是針對外部環境和外需劇烈的變化實施了以放水為主要特徵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包括四萬億投資等等，都是因此而生。
把十年前所發生的事情和十年後今天所發生的事情對接在一起的時候，雖然不是100%的相同，但是也有著超高比例的相似。會議指南在描述宏觀經濟政策要發生變化時，特別是談到7月3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研討經濟形勢用的措詞時，媒體的表達是“重新放水”，會議指南上用的是“迫使決策層在7月下旬重啟寬鬆”。在這個時候，有一個問題是不能不回答的，即以中美貿易爭端所帶來的經濟形勢的變化，甚至可以說是十分劇烈的變化，是否到了足以改變我們對經濟形勢的判斷和宏觀經濟政策佈局的地步？改變的對象是十八大以來，我們在過去五年當中逐步形成對於經濟形勢的一種基本判斷，逐步形成對宏觀經濟政策的一種基本格局，是否有必要做調整，是否到了必須做調整的地步？這是今天面對一系列新挑戰、新問題時不得不首先回答的一個問題。
如，經濟發展新常態，這是我們對經濟形勢的一個基本判斷。但是講到新常態時，是有具體標的的。
首先，講的是經濟運行當中面對的主要矛盾是結構問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當談到主要矛盾是結構問題時，排除的是主要矛盾不是總量問題，當談到矛盾主要方面在供給側的時候，排除的是主要矛盾不在需求側。現在這種經濟形勢變化是否有必要做調整呢？主要矛盾要從結構轉向總量嗎？矛盾主要方面要從供給側轉向需求側了嗎？我們不能不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當然，有主要矛盾時還有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是結構問題，次要矛盾可能是總量問題，主要矛盾主要方面在供給側，次要方面可能在需求側。這種主次之間的位次有沒有必要在今天做調整？
第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做宏觀經濟政策的主線索來實施的，當談到主線索時，不排除有次線索，但認定是主線索時，實際上表達這樣的意思，我們佈局宏觀經濟政策首先是站在供給側，緊盯的是供給側的變化，所要解決的問題是結構調整，所動用的手段，除了政策手段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依賴改革。所有這些都是參照需求管理政策而提出的，換言之，當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替代的是需求管理政策這樣一條主線索，而需求管理，站在需求側，緊盯需求總量，做短期的對沖性調整，追求的是短期的穩定。問題就來了，當面對經濟形勢穩中有變這樣一種變化時，有沒有必要調整宏觀經濟政策的主線索？
第三，高質量發展，當談到高質量發展時，我們深知面對不作為參照系，所改變的是高速度增長。高質量發展首先關注的是經濟發展的質量、經濟發展的效益，按十九大報告的表達是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當意識到高質量替代的是高速增長的時候，而且面對經濟形勢有新的變化時，我們是否也要調整這樣一種發展思路呢？
其實我更想表達的是，面對經濟形勢的新變化，我們還要保持定力，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為指導，面對複雜的經濟需求。今天會議有兩個方面的提法是非常重要的，如：踐行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道路，有效提升消費、擴大民間投資，以冬奧為契機推動消費升級，實現京津冀一體化。這些都很重要，都要作為我們下一步發展必須追求的目標，現在的問題是該如何在新的形勢，特別是在穩中有變的新形勢下，實現這些目標，該如何去做。
最近一段時間圍繞經濟形勢變化，我所見到的政策建議大體集中在兩個方面：1.減稅。2.擴大基建投資。無論是減稅還是擴大基建投資，都不是新提法，都不是新字眼，都是我們所頗為熟悉的經濟政策的手段。但問題是今天重啟這兩個方面的政策措施和十年前使用這兩個方面的政策措施完全不是一回事，雖然字眼相同、表達相同，但是基本目標和基本行動路線相對於十年之前所發生的變化，不是小變化，而是大的變化。
