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卿美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日两国的国运转折之战。对于这场战争，日本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战胜中国自然也很合理。要说战争准备，其实中国与日本同时在准备，两国都准备了三十年，最后还是以日本胜出。尽管原因有很多，但与日本这个民族积极进取、虚心好学有很大关系。比如甲午战争前对于中文的学习，日军就曾做足了功夫。
1879年11月的一天，16名日本年轻人悄悄抵达北京，他们的到来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日本人不是来访问的，也不是来学习技术的，而是专门学习中文的，且以北京官话为主。这批年轻学生正是日军参谋本部派遣到中国，专门学习中文为主。理由是为了中日友好交流，便于做翻译，“便于语言翻译之用，有培养译员之必要。”
图为甲午战争中的日军
其实这只是日本方面冠冕堂皇的理由，因为只有这样，清政府才会批准。在上海则有专门接收日本人的中文学校。如宗方小太郎，1884年进入上海东洋学馆学习中文。当时没人知道，宗方小太郎是日本间谍。根据日方统计资料，从1873年到1888年，仅日本军方就派出了166人赴中国开展军事侦察、情报搜集工作。他们或伪装成商人，或是伪装成朝鲜人，在中国四处游历。宗方小太郎就曾伪装成药材商人，有时为了掩盖语言方面的劣势，在北方活动时，宗方小太郎还经常假装自己是福建人。
其实，日本本土也有中文学校，如1871年，外务省创立的汉文学所。1873年，在东京成立的汉语私塾日清社。但由于水平有限，日本不得不派出学生到中国本土学习中文。两年学成后，这些学生回到日本均做了中文教师。日清社甚至还花重金从中国聘请中国人做中文老师。这就是请外教。
自1880年后，日本各地的中文学校发展迅速，大都为日军学习中文所用。如兴亚会支那语学校、专门培养日军的陆军与海军官兵学习中文。1883年成立的日本陆军大学也有专门的中文学习科目。
与此同时，为了迅速提高日军官兵的中文水平，日军主持出版了各种学习中文教材，如《支那文典》、《日清会话自在》、《兵要支那话》、《支那话要略》等。日军提醒官兵，这些书籍就是做“有事之日”、“ 他日之用”。所谓“有事”、“他日”是否暗示两国未来会发生战争不得而知，但书中内容则明显有了侵略者的影子。
在《兵要支那话》一书中，列举了大量与军事相关的日常用语，如“有枪子弹吗”、“扎死你”、“你营里有多少人”、“你不肯说实话就打死你”、“水师提督是谁呀？”。在《日清会话自在》一书中，也有很多恐吓用语，如“快说实话还可以叫你活着”、“把他押到牢里去”、 “若是跑就杀你”等。
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后的四年内，出版了大约60多部中文教材。尤其是在1894年的9月，仅仅一个月，就出版了7部。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与澎湖列岛被割让给日本，日本方面又出版了很多学习“台湾语”的教材。另据统计，在甲午战争前的三百年中，日本共翻译了中文著作大概有129种。
这些学习中文的出版物不是在后方使用，而是要上前线的。尤其是前线冲锋攻城略地之时，更是要携带这些翻译教材。战争打到哪里，教材就要带到哪里。通常是，前线部队给后勤部门发电报，需要多少本什么书。比如1895 年 2 月 39日，日本大本营大生定孝副官给大生中佐发给参谋本部藤井大佐发电报，点名要求紧急运送400部《日清会话》。
不仅前线的广大官兵需要学习汉语，随军的翻译更要学习。官兵只需学习一些常用语即可，但翻译不同，必须具备日常沟通交流的能力，而且翻译的数量也不是少数，仅仅日本陆军第二师团就需要32名翻译。不仅前线部队需要翻译，后勤医护部队、战地医院同样需要翻译，因为日军要救治大量的清军战俘（这点不如清军干脆，遇日军战俘一律斩首）。清军战俘被关进监狱后，也需要翻译。
通过这些战争细节的还原，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日军攻下一个城市时，或是俘虏了清军士兵后，首先会用刚学到的中文进行盘问、恐吓，“不说实话就杀了你”、“你们有多少士兵？”、“水师提督叫什么？”。甚至日军的一些士兵还会随身携带中文小册子，遇到不知道怎么说、怎么发音时，赶快翻翻小本本。
随军翻译的征调大多来自各中文学校，如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就紧急征调了日清贸易研究所的150名学员赴前线做翻译。在这些翻译中，有一个人叫御幡雅文。他就是1879年11月被派到北京学习中文的16名留学生之一。在甲午战争打响后，御幡雅文已经是日军里的权威翻译。
甲午战争前的若干年，估计很多日本人都不明白“有事之日”、“他日之用”指的是未来的侵华战争。但显然，从日军对中文的积极学习来看，日军高层对这场侵华战争是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
不过有一点值得深思，那就是日军在下苦功在学习中文的同时，清军有人学习日文吗？恐怕连这种意识都没有。学习对方语言，也是一种知己知彼。不知彼，怎能不败。甲午战败后，中国人猛醒，原来隔壁邻居已经是我们的老师。于是，中国开始掀起赴日留学热。相比日本提前二十年的布局，中国人明显有点后知后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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