如，減稅，誰都知道減稅是怎麼回事，但也誰都知道在過去減稅所聚焦的目標是擴大需求，不管是擴大民間的需求，還是擴大企業的需求，都是奔著擴大需求而去的。但在今天談到減稅時，它所針對的或者主要瞄準的是降成本，而不是簡單的擴大需求。
因此，今天談到減稅時，有兩個重要的標誌特別值得關注：
第一，不是總量性的減稅，而是結構性的減稅，不是減稅就減了，而是瞄準特定的部位、瞄準特定的群體，而實施的減稅。
第二，所瞄準的不是擴大內需，而是降成本。
具體的表現，大家回顧一下過去五年，我們在減稅問題上所走過的基本路徑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一是迄今為止我們看到的減稅基本減的都是間接稅，而不是直接稅。目前減稅最大的項目是營改增，而營改增的納稅人是企業。營改增不管涉及到增值稅還是營業稅，都屬於在流轉環節所增的稅，這是非常重要的，迄今為止沒涉及到其他方面的稅種。涉及到的小稅種也屬於都是流轉稅系列的。
二是減的稅都是企業稅，而不是個人稅。每當重要的公告發布時，強調減稅降費主要減的是涉企收稅、涉企收費，基本上沒有涉及到個人。
三是減稅的資金來源，儘管在執行過程中有偏差，但是在目標上所依賴的是減少政府支出，在去年政府工作報告當中提了一個新詞“節用裕民”，以削減政府支出為通道，來減少企業的涉稅、涉費問題。
當大家看到這些方面變化時，再來體會政策目標是降成本，降的是企業的成本，降的是實體經濟的成本，而不是簡單的擴大內需、擴大需求時，這種操作的基本理念和行動路線與以往有很大不同的。今天說減稅固然有利於擴大總需求，有利於次級消費，但是在操作手段、操作理念上是迂迴的，不是直接的，這是我們需要特別忠實的一條。
講到基建投資，劉世錦主任非常清晰地論證了一條，為什麼要擴大基建投資？按照傳統思維理念，無非是刺激需求，通過政府擴大支出的一種辦法來擴大需求、擴大內需，這是我們傳統的一種說法。但是在今天當談到擴大基建投資時，請大家注意，即便在7月31日中央政治局研討經濟形勢所提出要擴大需求的時候，談到基建投資，談的是兩個方面的目標，即擴大需求和結構調整。哪怕面對中美貿易爭端開啟之後的一種穩中有變的新形勢的壓力，提的還是雙重目標，擴大需求和結構調整。再回到黨的十九大報告當中談到投資時，講的是發揮投資對於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性作用。因而在今天談到擴大基建投資和十年前所操用的那樣一種以四萬億為代表的擴大投資的思維理念和行動路線都是不一樣的，特別是忌諱以舉債的方式、以擴大赤字的方式來擴大內需、擴大投資。
無論是減稅還是擴大基建投資，事實上都體現為對積極的財政政策該怎麼認識的問題，也就是說“積極”二字在十年前是以擴張來定義的，將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換一種表達，叫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但在十年後的今天還能否繼續用擴張來定義積極財政政策？我以為是不行的，這和媒體上普遍談到的積極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效，被解讀為對目前的擴張力度不滿意，要進一步擴大擴張力度的解答，是不一樣的。決策層面對積極財政政策新部署時所操用的字眼，其一，積極財政政策要在擴大內需和結構調整方面更加積極有效；其二，不搞大水漫灌；其三，在財政赤字問題上要特別謹慎。
2017年，面臨那麼大穩增長壓力，還是把財政赤字在絕對數字上穩定在23800億，在相對數字上控制在GDP的3%以內。在2018年，財政赤字絕對額沒變，但經濟體量變了，佔GDP比重已經由3%下降到2.6%。
說了那麼多，回到我開始演講之前所發表的觀點，即面對穩中有變的經濟形勢的變化，切忌掉入慣性思維的陷阱，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來面對經濟形勢的變化，來佈局宏觀經濟政策，我們是在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來談論、討論、研討經濟問題。因此，以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來面對新挑戰、寫問題，從而走出一條中國城鎮化發展的新的路子，走出一條契合高質量發展新的路子，我想在今天提出來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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